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上篇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论述研究

  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论述研究

  江泽民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论述研究

  胡锦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论述研究

  中共其他领导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经典论述研究

中篇

  毛泽东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邓小平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江泽民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胡锦涛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下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10）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19491119664）

  “文化大革命”及两年徘徊时期（19665197812）

  改革开放时期（1978?12——）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导论

一、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代发展相结合、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下简称“三化”）。深入开展对中国共产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经典论述研究，对更好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更好地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有助于准确地把握我党马克思主义“三化”思想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与人民群众、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的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四类著作和文献中：第一类集中在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选集、文选、文集、文稿、年谱中；第二类集中体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选和讲话中；第三类集中体现在“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献中；第四类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文献和文件中，特别是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的重要文献、文件中。开展对我党领导人的著作和我党文献资料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化”论述的研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对我党领导人的著作和我党文献资料中的马克思主义“三化”论述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才能准确地掌握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思想和理论。

2.有助于历史的、全面的、完整系统的把握马克思主义“三化”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规律。

要历史的、全面的、完整系统的把握我党马克思主义“三化”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规律，需要站在时代高度和立足当代课题，精心研读中国共产党人的原著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从原著和文献中探寻马克思主义“三化”思想的发展脉搏。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在我党的历史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命题和任务。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39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讲到了中国化及其大众化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因此，学校也不能只教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忽视当前实际任务。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现在很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马克思主义“三化”是由毛泽东提出和开拓的，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坚持和发展起来的。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化”论述的文本研究，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化”思想的一脉相承性，真正历史的、系统的把握我党马克思主义“三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从而掌握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精神实质。

二、本课题研究遵循的原则

1.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理论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但是因为它们在理论上前后承继，更根本的是它们通过实践纽带的联系，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概括，为新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离开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三化”既不可能实现，也会变得毫无意义。理论和实践的这种辩证运动是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正是这种辩证运动不断为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而研究承载马克思主义的“三化”理论成果的著作文本，就要注重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双重探索，要在研读文本中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三化”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要把不同时期的实践产生的具有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化”理论著作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实事求是探索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行的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的“三化”理论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体系。

2.坚持研究的客观性原则

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文本，就是研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党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文献。这些文本有些是党的领袖本人独撰的，有些却是由国内一流专家学者多次讨论研究、反复修改才定稿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决议、公报等，都是经过多次周密调研,甚至小范围试行并反复修订才提出来的，为了表述得更精确、更恰当，有时字斟句酌到了“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地步。这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文本和党的文献资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写作出版的，是客观存在的，具有自身的本来意义，我们在研读时，不能因为研究者和读者的理解而改变，研究者和读者只是通过对文本的研究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三化”文本本来意义，而不是改变马克思主义“三化”文本的本来意义，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的必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理论是历史的、开放的，并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绝不能变成对马克思主义“三化”文本的任意解释，必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三化”文本的客观性理解，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他们就曾表达过客观性原则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他们曾经说过：“《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恩格斯还指出：“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没有的东西塞进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页。。对于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研究而言，理解的客观性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只有首先承认马克思“三化”的文本具有的自身的客观意义，承认我党领袖在其著作中表达的确定思想，我们才有可能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思想的客观发展变化过程，才能联系我们的现实生活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

3.坚持研究的系统性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的这些理论成果，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系统的科学思想体系。因此，我们研究我党领袖群体的著作和党的文献资料，掌握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形成的理论体系，必须坚持系统性原则进行研究，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三化”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一脉相承，体现了历史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而这些理论成果又都是通过不同时期我党领袖的著作和党的文献资料等文本表现出来的。因此，坚持系统性原则，历史的系统的研读马克思主义“三化”不同时期的文本，才能弄清马克思主义“三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从宏观上分析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三化”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4.坚持研究的整体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是一个整体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三化”是同一个过程。在我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统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将革命事业推向前进。毛泽东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革命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他用非常朴素的人民群众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他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让人民群众掌握哲学。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问题。邓小平也常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例如，他用“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俗话来表达自己对待特殊时期生产关系的看法。江泽民同志在他的著作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他强调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要讲究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努力使理论和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5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更加明确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任务。因此，进行我党领袖群体的著作和党的文献等文本研究，必须坚持整体性原则，把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作为整体去探索、挖掘和研究，不能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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