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引言

　1.1典籍英译与时代诉求

　1.2全球化语境与典籍文化翻译面临的问题

　　1.2.1文本的多义与译者认知局限的矛盾

　　1.2.2归化？异化？——文化翻译中的策略问题

　　1.2.3规定还是描述？——文化翻译面临的伦理问题

第二章典籍翻译与翻译伦理

　2.1伦理与翻译

　2.2伦理思想对译学范式的影响

　2.3《论语》英译——译者的伦理态度与翻译方法

　　2.3.1以耶释儒——早期传教士的《论语》英译

　　2.3.2关注异质文化的开端——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的《论语》英译

　　2.3.3关注译作的流畅——海内外华人的《论语》英译

　　2.3.4回溯原典的跨学科译著——20世纪90年代后的西方《论语》英译

第三章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视角、态度和方法

　3.1海内海外、褒贬各异——本研究国内外现状

　3.2翻译伦理与实践方法——本研究目的和内容

　3.3比较与阐释——本研究方法和意义

第四章辨异观同——安乐哲与合作者的儒学关键词英译

　4.1儒学术语的创造性阐释和英译

　　4.1.1追寻词汇真义

　　4.1.2发掘现实价值

　4.2一词多译——揭示儒学术语的多重意义

　4.3“道”之所以，“天”之所指——保留旧译和音译

　4.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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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中西方间的相互阅读拥有悠久漫长的历史。这一过程中，西方古代的宗教文化和近现代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华夏民族试图接近、了解的资源，同样，博大精深的中国思想典籍也被西方视为东方文明的瑰宝，成为其反复阅读的对象。

　　儒学、道学等中国早期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譬如儒学，它孕育于尧舜和夏商周时代，诞生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为春秋时期一大显学。自此，它开始广泛传播，“向边远的郡县和东亚、南亚周边国家渗透，之后，又开始了它漫长而又广阔的国际传播之旅，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朱仁夫，2004：1）。

　　学术的主要载体是典籍。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是西方翻译《四书》的第一人。明清之际，随着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的陆续来华，儒学典籍的西方传播掀开了新的一页。“他们的活动和译介，对于欧洲初始汉学（protosinology）的创立和‘中华风’（chinoiserie）的流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汪榕培，王宏，2009：4）。此后，尽管时常伴随着文明间的冲突，西方汉学也经历了几番沉浮与变迁，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却逐渐发展扩大，形成了欧洲、美国两个汉学研究中心，20世纪以来，汉学研究的重心由欧洲移到美国。参见“中国典籍在西方的传播”（汪榕培，王宏，2009：5）；“20世纪儒学研究成果举隅”（朱仁夫，2004：346）。儒学典籍的介绍也由过去的译介为主发展到目前翻译和研究并重，涌现出一批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推介，并尝试使用文字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进行儒学典籍研究、诠释和翻译的西方学者。儒学典籍在西方的传播、翻译和研究情况，详见“儒学向西方的传播”（朱仁夫，2004：146~344）。

　　1.1典籍英译与时代诉求

　　文化的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性质。虽然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有主流社会与非主流社会之分，但从整体上看，整个世界文化是多元并存的，而非统一于一元。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J.Naisbitt）和阿博顿妮（P.Aburdene）在《2000年大趋势：九十年代的十个新趋向》一书中指出：“人类越强烈地感到大家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就越需要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的传统特点。品尝别国的美味佳肴，穿牛仔裤，享受一些相同的娱乐，这些都是值得向往的。但是，如果那种外在的演变开始侵蚀深层的文化价值，人们就会回过头来强调他们的特色，这是一种文化反弹现象。每一个国家的历史、语言和传统都具特色。有趣的是，我们彼此越相似，就会越强调我们的独特性”（奈斯比特，阿博顿妮，1990：46）。

