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逻辑与文化

第二章　逻辑东渐与中国文化

第三章　语言与思维

　第一节　什么是语言

　第二节　语言与思维

　第三节　语言影响思维

第四章　中国语言与中国逻辑（上）

　第一节　中国语言与中国推理类型

　第二节　汉语整体特征与中国逻辑理论与思想

　第三节　汉语词法特征与中国逻辑理论和思想

　第四节　汉语句法特征与中国逻辑理论和思想

第五章　中国语言与中国逻辑（下）

　第一节　语素音节文字

　第二节　汉字系统

　第三节　汉字的类比性

第六章　“是”与“to be”

　第一节　“是”与“to be”与中西逻辑理论与思想

　第二节　“是”与“to be”与中西哲学

　第三节　余　论

第七章　“不”的逻辑意义

第八章　中国语言与非形式逻辑

第九章　汉语中反向表达的辩证逻辑阐释

第十章　中国的逻辑理论与思想

　第一节　中国传统逻辑推理

　第二节　中国传统的逻辑理论与思想

第十一章　论逻辑的个性

第十二章　关于中国语言与中国逻辑的反思

主要参考文献(著作类)

主要参考文献(论文类)

第一章　逻辑与文化

2005年10月，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大学的《亚非文集》出版了《中国逻辑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逻辑研究》（Chinese Logic and Chinese Culture——Research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ogic），据我所知，这是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第一部文集，这表明了把逻辑与文化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的方向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西方的学者力图把这种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介绍到西方去，表明了逻辑与文化研究方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逻辑是一种文化现象

国际学术界公认，世界逻辑学有三大源流，即中国名辩学、印度正理——因明和西方逻辑学。这三大逻辑源流是在三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发展出来。民国时期，学者张东荪曾指出：“我现在研究了以后，乃发现逻辑是由文化需要而逼迫出来的，跟着哲学思想走。这就是说逻辑学不是普遍的与根本的。并且没有‘唯一的逻辑’（Logic as Such）,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张汝伦:《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纵观三大逻辑学源流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印度正理——因明是建立在正统派哲学与非正统派哲学之间的论争之上的。在古代印度，国王、贵族、平民都乐于参与辩论，不论在王宫、寺院还是在街头的市井，随处可见辩论场景，正是这种“ 论辩之风的盛行，论究学的发展，公允、合理的论辩精神的树立，催发了印度逻辑并一直伴随其成长，构成了印度逻辑的一大基本特征”。张家龙主编:《逻辑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作为西方逻辑学代表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也是从论辩中产生，但是由于受这一时期古希腊数学的发展的影响，“演绎证明的方法和初步公理化方法就是这个时期数学的主要成果。古希腊数学的发展为逻辑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张家龙主编:《逻辑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而中国古代的名辩学则明显地受到“百家争鸣”的影响。在先秦，正如《管子·宙合》篇所说的那样：“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因此，正名实就成了论辩的核心。“在论辩过程中，各家要进行正面的思想交锋，要确立自己的观点，也要驳斥别人的观点，就必然要总结论辩的经验和教训，研究论辩的原则理论、方法，这就为中国古代名辩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张家龙主编:《逻辑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尽管三大逻辑的产生还会受到诸如经济、政治、伦理、语言等方面的影响，即使从它们的共性——对论辩进行研究来看，中国古代的名辩学、西方逻辑学与古代印度正理—因明也有很大差别。古代印度正理—因明重在无过，而西方逻辑学则重在求真。那么，中国古代的名辩学又是如何的呢？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是这样介绍的：“（1）中国古代逻辑是一个以辩论形名为开端以正名为重点，包括名、辞、说、辩为内容的名辩逻辑体系。（2）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与语言的关系特别密切。（3）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直接受到政治、伦理思想的制约。（4）中国古代逻辑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基本上一直处于哲学认识论的范围。（5）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从世界公认的三大逻辑的发生发展来看，三者都是在本民族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名辩学理论的产生更纯然是一种中国式的逻辑理论和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汉民族文化特征。正如著名汉学家马赛尔·格腊内通过分析中国语言来说明中国古代思维过程所说的那样，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三段论的爱好。杜米特留，李廉主译：《逻辑史》。著名学者钱穆先生也指出：“若谓西方人之逻辑乃人类思想通律，不懂逻辑即无法思想。然则中国古来向无逻辑一项学向，即不啻谓中国人自始皆不会思想，抑或中国人思想皆不合逻辑。……此处正是中西文化思想的相歧点，不得厚彼薄此。”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对三大逻辑的产生进行分析时，指出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逻辑之间的差异：“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现译‘概括’）及分析（specification，现译‘限制’）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雅里大德勒自哀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彭漪涟：《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由此观之，逻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定民族文化中思维方式孕育的结果，因而也就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逻辑传统。从逻辑发展的历史来看，逻辑绝对不是一种超越文化的现象，也绝对不会仅仅是一个模式，一个体系。

二、逻辑对文化的影响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论是在广义还是在狭义上都包含有众多的因素。这些众多的因素之间必然会具有联系和影响，从而构成有机的整体。包括逻辑在内的众多文化因素是系统整体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对文化的发展、演化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那么逻辑对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不同的逻辑类型对一定民族的科学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论及逻辑对科学的影响，我们便很自然地想到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关于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发明的一段话：“西方的科学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倒是令人惊奇的事。”《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惊奇吗？一点也不惊奇，这是因为就如同“几何学是希腊数学的特征，而代数为中国数学的特征”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样，西方的演绎逻辑传统使西方的科学走上了理论科学的道理，而中国的名辩学传统则使我们更多地走上了实用技术的道路。《韩诗列传》和《史记》都分别记载了楚渠子和李广在无意识状态下把箭射入石中的现象，《晋书》也记载了谢灵运梦中作诗这一情况，但是中国古人没有谁能够进一步去探讨无意识问题。在宋代，中国人就能生产“丁白磁”——一种运用光学原理和视差原理的高级工艺品。中国古人凭借直观经验和手工艺术生产了“丁白磁”，却不知其深层的内在奥妙，也没有人想从理论上去探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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