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
出版时间:2015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
本书概述:本书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诞生以来的电子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历程和成果。本书从理论研究、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网络教育创新和管理服务育人等五个方面,选择了在这一发展历程中的论文,经验交流文
作者姓名: 王志强,申小蓉
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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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定价:78
内容简介
本书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诞生以来的电子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历程和成果。本书从理论研究、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网络教育创新和管理服务育人等五个方面,选择了在这一发展历程中的论文,经验交流文章,从不同侧面展示电子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学科建设的成就和特点。
作者简介
作者是电子科技大学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师、辅导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课堂教学、方法创新方面作了长期的探索,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表了系列文章。
第一篇 理论研究篇
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里程碑
邓小平国际战略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对中共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塑造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形象的历史贡献
论邓小平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相统一的思想
和平、发展与历史大时代——试论邓小平时代理论的深远意义
邓小平作为与时俱进典范的个人主观条件——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而作
论德育环境三维理论模型的现实价值
当代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
和谐社会的宪政意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略意义和实现方式
论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中的独特贡献
马克思货币本质观与国际货币金融危机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几点思考
论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在张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视野中的前沿问题
第二篇 课堂教学篇
以邓小平理为中心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学
认真搞好“邓小平理论概论”课教学
怎样讲授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
思想政治理论课创造性教学系统的构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角色的科学定位和有效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的整体性问题
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为例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生态化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教学的几点思考
红色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理论及实践教学中的融入路径及其时代意义
第三篇 校园文化建设篇
以文化育人为核心打造“五位一体”的大学文化
新信息环境中的高校图书馆文化品牌构建——以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八角书斋”为例
让科学之树绽放人文之花——电子科技大学特色校园文化建设实践探索
论文化强国视野下的大学文化建设
高校机器人研创文化建设的探索与思考——以电子科技大学为例
信息技术对校园文化传播体系构建带来的挑战及对策分析
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创新研究
当代社会思潮对高校师生影响的研究现状与思考
第四篇 网络教育创新篇
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据、特点和研究内容
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与外化
关于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范畴体系的思考
探索校园网络渗透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新形式——虚拟社会实践
研究领域抑或学科:我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定位的再思考
基于网络人际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分析
高校网络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大学生网民群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解析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新论
试论网络搜索引擎在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基于泛在学习理念的成人思想政治教育新生长点探析
当代大学生网络成瘾的逻辑分析
第五篇 管理服务育人篇
高校后勤保障与学校人才培养的关系之实践性探究
90后大学生特征及思政教育思索
社会网络分析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大学文化建设为推力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下的网络舆情管理与引导
以ACM/ICPC竞赛为载体探索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
加强和改进高校国防生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如何适应网络化环境的需要
后 记
第一篇 理论研究篇
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前的一个时髦术语和热门话题,伴随着近年来东欧各国政治局势的激烈动荡和一些国家公开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这个问题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有的人甚至主张将“民主社会主义”引进到中国来。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能否用“民主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
毛泽东曾经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96页)中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大国,鸦片战争之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956年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民主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的思想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早在20年代初期,就有人在中国贩卖这种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潮,以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0年9月,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聘请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演。在社会观方面,罗素极力反对阶级斗争,公开反对十月革命的道路,宣扬劳资调和,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它是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张通过阶级调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演变。与此同时,张东荪在上海发表《由内地派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文章,挑起基尔特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接着,他又发表《现在与将来》,梁启超也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谬论。
面对这股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等共产主义者进行了严肃的批驳。他们主张开展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这场论战,以基尔特社会主义分子的失败而告终。
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同上第507页)他强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同上第607页)
30年代初,被称为“玄学鬼”的张君劢出版《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主张社会改良,反对阶级观念和暴力革命。1933年他同张东荪等人成立了“国家社会党”。1946年,“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其主张由原来的“国家社会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民主社会党纲领》提出,要以“公道原则、法律手续,转移私有财产,逐渐达到社会主义。”同年11月,该党公开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参加伪国大,因此被民盟开除。1949年5月,民社党宣布继续追随国民党,后随国民党迁往台湾。中国民主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再次证明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民主社会主义是非科学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民主社会主义表面上主张搞社会主义,走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三条社会主义道路。但实际上,它主张和推行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它的理论和观点,没有越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实际发展的框架;在实践上,更没有根本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时至今日,没有哪一个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例如,瑞典就公开承认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社会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起着明显的抗争和破坏作用。
1989年以来,东欧的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一些国家公开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开始向民生社会主义过渡。国际风云的变化,使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年来的实际表明,东欧一些国家的变化,并没有按照民主社会主义者们所设计的轨道运行,例如,波兰处于掌权地位的是团结工会,该工会主席瓦文萨已明确表示要搞资本主义。匈牙利的党尽管改成了社会党,但已失去执政地位,仅仅成为一个小小的在野党,而执政党明确表示要“把匈牙利引向西方式民主”。民主德国今年3月大选,东德共产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但也失去执政党的地位,而由西德总理支持的德国联盟成了执政党。报界称两个德国签署的联合条约,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宣言”,两德的合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西德“吃掉”原本是社会主义的东德。总之,民主社会主义对东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绝不是福音,而是一场历史的倒退和灾难。外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今后十年东欧将成为西欧的半殖民地。”
需要指出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和东欧的演变,对我国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因为它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又贴上民主的标签,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加之我国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竭力鼓吹,在部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诱惑力。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彻底肃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教育群众充分认识其危害。如果要用民主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那就是说,要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放弃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果真如此,中国只能重新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绝不会有什么“社会主义”。
