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政治学视野的毕节试验

第一章  毕节试验的缘起

  一、毕节试验区成立的背景

  二、毕节试验区建立的基本情况

第二章  试验区建设的政策理论架构与历史评估

  一、试验区建设的政策理论架构

  二、毕节试验政策运行的理论性阐释

第三章  毕节试验与中国反贫困政策

  一、毕节反贫困行动回顾

  二、毕节试验对中国反贫困行动的贡献

  三、发展与创新毕节反贫困战略

导论:政治学视野的毕节试验

现代化是20世纪中国发展的主潮，以改革开放为口号的社会变革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走向，使中国逐步走上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道路。而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制约于中国的整体均衡发展。源于八十年代初期的对外开放政策，东部地区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西部地区由于体制机制的约束，由于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短腿。如何为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设计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目标模式道路，如何使西部地区根据当地的历史文化特点，地域资源特色形成一条独特的转换途径成为理论界与行政体系关注的焦点。政治家与理论研究工作者对此提出了无数的思考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由胡锦涛主导设计并进行推动的毕节试验区自1988年成立开始，立足于“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以改革开放的政策转型为契机，以启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为重点，探索建立能够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新机制，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提供有益的经验为目标，通过20多年的发展与实践，毕节试验区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后果，取得了一定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成果，为西部地区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与启示。本课题以毕节试验为研究对象，在政治学的视角，通过综合考察毕节试验区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探讨毕节试验的基本意义，分析毕节发展模式的成因与成长过程，对毕节试验与当代政治发展，毕节试验区的政策实施绩效与毕节试验区的机制体制创新与发展战略转型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力图通过分析毕节试验区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关注毕节试验区作为“用灵活的梯度政策来弥补日益扩大的效益差距”胡锦涛：《在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88年6月8日。，在探索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方面，在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的路径选择上的尝试与探索，为中国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转型提供范型学模型。

问题的缘起：

毕节试验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期一种典型政治设计的现实探索。毕节试验区诞生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形态由泛政治化形态向市场化中国转换的时期，也是思想界处于急剧争论的时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创造力，1978年～1984年，农村变革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由此引起城市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经济取得了发展、社会结构开始转型，加快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步伐，为中国的新世纪崛起，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通过实行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的使用权交还给农民，使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劳动力开始有了自主择业的自由，为日后形成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准备了条件。农业的连年丰收，很快改变了粮食和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局面，农民收入大幅提高，购买力有了显著提升，市场扩大了，农民生活得到改善，为城市和国有企业改革准备了物质和思想条件。研究者在关注这场改革的时候，更主要的是肯定其在经济体制创新上的贡献，但在一个泛政治化时代 ，一切经济问题往往可以还原为政治问题。在所有制变革，农民身份的改变，基层政权管理体制的革命上，农村的改革为当代政治转型发出了先声 。另一方面，源于地区资源环境的差异，西部农业基础薄弱的地区本来应该得到政策性的保护，国家在政策上的统一不同程度地损害了西部地区的利益，导致西部农村与东部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土地承包制所带来的政策普遍优惠很快由于各地实际情况的不同而出现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带有不同的特性，诸如以毕节地区为代表的特殊地区，以联产承包为核心的农村责任制不仅没有解决当地农村的贫困问题，相反随着其他政策的出台加剧了区域贫困与生态环境的恶化，迫切需要实行异质异构的政策区别对待来解决。在一种普惠制的政策没有办法产生效力的时候，通过特殊的政策干预，以行政手段来调节市场失灵就成为最优政治选择。 毕节试验也通过20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一套异质异构，自我发展的独特模式。有专家形象地称之为：以“政治促经济，民主保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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