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章  幸福研究的渊源及现状

  第一节  幸福研究的哲学努力

  第二节  幸福研究的转向

第二章  幸福智力的提出及其可行性分析

  第一节  幸福智力及其解读

  第二节  “幸福智力”隶属智力范畴的再分析

第三章  幸福智力的结构分析及量表编制

  第一节  幸福智力的结构分析

  第二节  幸福智力量表的编制

第四章  幸福智力的关系研究

  第一节  幸福智力与传统智力、情绪智力的关系研究

  第二节  幸福智力与人格、抑郁的关系研究

第五章  幸福智力的动态发展分析

  第一节  幸福智力量表在成人和高中生群体中的试用

  第二节  幸福智力的发展研究

综合总结与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幸福研究的渊源及现状

追求幸福和快乐是人的天性，这一判断似乎具有不证自明的公理性，就连原始人类也不例外。正如林剑(2002)指出的，如果从人类总体来看，我们能够相信这一命题的真理性，因为追求幸福是人类作为一个族类总体的终极目标，正是这一终极目标，激发出人类改造世界的无限激情，牵引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与发展。在哲学和伦理学探讨的早期，人们就合乎逻辑地追问和思索一个问题，即原始人为什么要在岩洞里留下他们的壁画？因为岩洞里的壁画决不会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粮食和食物，可是他们愿意花那么多的工夫去做一件看起来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的事情，是出于什么动机呢？唯一能合理解释的是，类似于壁画创作的活动能获得不同于衣食住行之类的满足或享受。如果一定要追溯人类探究幸福的源头，那么很显然，这可以当之无愧地算是人类追求幸福的初始。自此开始，人类探求幸福的脚步就再也没有停此过。不过，从能够掌握的历史资料分析，在人类运用哲学的思辨方法有意识地思考和探索“幸福”之前，人类对幸福的追求都是处于一种朦胧和萌芽的状态，缺乏对经验的理论探究和提升。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人类文明的第一次鼎盛，东方文明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争鸣为标志，西方文明则以古希腊时期的文化碰撞为标志。这一时期，一些关注“幸福”主题的先哲们基于思考整体人类幸福这一出发点，提出了各自的真知灼见。从此之后才可以说，人类开始在真正意义上慢慢地揭开了幸福的神秘面纱。

因此，严格意义上说，人类对幸福的研究和探讨始于哲学思辨。这些思辨关涉的主要是两个问题，即“幸福是什么？（包括幸福的要素是什么、规定幸福的标准怎样等）”，“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包括幸福的根源在哪里，幸福与祸、凶的关系怎样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从哲学领域步入科学殿堂，从思辨争论到实证探讨，幸福研究走过的是一条坎坷崎岖的不平常路。它经历过百花齐放的繁华(如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过一枝独秀的孤寂(如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它用众多的哲学思辨冲击和启发着人们的思维，使幸福研究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涵。但令人费解的是，似乎也正因为如此，几千来年，幸福研究并没有为人们找到满意的答案，直到幸福的哲学研究找到了实证的依托，诸如经济学、教育学、尤其是心理学等具体学科的涉入，幸福研究才慢慢跳出思辨的瓶颈，显示出较强劲的生命力。

毋庸置疑，对幸福研究历史的梳理和总结，一方面是其水到渠成的延续和传承，是“幸福”主题鲜活的生命力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又是对其作进一步提升的必然性使然。同时，它可以为本研究的展开奠定全面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幸福研究的哲学努力

1.西方学者对幸福的思辨式推论

1.1  朴素的自然主义幸福论

这一观点兴起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古希腊雅典的梭伦(约公元前640~558年)第一次对“幸福”范畴作了理论探讨，开创了“幸福伦理学”的先河。他认为，财富是人们获取幸福必不可少的物质因素，但是“只有中等财产的人才是幸福的”，因为最有财富的人时时都在想方设法更多地去聚刮钱财，他们精神空虚，穷奢极侈，常常在无节制的物质追求和享乐中损害身体，也极易引来灾祸；同时，他认为幸福不仅仅受物质因素的制约，诸如社会赞誉、贡献、为某种信仰献身的高尚精神等，都是幸福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因此，一个既具有一定的财富，又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才能是幸福的人。这样，他最早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幸福进行了辩证的考察。

伯利克里(约公元前495~429年)则是第一次指出自由和幸福的关系。他首先把人看成是第一重要的，进而提出“要自由，才能有幸福”的著名观点。他认为这种自由不但包括政治上的自由，而且包括精神上的自由。另外，他将个人对待幸福的追求同国家根本利益结合起来，认为个体对待国家利益的态度是评价其行为好坏的标准，好的行为会受到好的评说，从而使人愉快、幸福；坏的行为则会受到人们的谴责，从而使人痛苦、不幸福。这一观点将个体对社会的知觉、评价和贡献等融合在一起，已经隐约可见现在学者们认同的社会幸福感的影子了。

