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公共政策学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公共政策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

   第二节   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第四节   公共政策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第二章   公共政策的本质与功能

   第一节   公共政策的涵义与特征

   第二节   公共政策的类型

   第三节   公共政策的功能

第三章   公共政策系统

   第一节   公共政策主体与客体

   第二节   公共政策的媒体系统

   第三节   公共政策环境

   第四节   公共政策系统的运行

第四章   公共政策分析的方法与理论

   第一节   公共政策分析模型概述

   第二节   公共政策分析的决策方法模型

   第三节   政策分析的基本理论

第五章   公共政策制定

   第一节   公共政策问题的形成与确认

   第二节   公共政策议程的建立

   第三节   政策规划

   第四节   公共政策抉择

   第四节   公共政策合法化

第六章   政策执行

   第一节   政策执行概述

   第二节   公共政策执行的程序与手段

   第三节   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第七章   公共政策的评估与监控

   第一节   公共政策评估

   第二节   公共政策的监控

第八章   公共政策变迁与政策周期

   第一节   公共政策调整

   第二节   公共政策的终结

   第三节   公共政策的运行周期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  公共政策学的形成与发展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现代社会中，政策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几乎无处不在。这里的政策也就是俗话中所说的规和矩。可以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政策的包围之中，没有政策的必要干预，就难以保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然而，要使政策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意志，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对公共政策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相关人员还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因此，了解公共政策学兴起与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进程，弄清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对象、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于公共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公共政策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

公共政策学曾经被认为是二战后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里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大、应用领域最广泛、实证性最强的学科之一。那么，这门全新的学科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呢？

一般来说，一门新学科的产生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必然会导致一些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产生，这就是新学科的雏形；二是科学内部的矛盾运动，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矛盾，科学本身就不能向前发展，而矛盾的解决必须伴随着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的产生。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便导致新学科的产生。所要解决的问题或矛盾，就是新学科研究的对象。公共政策学是适应科学内部发展和社会实践需要的综合性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一、公共政策学产生的社会根源

政策科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誉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突破”以及“当代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发展”。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曾指出，公共政策运动和公共政策学科之所以诞生于美国，是因为美国“的确有适合公共政策学生长的土壤”。所谓适合公共政策学产生的土壤主要是指当时的美国社会中具有适合公共政策知识产生的特别的社会因素。综观当时的美国社会可以发现，促使公共政策学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行为主义盛行、社会问题增多、政府管理的实际需要和政策替代文化的出现。

（一）行为主义盛行

由于需要对传统政治学制度化、规范化研究方法局限性的克服，欧洲大陆实证哲学及经验社会研究方法的影响，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政治学界掀起了一场社会科学研究的“革命”，那就是以梅里安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发动并领导的行为主义研究新潮流。早在1925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年轻的系主任梅里安教授就在其政治学会会长的任职演说中强调，政治行为将是今后政治学研究的方向。1928年，一位名叫弗兰克·肯特的美国记者出版了一本名为《政治行为》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肯特对传统的政治学状况进行了抨击。他指出，当时多数的政治学家只顾埋头规范性研究，总是停留在政府应该怎样进行统治等“应该论”上，而对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却不屑一顾。结果，满腹经纶的政治学家们连一次总统竞选最终有谁胜出事先都预测不出来。在弗兰克·肯特看来，政治学必须抛弃规范式的研究，转向对实际问题的探求。对于这位新闻记者提出的挑战，美国的政治学家们开始不以为然，而且还觉得是不可能的。倒是瑞典的一位政治学家哈伯·丁伯很在意并作了回应。他专门花工夫对欧洲诸国的选举行为做了个案分析，写出了题为《政治行为——欧洲选举的统计研究》这一著作。该书给美国年轻的政治学家和大学研究生们带来了巨大冲击，特别是30年代包含有HD拉斯韦尔、D托尔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西蒙、GA阿尔蒙德等政治学界泰斗年轻时的芝加哥研究生更是如此。他们在梅里安教授的指导下，着手进行政治行为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拉斯韦尔和阿尔蒙德等人首先就陷入了美国国内关于“什么是政治学”这一理论问题的争论，他们从文化人类学家T贝内特和社会学家D麦克雷等人身上看到了亮点。贝内特认为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课题并不在于把文化和人类行为抽象化，而在于研究人类在走向既定目标的过程中对“适应能力”的追求。麦克雷原封不动地把贝内特的主张搬到社会现象问题上来。他认为当时的社会科学过于埋头仿效自然科学，以致逐渐脱离了现实中的社会问题，一味地讨论抽象的D—N（Deductive—Nomological）即“演绎规律”问题。麦克雷主张应把注意力放在人类P—S（Problem—Solving）即“解决问题”的适应能力上来。阿尔蒙德非常赞同两人的主张，他批判了当时的政治学家追求纯粹的政治学，而大力倡导应用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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