绪论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视域中的相关理论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视域中的廉洁文化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视域中的民族精神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视域中的时代精神

第二章  中华廉洁文化内涵、属性及其主要特征

  第一节  廉洁文化与廉政文化

  第二节  中华廉洁文化内涵及其层次性特征

  第三节  中华廉洁文化本质属性

  第四节  中华廉洁文化主要特征

第三章  中华民族时代精神要素、特征及其功能属性

  第一节  时代、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

  第二节  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核心要素和基本要素

  第三节  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现实形态和主要特征

  第四节  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功能属性

  第五节  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旗帜

第四章  基于廉洁文化培育时代精神的历史机缘

  第一节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呼吁

  第二节  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召唤

  第三节  从容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要求

第五章  廉洁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互动发展

  第一节  廉洁文化与时代精神互动发展机制

  第二节  廉洁文化与时代精神互动发展规律

第六章  廉洁文化在培育时代精神中的基础作用

  第一节  廉洁文化与时代精神内在同一性

  第二节  廉洁文化为构建时代精神培基固本

第七章  基于廉洁文化培育时代精神的路径选择

  第一节  继承中华廉洁文化精华培育时代精神

  第二节  弘扬共产党人清廉品质培育时代精神

  第三节  借鉴世界反腐倡廉成果培育时代精神

  第四节  把廉洁奉公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一）廉洁文化国内外研究综述

1.国内研究综述

中华廉洁文化源远流长，但对该课题的系统研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反腐倡廉的紧迫性和全国第一个中华廉洁文化研究会——湖南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的成立（2004年12月26日）而兴起的。通过几年努力，目前国内已形成了比较完整、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中华廉洁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沈其新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该成果首次全面系统探讨了中华廉洁文化的科学含义、丰富内涵、基本特征、价值功能、发展进程、发展规律等，初步构建了中华廉洁文化的理论体系。具体而言，理论界关于中华廉洁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论题：

一是关于中华廉洁文化的定义和特征。《中华廉洁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一书从探讨“廉洁”二字的基本含义出发，第一次对中华廉洁文化作了完整界定：“中华廉洁文化是关于廉洁的知识、理论、信仰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及其相互关系的文化总和，是中华优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并指出，中华廉洁文化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融合的文化形态，除具有一般文化所共有的延续性、独特性和超前性特征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典型的民族性、广泛的人民性、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权力的指向性。

二是关于中华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及其社会功能。张忠良等指出，中华廉洁文化本质上是政治伦理文化、道德诚信文化和社会价值理念文化，其社会功能体现为，中华廉洁文化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精神动力、道德基础和价值导向张丹丹，张忠良：《中华廉洁文化的内在本质与社会功能论略》，《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3~4页。。汪太理强调，中华廉洁文化具有教育引导、优化创新和调控维护等社会功能，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核心要素和中国共产党“生命线”的基本要素之一袁越兴，汪太理：《廉洁文化：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日报》2004年12月16日。。王军民则把廉洁文化的功能归纳为导向、教育和规范三大功能王军民：《充分发挥廉洁文化的三大功能》，《中外企业文化》2008年第7期，第31页。。

三是关于中华清廉精神的特性及其影响。中华清廉精神具有典型的民族文化特色，是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政府的精神动力；它要求执政者廉洁自律、恪守宗旨、执政为民，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地位的鲜亮旗帜；它集中体现老百姓对当政者品行的要求，与民心向背息息相关，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典型品质沈其新：《清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典型品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0期，第68~70页；《清廉：先进性的重要体现》，《人民日报》2005年8月24日；《清廉精神的四大特性及其影响》，《江汉论坛》2007年第6期，第69~71页。。

四是关于弘扬和建设中华廉洁文化的途径和意义。就建设途径而言，有学者指出，廉洁文化建设要构建起“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固化于制”的“三位一体”廉洁文化体系，目的是通过营造廉洁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使廉洁成为人人信守的理想信念中煤集团大屯公司：《构建“三位一体”廉洁文化体系》，《中国监察》2006第15期，第25~26页。。赵佳琪提出，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应该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成果，从改进立法技术与立法理念、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行政监察、舆论监督等方面进行；同时注重传播手段、理论研究及社会实践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文化价值评判标准赵佳琪：《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探析》，《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55~57页。。针对不少人认为党的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点的观点，冷福榜强调，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要在教育青少年和规范教师行为上下工夫，并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冷福榜：《对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思考》，《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100~102页。。

就现实意义而论，大量的论著探讨了廉洁文化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廉洁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基础作用。并指出，廉洁文化是当前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宝贵资源和有效手段，是推动社会廉洁建设的重要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条件、伦理道德基础和合理价值理念杨正武：《论廉洁文化与领导干部优良生活作风的形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49~52页；汪太理：《廉洁文化是战胜腐败的强大力量》，《企业文明》2006年第8期，第26~28页；张忠良，张丹丹：《和谐社会视域中的中华廉洁文化的构建》，《江汉论坛》2007年第3期，第130~132页。。

