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對象及研究目標

  第二節  已有研究成果述評

  第三節  選題意義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第二章  訛別字

  第一節  訛別字的內涵及外延

  第二節  訛別字的類別

  第三節  訛別字的整體特徵

  第四節  訛別字的致誤原因及心理學闡釋

第三章  訛錯字

  第一節  與訛錯字相關的幾個概念及訛錯字的判定

  第二節  訛錯字的類別

  第三節  訛錯字的整體特徵

  第四節  訛錯字的致誤原因及心理學闡釋

第四章  綜合比較研究

  第一節  訛別字和訛錯字的比較

  第二節  秦漢簡帛中訛字的比較

  第三節  出土文獻訛字與傳世文獻訛字的比較

  第四節  訛字與漢字發展演進及秦漢文字系統的相互影響

余論

材料來源及參考文獻

附錄1術語

附錄2書目簡稱

附錄3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對象及研究目標

一、研究對象

本文以出土並已整理出版的秦漢簡帛為研究材料，以其中的訛字為研究對象。

從戰國後期秦至東漢時期的竹木簡牘帛書，學術界稱為秦漢簡帛。

我們之所以選擇秦漢時期是因為：

第一，秦漢時期所使用的文字是一脈相承的，上承殷商文字、西周文字、春秋時期的文字、戰國時期的文字，下啟至今沿用的楷書、行書；其命運不同於六國古文。便於我們前後比照，以漢字演進序列為立足點確定訛字。

第二，秦漢時期多次整理和規範漢字。據趙平安師研究，秦先後三次整理和規範漢字，趙師在《試論秦國歷史上的三次“書同文”》一文中指出：“秦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書同文’發生在周桓王時期，即公元前719年到公元前697年之間。這次‘書同文’對當時在秦國通用的文字進行了一次全面系統的整理和規範，編成《史籀篇》，再將《史籀篇》中的標準體——大篆推向全國。”“秦國的大篆至少從戰國中期，即秦孝公時期開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漸漸演變為一種繁簡夾雜的綜合文字。其中主要成份是小篆和隸書，由於文字的繼承關係以及六國文字的影響，當中也夾雜著一些籀文和古文。”“第二次‘書同文’的特點是，隨著兼併戰爭的展開，秦國便把自己的綜合性通用文字不斷地推行到所佔領的地方。”“它從戰國中期開始，到秦滅六國結束。”秦始皇時期的“書同文”，即“第三次書同文是試圖用小篆來統一全國用字。”趙平安：《試論秦國歷史上的三次“書同文”》，《隸變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頁。其時，“（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許慎：《說文解字》，中华书局2006年重印，第315頁。亦稱秦篆。這三次“書同文”的內容，就文字符號而言，都應包括汰除歧異，確立標準字符。自此，人們日常用字有了可以依循的標準字形。

漢朝對於漢字的規範也很重視。東漢時期的白虎觀會議就是漢字史上又一次政府領導下的正字運動。作為習字課本以及應用文字的範本，兩漢迭出新編，《漢書·藝文志》記載：“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而根據平帝召集百余學者研究文字之成果,“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至東漢和帝永元年間，複有賈魴作《滂喜篇》。此外，還有班固的《太甲篇》、《在昔篇》，崔瑗的《飛龍篇》，郭顯卿的《雜字指》、《古今奇字》等。東漢刊立熹平石經，尤其是在鄭重其事地規範漢字。參見向光忠：《漢字規範鑒古論今》，李宇明,費錦昌《漢字規範百家談》，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這都說明漢代已經存在“正字”觀和相應的正字成果。

有了規範漢字的制約，人們在日常用字中就有了規範意識；規定了正字字形，才得以確定與之相對的不正確的字形，即訛字在本文中，“正字”是與“訛字”相對的概念。。

第三，目前所能見到的秦漢時期的出土文獻十分豐富，而且學者們已對各種出土文獻進行了深入探討，為我們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研究成果。

我們之所以選擇簡帛文字是因為：簡帛是手寫材料，能反映當時社會用字的實際；這些資料埋藏於地下，未經後人篡改，保存著古人手寫的真跡；具有時代明確、近古存真等優點。

總之，秦漢簡帛訛字研究，對於訛字研究而言，具有一些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而這些有利條件在目前的訛字研究中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因此，我們整理研究秦漢簡帛中的訛字是可能而且有必要的。

研究材料的主要來源我們調查了21種秦漢簡帛，收集到四百多對訛字，利用這些訛字資料足以撰成此书。另有居延漢簡甲乙編、敦煌漢簡、阜陽漢簡、定州漢墓竹簡、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嶽麓書院藏秦簡（貳）中的訛字資料，我們將在以後的研究中整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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