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章 从晚明至五四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

  一、王阳明“心学”与晚明及新文学思想的勃兴

  二、李贽思想中的文化与文学启蒙意义

  三、龚自珍对晚清文化与文学的影响

  四、魏源《海国图志》在近代文化转型中的启蒙作用

  五、王韬对近代文化与文学转型的贡献

第二章 中国近代文化与文学转型的特征

  一、从传统的有序到近代的无序

  二、救亡意识与文学转变

  三、由翻译到创作

  四、文人意识的消解与平民文化文学意识的形成

第三章 报纸杂志对近代文化与文学转型的作用

  一、近代思想的传播

  二、报刊与市民文化的建构

  三、副刊的产生

  四、新审美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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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的转型，从内在精神上看，它有着较早的历史渊源。早在明代中晚期就有了明显的转型迹象，只是在清初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随着西学东渐步伐在晚清的逐渐加大与文人启蒙意识的兴起，传统文人意识逐步消解，文人平民化思想日益形成；所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晚清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近代话语背景下，迅速走上了由渐变到裂变的新文化与新文学之路，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一）传统文人意识的消解

中国文化和文人意识其实早在宋代就有了蠢蠢欲动的变革意识，晚明益加凸现，这在明代王阳明的学说中似乎可见一斑。在《答罗整菴少宰书》中，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 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在他的“心学”思想的影响下，一大批对正统儒家思想开始怀疑的人逐渐产生，如其中的代表人物李贽。他大胆且在一定程度的叛逆思想，可以说具备了晚明浪漫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特点。如其《童心说》中说：“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有言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似文乎?……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而文学上，像张岱那样的不受约束的散文家的出现，其文思中对回归人的自然本性的追求， 也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王阳明对后人的影响确如稽文甫所言：“这种大胆的言论，正可和当时西方的宗教革命家互相辉映。他们都充满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精神。阳明实可算是道学界的马丁路德。”稽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晚明的思想运动预示了文人意识“大转型”的可能，虽然这一变革思想在清初受到了相当大的抑制。但19世纪初随着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近代文明，对中国安逸、平静社会的打破，却是中国传统文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当时的现实，必须做出迅速的抉择。所以，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即使正统的知识分子也在思想上不能不产生动摇和怀疑。1853年后，魏源的《海国图志》的出版，应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文人第一次从个人角度出发，主动介绍西方历程的开始。同时， 也开启了近代史上真正意义的早期启蒙运动， 它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若再向前追溯， 在魏源之前的龚自珍，已在文章中发出过这样的疾呼：“当彼其世也， 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其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他继承了晚明以来的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现实的怀疑与批判传统；尽管当时已经有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但龚自珍似乎并没有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更多的是延续了晚明思潮中已经萌发的启蒙精神。不过只要仔细辨析，其实龚自珍在思想上已然发生着悄无声息的更大变化。这主要反映在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上，即“务实”思想观念的逐步产生；最明显的变化是在嘉道年间他抛弃了传统的考据训诂之学，注重务实而经世致用的“今文学”的建立，这就为后世具有锐意革新思想的文人开拓了一个新的治学方向。特别指出的是他认为“先有下，而后有上”、“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龚自珍：《壬癸际胎观第一》，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的思想，是对正统思想认识上的突破。而《论私》一文中对人的私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旁征博引反复证明自古至今，是人就有私心，有厚薄， 而“天有私也…… 地有私也……今曰大公无私，则人也？则禽也”龚自珍：《论私》，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1975年版，第92页。，可以说这一关于“私”的言论比起晚明的顾炎武对“私”的认识更进一步。龚自珍除了在政论方面表现出积极的变革思想外，对近代文学文风上的影响也是较大的。首先，他认为人性是无善恶之分的，其次是人情有公私之分，人皆有私心，即使圣人也有私心，所谓的“无私”只是虚伪的把戏。这些观点，与传统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相比是一次本质上的反叛。他的散文《病梅馆记》特别提倡“纵之、疗之”，恢复“梅”的自然本性。“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说明其思想中蕴含着对社会改造的深刻思想，发出在封建束缚中不能伸展其志向的深深慨叹。另外他的文学思想中也有提倡“童心”的文学观念，提出“尊情”反对拟古复古，反对形式主义，宗崇真心、诚实。“龚子之为长短言何为者耶？其殆尊情者耶！”龚自珍：《长短言自序》，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2页。这一文艺思想虽然同“五四”时期郑振铎、周作人等人所倡导的“血与泪”的文学——写平民的感情、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悲欢成败的文学思想还不能相提并论，但其以“真”为美的“尊情”文艺观，无疑开启了近代文学的先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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