五是关于廉政文化、中外反腐败的理论与实践。有相当部分论著集中探讨了廉政文化理论与建设、反腐败理论与实践。有专门研究廉政文化理论、中国廉政文化发展史以及当代中国廉政文化建设实践的，如《廉政文化论》（王文升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出版）、《廉政文化建设新论》（本书课题组编著，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有专门研究国外廉政文化建设与反腐败理论和实践的，如《国外廉政文化概略》（孙晓莉编著，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出版）、《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何增科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等；有对中外廉政思想、理论、制度等作对比研究的，如《廉政理论研究》（周卫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也有大量关注中外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如《通往廉洁之路——中外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季正矩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王沪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外国腐败之风与廉政之道》（刘洪潮著，新华出版社2000年出版）、《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反腐败6论》（邵景均著，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反腐倡廉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学者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腐败的含义、成因、现状、反腐败的对策，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思想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在实践层面关于廉洁文化课题有两个重大事件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是湖南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和两届中华廉洁文化论坛的成功举办。2004年12月，全国第一个中华廉洁文化研究会——湖南华夏廉洁文化研究会成立。随后于2007年和2009年，由它牵头，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华廉洁文化论坛。这一系列举动有力推进了中华廉洁文化的研究。第二是全国各地廉洁文化“六进”活动的开展。自2005年始，中央倡导开展了廉洁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的活动。多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自觉把廉洁文化建设纳入发展先进文化的大局，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使廉洁文化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廉洁文化“六进”工作呈现出可喜的势头。

2.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理论界对廉洁文化的研究起因于腐败问题的困扰，而真正意义上的廉洁文化研究则始于新加坡李光耀总理创建廉洁政府时期，但对中华廉洁文化的关注却是近年才有的事。总体来看，国外廉洁文化研究的主要视角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府，集中体现为腐败与反腐败的理论和实践。

西方国家的腐败理论可以追溯到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和卢梭等Joel L. Fleishman,Lance Liebman,and Mark H. Moore,eds,Public Duties:The Moral Obligation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97.。其中，马基雅维利被称为“近代以来系统研究腐败现象的第一人”［美］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在《论李维》、《君主论》等著作中，他将腐败划分为公民腐败、城邦腐败和政治制度腐败等几种类型，并各自对它们进行了区分和界定；他分析了腐败产生的根源，探讨了反腐败的相关制度设计，还提出以道德的重建来弥补制度的不足等诸多真知灼见参见刘优良，王宾新：《腐败及其克服之道——马基雅维里反腐败思想探析》，《怀化学院学报》2006第10期，第30~33页。。但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并没有引发学界广泛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腐败问题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注意，并开展了大范围研究。他们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领域来界定腐败的含义、揭露腐败的危害、揭示腐败的起因、探讨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对策，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关于腐败的定义。西方学者纷纷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探讨腐败的含义。杰拉尔德·凯登（Gerald E. Caiden）把腐败看作是“一个拥有权力的人，即一个负有责任的官职人员，通过非合法提供的货币或其他报酬，被引诱采取一个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的行动”Gerald E. Caiden,Naomi J. Caiden,“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Vol.37，No.(May/June 1977),p.302.。阿克曼(R. Ackerman)把腐败等价于贿赂，认为腐败就是“第三方为了影响代理人的行为而在不知晓的前提下向其进行一定的非法支付”R.Ackerman,“The Economics of Corruption,”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75,4（2）.。阿诺德·罗高(Arnold Rogow)和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认为，腐败是“一个公共制度或市民秩序把特殊利益高于公共利益之上，为了特殊的有利条件而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Alan Cottlieb and Dave Workman,Double Trouble，Daschle and Gephardt，Capitol Hill Bullies,Bellevue，Washington:Merril Press,August2001,p.2.。乔治·C·S.本森(George C·S.Benson)和他的助手认为，腐败是“所有非法地和非道德地使用政府权威作为考虑个人或政治所得的结果”George C.S.Benson,with the assistance of Steven A. Maaranen,Alan Heslop,Political Corruption in America,Lexington,MA:Lexington Book,1978,p.13.。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化（败）是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A.谢莱法和R.韦欣尼认为，腐败是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而约瑟夫·奈(Joseph Nye)则认为，“腐败是由于与私人(家庭、关系密切的私人集团)有关金钱或地位的收益，或违反针对行使某些种类的与私人有关的影响的规则，而偏离一个公共角色的标准职责的行为。”Joseph S. Nye. Jr,“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A Cost-Benefit Analysi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1,No.2（June 1967）,p.419.目前大多数学者比较赞同这一定义。从宏观看，这些定义基本上都是围绕公共责任、公共利益或公共舆论来界定腐败的参见周琪：《西方学者对腐败的理论研究》，《美国研究》2005年第4期，第38~55页。。

