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与目的

　第二节　现状及评价

　第三节　方法与框架

第二章　艰难新知：民生社会主义演生的历史境况

　第一节　晚明清初以来现代性的萌芽

　　一、现代性萌芽的问题

　　二、早期启蒙思想的现代性意味

　　三、沟口雄三的目光

　第二节　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判断

　　一、《万国公报》对垄断组织的揭露

　　二、梁启超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判断、剖析与考察

　　三、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与大同理想的嫁接现象

　第三节　早期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探讨

　　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否定

　　三、超越同期孙中山思想的主张

第三章　与时偕行：民生社会主义的内容及其发展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生社会主义

　　一、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同情工农劳动阶级

　　二、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方法，强调“国利”和“民福”

　　三、“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四、民生主义基本纲领的提出

　　五、糅合“单税”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互助论”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生社会主义

　　一、欢迎十月革命，指出中国要“以俄为师”

　　二、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相互关系

　　四、实现民生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具体措施

第四章　大同与现代化：民生社会主义的时代内涵

　第一节　民生社会主义对大同传统的继承与改造

　　一、大同传统是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

　　二、孙中山对“大同”的继承和改造

　　三、孙中山对“均平”的继承和改造

　第二节　民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检视

　　一、机器对工人的压迫

　　二、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型压迫制度

　　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冲突

　　四、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恶果

　第三节　民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诉求

　　一、孙中山关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总体构想

　　二、民生社会主义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抵抗性思考

……

第一章　导论

天下大同，大家共同过一种雍熙和乐的幸福生活，寄寓着古代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这一憧憬给人们最直观的印象是：其目标是世界大同，其落脚点是民生幸福。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精英分子那里，大同理想又与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二者相互诠释、相互援引，同时也相互渗透、相互整塑。这样，以大同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因素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并且导致这样一种现象，离开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和思维方式来把握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我们“无所措手足”。

曾有人慨叹，以西方知识的架构来衡量中国，什么都是例外。这无非表明，无论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路径，还是民族、社会、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国都表现出了其特殊性：纯粹的西学架构无法解释中国。——这是自觉和不自觉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所难以避免的尴尬。

社会主义思想史同样存在这样一种尴尬。以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本来意义上的经典社会主义价值标准，来梳理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是相当棘手的事情。因而采取广义定义的叙事策略则是一种必然选择。如有学者提出：“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由于存在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也就一直存在反对剥削和压迫、向往幸福生活、要求平等的思想。这种思想虽然还不叫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它与后来人们指称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有共通之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这种思想称之为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王兰垣、谢炎久、金愈庆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导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样，以“大同”（包括“均平”）为内容的理想追求便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条逻辑主线。循此线索，近代以来时代的激荡与内外交迫的结果，便使中国演生出了洪秀全的农民社会主义、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和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等富于中国本土色彩的社会主义形态。

与洪秀全的农民社会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相比较，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即便我们不从广义定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角度来考量，而纯从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观照的话，它同样具有相对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精神。

1921年12月下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抵达桂林，同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深入地交流了思想和观点。据有关论著记述，马林与孙中山进行了数次长谈，这种交流和当时国民党所显示出来的力量，使马林回到上海之后，“像发现了新大陆了样兴奋不已”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嗣后，1922年9月7日，马林在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在中国南方的革命者那里》的文章，介绍了他的桂林之行和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看法。他在文章中指出：“该党领袖大部分都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在日本、法国和美国进行学术考察期间，曾经同社会主义政党交往，并试图把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古代哲学调和起来。前面提到的党纲指马林在文章中所述的三方面内容：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采取民主政府的形式；所有中国人均享有做人应有的生存权利。是各种各样的分子都可以接受的，因为任何集团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加以解释。党的生活还不太复杂，没有达到在策略问题和纲领性问题上发生分歧的程度。……因为国民党是在广大居民阶层中进行宣传的，它主要面向小资产阶级分子、手工业者、产业工人和中国南方军队的士兵。这种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

如果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看法代表着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的话，那么，我们从他的文章中至少可以看出如下诸端：

（1）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部分左派领袖，在当时的确表现出一种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孙中山等人当时的主张是部分地接近于科学社会主义的。

（2）“他们在日本、法国和美国进行学术考察期间，曾经同社会主义政党交往”，这既说明了孙中山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所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又表明了他们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主动性。

（3）他们“试图把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古代哲学调和起来”，这又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具有将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主观倾向。

（4）国民党在广大居民阶层中进行的广泛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这表明民生社会主义在社会实践层面的推展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色彩。

仅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尤其是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史不可回避的主体内容之一，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孙中山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期，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内在地蕴含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启蒙与救亡的不懈奋斗当中，而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构建的思想学说，在这一点上是十分突出的。它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现实要求与社会主义理想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占据主导之前的一个思想高峰。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深入拓展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认识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理论特色和历史意义，把握其鉴戒与启示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问题与目的

当我们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统一起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要求时，不仅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命题的理论来源和现实根据，而且要从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追求和社会主义选择相统一的角度上发掘思想资源。这样，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结上看，只要前人提出问题的依据和条件依然存在并且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前人问题中包含的深刻思索就会不断激发出人们的研究热情。孙中山作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提出了许多寓意深刻的命题，他的民生社会主义则提出了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问题。研究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容和理论特点，揭示它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成为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必然性及其包含的历史任务的关键性问题。

历史命题是因为与现实相关联而取得自己的意义的。不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认识现实，现代化就失去了民族根据；不从现实发展中认识历史，就不会发现历史所包含的深邃思想。研究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当然也会受到一些成见的限制，因此就需要从既有的思维禁锢中解脱出来，从历史材料出发并根据新的认识对其进行梳理。进行这种研究面对着许多理论上的障碍。首先是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为什么会拥护并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如何判定？其次是科学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与民生社会主义难以沟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结合中国国情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把民生社会主义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在理论上能否讲得通？本论文力求把这些问题展开论析，并试图对这些问题给予回答。但是，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必须先回答或曰强调两个问题：

第一，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研究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由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民生主义的论述不集中，人们一般认为他们已对三民主义做了结论性的判断，如果从学术上进行研究则有可能与已有的政治结论相悖。其实，不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不是从已有的结论出发，而是支持把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视为学术问题的。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得知一位苏联专家在孙中山的问题上与他有不同看法时，他在写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的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邓小平在会见马璧和范寿康时则说：“至于孙中山的研究问题还可以继续搞，有益处。有些文章北京不便发表，可以在香港发表。”《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我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以求对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一个较深入的分析。

第二，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的性质判断问题。由于列宁在其名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文章中对孙中山的思想有一些判断，因而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以“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观空想社会主义”等论断为研究的前提或基础，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进行理论分析和研判。这样，就使这一思想中所包含的许多有价值的命题很难发掘出来并展开论析。其实，不仅“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判断有失公允，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视角下人们常用的“主观空想社会主义”也显得武断。空想社会主义是与历史发展成反比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成熟的理论，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空想性会日益让位给科学性。但对于孙中山及其思想，毛泽东恰恰又说过：“将来我们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为什么要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是仅仅出于政治策略的需要，还是因为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思想有其深刻性？这是本书所要思考的问题。

把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追求和传统社会理想转变的过程中，予以分析研究，以判断民生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地位和诸多命题的现实价值，无疑是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价值的工作。因此，我选择了这样一个工作进行研究，并且侧重于从积极方面对民生社会主义予以论析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