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从治边思想治策、边疆民族、边疆史地等三个内容进行阐述的。
作者简介
方 铁 男,198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现任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长期研究民族史和边疆史,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著作有《西南通史》、《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理论与实践》等。参加撰写《中国历史大辞典》、《云南百科全书》、《云南大百科全书》、《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大辞典》。独撰论文被《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研究成果多项次获得教育部和云南省政府的奖励。
治边思想治策篇
秦汉至隋代封建统治者眼中的西南边疆
蜀汉南中治策新论
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
论宋朝以大理国为外藩的原因及其“守内虚外”治策
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
明朝统治者眼中的西南边疆
清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思想及举措
论南诏的民族政策
大理国的民族治策和对外政策
边疆民族篇
先秦时期濮、越的民族关系
先秦时期蜀、巴的民族关系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辩
巴蜀、西南夷地区大姓的异同及其形成的原因
汉唐王朝的纳质制度
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间的关系
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
西南古代民族的婚姻生育习俗
论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
边疆史地篇
宋朝经营广西地区述论
赛典赤治滇评述
大理国里堠碑三通道考
元代云南至中南半岛北部的通道和驿站
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作用试探
元代云南站赤设置考
古代中国至今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的陆路交通
西双版纳古代对外交通考略
附录:作者论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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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边思想治策篇
秦汉至隋代封建统治者眼中的西南边疆
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西南地区重要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以统治者认识的水平及经营的重点为基准,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秦汉至隋、唐宋、元至清代等三个发展阶段。本文对拟就第一阶段的内容作初步的探讨。
西南是最早进入统一国家版图的地区之一。秦统一六国不久就出动50万军队征服岭南,随后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岭南地区遂被置于秦的统治之下。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曾在今滇东北和川西南设置官守。自建元六年至元封二年,西汉先后在西南夷地区设了犍为郡、柯郡、越郡和益州郡,把西南夷大部分地区归入管辖的范围。永平十二年,东汉在西汉的基础上设立了永昌郡,至此,整个西南夷地区都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秦汉在西南地区的设治,是对中华文明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其伟大意义弥时愈久乃愈为彰显。
但应指出,秦汉及以后相当一部分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开疆拓土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历代统治者对西南地区在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认识上也有逐渐深化的过程,开发西南地区的力度也随着认识的发展而逐渐加大。当然,这种认识上的深化,与封建国家和西南地区的发展以及内地与边疆政治、经济上联系的重要性渐趋明显,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封建统治者经营西南地区的出发点,与某些研究者“拔高”的评价有一定的差距,或者说封建统治者经营西南最初的动机与其客观效果并不都吻合。对于这种情形恩格斯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对于封建统治者因受时代局限仅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我们不能也不应苛求。但是,由于过去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以至出现了对历史面貌描述不够准确的情形,如认为秦皇汉武在经略岭南和西南夷之初就认识到了统一边疆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设治后随即开展了包括大规模屯田在内的全面开发,或认为明清王朝统治西南的各项措施及其治边思想,在秦汉时不仅已有而且几乎没有差异,这一类看法显然缺乏应有的历史根据。
秦汉在西南地区的统一和设治,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考稽史载,封建社会前期的统治者经营西南,大都出自某些具体的动机。以记载较为清楚的西汉的经营为例。西汉在立国之初,因调治战争创伤及抗御匈奴而无暇顾及西南,《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按:指西南夷地区)而开蜀故徼。”建元六年汉武帝开始经营西南夷,固然以西汉国力达至强盛为基础,但初衷却是为开通由道(今四川宜宾)经柯江达番禺(今广州)的道路。在修建西南夷道遇到阻力后,武帝于元朔三年撤销了在西南夷地区已置的大部分郡县。元狩元年武帝复事西南夷,起因是为打通经西南夷至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的道路。可见武帝对西南夷的经营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和决策上的随意性。岭南地区因有秦和南越国百余年经营的基础,较之西南夷地区有更大的利用价值,因此汉武帝对威逼南越国改藩属国为诸侯国,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和决心。
在统一西南夷和岭南之后,朝廷中不乏歌功颂德之人,但在武帝行事前后公开表示异议者也大有人在,例如:建元六年闽越兴兵攻南越边邑,南越王赵胡告急于汉。武帝拟遣军讨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曰:“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又说闻长老言秦始皇征岭南,“外内骚动,百姓靡敝,行者不远,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汉)班固撰:《汉书》卷64上《严助传》,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元朔元年,严安上书云:秦始皇北攻匈奴南征岭南,“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略秽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汉书》卷64下《严安传》。元朔三年汉通西南夷道耗费无功,武帝遣御史大夫公孙弘往视之。公孙弘回朝后数谏之,“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武帝遂诏罢西夷,仅留南夷两县一都尉。(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史记》卷112《公孙弘传》,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在武帝以后,统治集团中非难其所为的议论仍然不少,例如:初元二年,因珠崖郡屡反连年不能定,待诏贾捐之曰:“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以至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汉武帝经营四夷,“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又说“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建议放弃珠崖郡,元帝从之。《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卷28《汉纪二十》,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
封建史家对秦皇汉武在岭南和西南夷用兵及设治的看法也值得注意。秦兵定岭南这一段史迹,主要见于《史记》和《淮南子》。至于汉武帝经略岭南和西南夷的情形,当以《史记》的记载最为可信。《资治通鉴》被统治者视为治乱兴邦的政治教科书,其议论也值得重视。对秦始皇用兵岭南建岭南三郡,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未作评价,仅结尾引贾谊《过秦论》作结,而《过秦论》主要议论秦统一六国及二世而亡的原因,对秦经营岭南未置臧否。《淮南子》言秦始皇发卒攻岭南是因为“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又说秦定岭南后征发丁壮戍守,“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于是陈胜起于大泽。”
对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史记》成书时汉武帝还健在,因此司马迁不便直抒胸臆,但从《史记》行文仍可推知其意。《史记·大宛列传》说:张骞自大夏回,建议打通经西南夷至身毒道,“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夷,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张)骞言为然。”司马光对汉武帝则作如下评价:“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秦之祸乎。”《资治通鉴》卷22《汉纪十四》臣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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