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济天下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生子当如孙仲谋

  书中自有黄金屋

  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

独善其身

  不慕荣利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不复知人间有羞耻

  心术不正，即事事不正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寿则多辱

  上善若水

  天下牧宰，中人者多

……

兼济天下

《孟子》的原话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后人改为先“达”而后“穷”,并改“兼善”为“兼济”，在不失孟子原义的前提下又有了新的诠释空间。

何为“达”？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情境里，“达”意味着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虽不必个个出将入相,至少解褐做官。然而“达”更多的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是为了“兼济天下”。“达”意味着有了可以施展抱负的平台，“兼济天下”才是读书人所追求的人生意义的终极实现。毕竟中国人民的文化性格早已被儒家那以“仁爱”为核心的人本思想所占据。

儒家，是古代读书人的信仰。而信仰，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有了信仰作支撑的读书人，就有了“铁肩担道义”的勇气，而不管是“穷”是“达”。“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关怀；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则是“宁苦身以利人”的境界了。从“推身利以利人”到“宁苦身以利人”，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思想在艰难中前行,在负重中升华。如果说儒家对财富的最佳解释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话，那么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儒家知识分子在为政、为人的范畴内所树立的最高坐标。

儒家的道德理想，是可以与现代人权、自由、民主的原则相结合的。也只有与这些原则相结合，“济天下”与“善其身”才能够摆脱桎梏实现新生。而这一结合的基础应该就是教育,使穷者不忘承担兼济天下之责任，达者不忘时刻修身,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只有这样，国学本身才能摆脱僵化与异化，才有可能实现民族文化的重生。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出处：

春秋·孔丘《论语·为政》

原文：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译文：

孔子说：“（周君）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

品评：

宋代名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而《论语》中讲治天下的，即是《为政》篇。此篇的首句及纲领，便是“为政以德”这句话了。

古话说“一领提而全衣顺”，那么政治的“领”是什么？孔子说是德，并且用“北辰”打了个比方。“北辰”就是北极星。我国古代的天文历算是很发达的，将全部天穹划分为二十八星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北极星便是这所有天体的统领，是一年四季星座位移的总指挥。

民间往往将位于大熊星座的北斗星同北极星混为一谈，一同膜拜。这种敬畏之情即使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也没有改变。《知青进行曲》中就有“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可见北斗星地位之高，和“红太阳”相差无几。

这种将德放在首位的观点与西方的政治思想大相径庭。比如马基雅维利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音乐家、诗人、和浪漫喜剧剧作家。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人物，其代表作为《君主论》。他强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政治、残暴、狡诈、伪善、谎言和背信弃义等，只要有助于君主统治就都是正当的。这一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就很重视暴力的作用，他说：“在必要时也要善于走恶的道路。”并且认为统治者要有野兽的“品质”。中国的法家也坚信为政要以“暴”，要讲“丛林法则”。可是回顾历史，倡导高雅政治之人虽然煊赫一时，但多不得善终。商鞅在秦国变法，鼓吹苛政的功效。失势后，于逃难途中投宿一家客栈，结果被店主拒之门外——依据商鞅制定的法律，住店必须进行身份登记。结果他长叹这是作法自毙。而贯彻法家治国方针的秦王朝，在始皇死后不多年，也就灰飞烟灭了。可见为政者最大的执政障碍便是“缺德”。

这是因为政治是和人打交道的艺术，我们与善人相交，处处放心安慰；与恶人相处，时时疑忌恐怖。所以孔子痛感春秋时代诸侯间的尔虞我诈，并清醒地认识到“暴”解决不了政治的根本问题。他推崇施德政的尧、舜、禹、文王和周公，认为只有效法他们的治国经验，才能走向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