真正奠定了西方自然幸福论基础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70年)，他与著名的唯心主义发起人之一的苏格拉底是同时代的人。他坚持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说明幸福问题，强调人对幸福的追求是人自然本性的需要。他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三个关于幸福的问题。在“什么是幸福”问题上，他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不是“追求一切种类的快乐，应该只追求高尚的快乐。”他的快乐主义是肉体快乐和精神快乐的结合，前者是低级的快乐，后者则是高级的快乐。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是最为高尚的快乐，是快乐的最佳状态。在“幸福的来源”问题上，一方面，他反对“幸福和不幸居于灵魂之中”的说法，坚持幸福存在于物质世界之中，来自于物质世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不是什么神的启示、神的智慧或纯粹是一种知识推演；另一方面，他认为虽然幸福和痛苦具有一种先天决定性，但是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教育或练习可以改变不好的天性，获取幸福。另外，他还探索了得到幸福的方法，提出“节制使快乐增加”的著名论断，回答了“如何才能得到幸福”的问题。德谟克利特认为节制是一种人们心理上的调节和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节制的目的是“使快乐增加”，得到幸福，而节制的标准则是“适中”、“适度”，处于中间状态。为了使人能够节制住自己的欲望，他还告诉人们两种比较的方法：一是经常把自己的情况同那些不如自己的人相比较，在相比中得到一种优越感；二是将自己同那些虽然比自己富裕，但却不如自己安乐的人相比较，在相比中得到一种满足。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思想被现在幸福的心理学研究吸收了。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强调幸福是人的一种完善自己的活动，因而他的幸福论(Eudaemonism)经常被称为自我实现论(Self-realizationism)和完善论(Perfectionism)。为了反对柏拉图“神性的幸福”的观点，他首先提出“幸福是心灵的活动”的观点，因此幸福是人的幸福，是人的心理感受。然后他从两个角度对幸福进行了界定：一方面，他从目的论(即人们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出发，推导出——“至善即是幸福”，因为幸福不但是终极的，而且是自足的，即完满的；另一方面，他从功能分析得出结论，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那么，这两个结论之间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亚里士多德也给予了回答。他把善分为三种，一种是外在的善，一种是灵魂的善，一种是身体的善，其中只有灵魂的善才是最主要的、最高的善。这样，亚里士多德就自然得出如下结论：对人而言，只有那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才是最高的善，也即幸福。与此同时，他还回答了如何才能达到幸福的问题。他认为，首先应该有一个终极的善作为目标，然后再通过自己本身一步步去奋斗而实现这个终极的善。这一奋斗的行为标准是“中庸”。

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270年)主张“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呢？伊壁鸠鲁认为其标准有二：一是肉体的健康(无痛苦)；二是灵魂的平静(不受干扰)。同时，他又反对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体现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为了消除当时人们对神和死亡的恐惧，使人们更好地追求幸福和达到幸福，他大力宣扬“死与神同人的幸福都无关”的论断。他的快乐主义的幸福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被人称为同唯心主义幸福论、宗教神学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

伊壁鸠鲁之后，幸福的自然主义主张延续到公元三世纪，但其思想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相反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家们的打压和排挤下慢慢被遗忘。但是它的生命力并没有被完全扼杀，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德国的费尔巴哈(1804~1872年)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一方面坚决反对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幸福观，另一方面直截了当地恢复了伊壁鸠鲁的思想，提出“生命本身就是幸福，就是可珍贵的幸福”——“幸福不是别的，只是某一生物的健康的正常的状态，它们是十分强健的或安乐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物能够无阻碍地满足和实际上满足为它本身所特别具有的、并关系到它的本质和生存的特殊需要和追求”(冯俊科，1992)。然后，他在“生命本身就是幸福”的观点基础上推出了一个必然结论——生活的东西都属于幸福。从而进一步把人的幸福从宗教神学的阴影下解救出来。为了更好地论证幸福与生活的紧密性，他还将道德问题纳入其幸福观，提出“道德的原则是幸福”，不仅是使自己幸福，而且也要使别人幸福。

不难看出，在这些先哲们的视野中，幸福并不是虚无缥缈的问题，它同人们的现实生活、物质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幸福是一种或几种能够使人得到快乐的行为方式。因此，幸福论具有明显的、朴素的自然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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