历史一再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科学社会主义才是中国人民正确的历史选择,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里程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题中之意。中国共产党人在漫长的历程中,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人民解放和国家独立,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并在这个进程中,创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根本任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根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有曲折和反复,但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社会主义必将通过各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取得胜利。所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逐步向共产主义前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目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崇高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要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趋于成熟的根本标志。江泽民说得好:“在70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不顺畅,它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只有到了遵义会议,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得到顺利发展。1938年,毛泽东向全党正式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的历史任务。(《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88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之后,在长期酝酿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中的第一篇(新民主主义革命篇)。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1949年我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中国寻找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项根本任务。这项任务比起第一项任务来,更艰巨、更复杂、更困难。在中国这样一个贫困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很不容易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基本上照抄苏联的模式。对于这种“抄”,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是必要的”,另外一方面“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到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出了苏联模式的一些问题,也暴露了我国照搬苏联模式的不少弊端,促使毛泽东把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上日程。1956年4月,他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次年2月,他又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就。遗憾的是,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毛泽东没有按照这些正确思想走下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再一次出现了曲折。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几十年间,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是总的来说还需要很好的探索,近几年国际上发生的急剧变化,使这个问题更加引人深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层的原因,是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正是从这些国家剧变的深刻教训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82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中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1-372页。)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终于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继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就是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深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历史进程的科学总结和理论表现。因此,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构筑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第二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篇)。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体系两大篇之间有一条鲜明的红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串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衔接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两大篇的纽带,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性,不仅表现在对毛泽东思想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继承;也不仅表现在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直接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更直接地表现为,这个理论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有很多闪光的思想和极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他提出企业独立性和自主权的问题,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来研究;他发出过用50年到100年的时间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号召。这些思想和观点都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国内外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以及毛泽东本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片面理解,使毛泽东的探索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航道。毛泽东深知“建设社会主义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并感到他自己理论准备不足和力不从心。他坦诚地说过,“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正是由于这些诸多因素,毛泽东的晚年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误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但是,正如没有民主革命时期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就不会创立毛泽东思想一样。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挫折及其总结,也就不会产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对我们造成的灾难是不小的,但是我们总结了经验,如果没有这个总结,我们就不可能有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整套方针和政策。”(转引自198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么样搞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21页。)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探索者,但是他未能完成自己提出的历史任务。“文化大革命”之后,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是邓小平。邓小平承继了毛泽东未竟之业,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指导全党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用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多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总结性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四大把这个理论概括写进了党章。这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的理论贡献,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党的十四大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党的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十四大最大的贡献,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概括。这次新的概括,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增添了许多新的重要观点,着重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理论高度进行了论述,使这个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和系统,标志着中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中共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个伟大创造。
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正是建筑在这个传统观念之上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摆脱了这种观念,形成了新的认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在这个基础上,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突破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的藩篱,在社会主义旗帜上第一次写上了“市场经济”四个大字。这是一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英明决策。它标志着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上又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争论的焦点。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成败和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他们也认识到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但是他们仍然沿袭“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的传统观念,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认为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抛弃社会主义。于是他们抛弃共产党的领导,毁掉社会主义旗帜,挖除公有制的基础,改变社会制度,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挫折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比他们高明。其高明度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辩证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
综上所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十四大确认了马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全党各项工作的指导地位,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