关于腐败的起因。20世纪之前，马基雅维利将腐败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基于“人性恶”基础上的人之私欲以及权势者的权欲、基督教教会的堕落、社会的不平等现实、人民遭到排斥等方面参见刘优良，王宾新：《腐败及其克服之道——马基雅维里反腐败思想探析》，《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第30~33页。；英国政治家阿克顿在《自由与权力》中揭示腐败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不民主，或者说是权力的集中，认为“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60年代以来，学者们展开了广泛探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把腐败看做是缺乏政治制度化的结果。他在1972年出版的《比较政治腐败》一书中提出，作为非正式的政治影响过程，腐败可能在正式的政治制度没有能力应对社会对它所提出的要求时最为猖獗。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把腐败看做是市场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认为，腐败并不是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是，半生不熟、设计粗略、执行不完全的市场改革可能的确会促进腐败。苏珊·罗斯一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在《腐败：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认为，腐败的范围和程度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从国家取得多少利益，官员们办事权限的大小，私下交易的风险，行贿受贿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弗里德里克用道德堕落来解释腐败。萨缪尔·亨廷顿则强调，是现代化的过程促进了腐败。他指出，现代化剧烈进行的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最为猖獗的时期，因为现代化造成了价值观念的变化，创造了新的财富和权力，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规则并没有限定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尚未接受关于这些财富和权力的现代规则Samuel P.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59~71.。

腐败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有学者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了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文化与它的腐败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在发展中国家，公共官员普遍面临着是忠诚于国家、政府，还是忠诚于家族、朋友的选择。而在传统的文化氛围中，家族利益常常高于国家利益，为谋取家族利益而违反国家法律会受到家族成员的支持和赞赏。其次，在传统社会里，送礼是一种大家普遍接受的习俗，而且礼品的价值轻重往往和尊重程度、敬重程度成正比。这就使得送礼与贿赂等腐败行为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为腐败蔓延提供了条件。再次，在传统社会中，公共官员的行为不是由法律而是由内心的道德信念来调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法制观念比较淡薄，而重在对道德良心负责，因而容易出现腐败现象。参见孙晓莉：《国外廉政文化研究概略》，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针对华盛顿政坛的腐败，布热津斯基在2002年曾表示，“我们创立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非法和不道德之间没有区别”，正是在这种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利欲熏心的政府高官们无不争先恐后地追逐万能的金钱”。

关于腐败的现状和危害。对于腐败的滋生、蔓延及其趋势，学者们有较清醒的认识。1993年4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将公共道德的崩溃列为6个最紧迫问题之一。9月，委内瑞拉《宇宙报》载《意识形态之后——腐败》一文，断言：冷战结束后，腐败在民主国家变成了最大的政治问题，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决定的两极世界正在被腐败和清廉之分所取代。同年，罗马俱乐部提出报告，颇为突出地把政治腐败与环境污染列为21世纪两大难题；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全球混乱》中则预言：21世纪将出现“腐败大规模蔓延”的趋势。目前，腐败已发展成为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丑恶现象，被人们称为继恐怖主义、气候变暖和金融危机之后的又一“全球性威胁”。正如金伯利·A.艾略特在《腐败与全球经济》一书中所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所谓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腐败几乎无处不在。”

腐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美国学者劳努曾深刻地指出：“腐败是政府最大的痼疾，其危害仅次于暴政。”小约翰·T.劳努：《贿赂》，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00页。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认为，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哈里森：《第三世界：艰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页。。美国《世界新闻报》1993年10月载《腐败与人权》称，腐败行为不仅给各国国库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同样使这些国家的人权受到影响。因为，国家财产被侵吞，国家用于建设和公共福利事业的资金因而减少。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腐败尤具破坏性，它使许多国家每年损失其急需用于改善医疗保健、教育、清洁用水和基础设施等工作的巨额款项，成为阻碍这些国家脱贫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09年12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纪念国际反腐败日致辞时强调，腐败是阻碍世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大障碍之一。

关于反腐败的对策。马基雅维利认为，共和国要防止腐败，制度设计最为关键，但由于“整治普遍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是找不到的”［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98、187页。，因此，需要重建道德，以弥补制度的缺陷。美国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比改进机构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套更为深刻的道德观。”转引自季正矩，陈德元主编：《他山之石：海外反腐肃贪要览》，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5页。加里·贝克尔认为，惩罚机制是决定腐败行为发生概率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惩罚将会降低腐败行为Beckor. Gary,“G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1968）,pp.169~217.。里特伽德强调要“加强中央、地方、民众以及其他各方面对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内外监督与控制等”里特伽德著、李宪斌译：《控制腐败》，中央编译出版杜1998年版，第7页。。杰拉尔德·凯敦则在分析了政治腐败的系列特点之后理性地总结说，腐败可以通过适当的措施来减轻和抑制，但只要产生腐败的因素仍然存在，只要人类是不完美的，腐败就不可能彻底消除；反腐败的措施所寻求的是把腐败驱逐出重要的管理领域，缩小其范围，减少其发生。参见周琪：《西方学者对腐败的理论研究》，《美国研究》2005年第4期，第38~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