　　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各种文明不断地交流、冲突、融合、创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多元性的宣言称：“人类文化的多元性犹如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必要”（汪榕培，王宏，2009：3）。中国要发展，就必须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先进部分。同时，把中华民族富有特色的文化精髓译成外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与世界同步发展的一个极好的途径。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多元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翻译把中国思想典籍介绍给世界，不仅有益于人类文明共享，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保持中国自身文化身份也十分重要。然而，综观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这种交流大都是单向并且不平衡的。在漫长的“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文化一直处于接受和被动地位，大量记载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书籍文献被介绍到中国来，并被中国吸收和利用。关于西方文献译介到中国的情况，详见《中国翻译简史》（马租毅，1998）。但由于种种原因，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典籍却鲜为世界所知。统计数据表明：“从1900年到2000年的100年间，中国翻译的西方各类书籍近10万种，但是西方翻译中国书籍的种类还不到500种”（汪榕培，王宏，2009：2）。

　　“理想的世界文化交流应该是双向输入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同上：2）。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中华文化精髓的儒学典籍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世界各民族需要从中了解儒家文化，因此，把儒学经典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自然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方面。对于中国自身来说，要生存发展，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加强文化传播与交流，典籍翻译不可或缺，而典籍翻译研究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典籍翻译的认识、促进文化交流。

　　文化典籍英译是一个多层次的研究课题。它是一个由原文和译文的词汇术语、句法形式、篇章文本、修辞文体等组成的内部结构和一个由译者、读者、原文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目的语语境等因素组成的外部结构相结合的整体。对于这个多层次的课题，以往的研究常聚焦其内部结构，即拿原文和译文做语言层面的比较。近年来，典籍翻译的研究开始扩大到其外部结构。国外学者已突破了传统汉学（以训诂、注疏等为主要手段）的界限，借助其发达的跨学科方法，从历史、社会、哲学、宗教等文化方面，对典籍翻译展开了研究。而国内的典籍翻译研究则相对滞后，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都尚嫌不足，宏观文化层面的研究尤其落后。《中国外语》的主编张后尘在《典籍英译研究》（汪榕培、李正栓，2005）的“序”中写道：“典籍翻译理论研究，显得有些滞后，需要加大力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都要加强，但宏观研究尚嫌不足。典籍英译理论研究，需要多学科的支持”。多数研究者因为学术背景的局限，无法开展跨学科、多层次的研究；而部分学者仍执著于翻译研究的文艺学范式或结构语言学范式，或赞赏译者的神来之笔，用“神似”、“化境”、“三美”等传统的翻译标准去评判译文；或拘泥于译文比较、探讨译文是否“忠实”，缺少对典籍文本所承载的历史、社会、哲学、宗教等多种文化内涵的挖掘，汪榕培、李正栓主编的《典籍英译研究》（2005）中，多数论文采用的是传统的文艺学或语言学研究途径。如“许译宋诗的‘传情’艺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从孟浩然《春晓》英译看风格再现”、“精雕细琢佳作远扬——从许译宋词不同版本看‘三美’的体现”、“‘红’诗英译的忠实对等”等等。不大重视文本意义的多样性（阐释学派和解构主义的观点）、译者解读的主体性（文化学派的观点）以及译者在选择中受到的各方面制约（翻译的规范）等当代译学研究课题，对典籍的跨文化交流中的各种问题（如译者对待交流各方的态度、翻译策略的选择等）也没有深入的钻研，形成的认识过于简单。汪榕培、王宏主编的《中国典籍英译》（2009：10）中，认为典籍英译可采取两种基本策略：一是学术性翻译，其读者对象是研究汉学的汉学家，在翻译原文之外还须旁征博引，解释典故，考释出处。这种翻译突出的是译文的叙述价值和文化价值；另一种翻译方法是普及性翻译，面对普通读者大众，注重文笔的生动传神，注重可读性、大众化。前者可以采取适当异化的翻译策略，后者可以采取适当归化的翻译策略。总的说来，国内学者对典籍翻译中的文化研究及跨文化交流问题不够重视。在当前文化交往日益高涨的全球化时代里，这些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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