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何谓“中国文论”

第二章建构中国文论的思想根基：整体圆融

　　第一节整体圆融思维偏向的历史渊源

　　第二节整体圆融思维方式的结构层次

第三章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因情立体、以象兴境

　　第一节因情立体论纲要

　　第二节以象兴境论纲要

第四章中国文论的问题意识：“为何？”和“如何？”

　　第一节为何存在？可进可退

　　第二节如何存在？不在文字，不离文字

　　第三节如何产生意义？对待立义

第五章中国文论的知识领域：从“文学”到“艺境”

　　第一节“文学”所指的纠缠

　　第二节从“文学”到“艺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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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何谓“中国文论”

文论是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理论，言其年轻，是因为它作为一门学科被赋予“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文艺学”、“诗学”、“文学概论”、“美学”、“文艺美学”等称号，在中国是20世纪出现的。言其古老，是因为它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在古代早有大量丰富的论述和精彩的见解，如中国古代的诗文评论等。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论”就是文学理论。一般认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规律的一种揭示和陈述，是对大量或众多的事实和现象的陈述，它具有普遍性，不应该有中外之别。但我们认为，理论是对观念、概念的创造、发明（去蔽）和系统化。理论的要素是观念、概念。概念是表达人的思维过程及其结果的词语，观念也需要用词语和句子来表达。词语有中外之别，用词语来表达的“文论”也有中外之别，语言符号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于世界的标志性符号，其对世界观、思想和思维方式的规定性有根本的影响。但文论又不只是语言表述问题，还牵扯到话语权力的角逐，权力之网无所不在，命名、概念术语、阐释代码体系等也是权力角逐的场所，现在大家都在强调东西对话，但在对话中完全采用西方话语、西方模式或西方规格来衡量、阐释和切割本土文化，则易使中国丰富的文化内涵单一化，加深变形和误读的程度，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活的文化也有可能因不符合这套标准而被剔除在外。概念术语的肯定亦即另一种形式的否定，理论家通过一套阐释代码描述对象，这种描述同时压抑了这一套代码之外的种种可能。如果说，物理、化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概念术语仅仅体现为实在的描述，这种描述无法修正实在的现状，那么人文学科的概念术语则包含了预参和设计，这一切必将或显或隐地呈现于未来。

一、作为一个普泛名词的“中国文论”

相对于申子的“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申子·大体》：《申子商君书·韩非子》附录一P312［M］岳麓书社，1996。与管子的“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第十二》：《诸子集成》第5册P64［M］上海书店，1986。，也许西哲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参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1996年。更为当代人所熟知，它们都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第十三》：《诸子集成》第1册P283［M］上海书店，1986。，庄子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庄子·养生主第三》：《诸子集成》第3册P18［M］上海书店，1986。有相通之处。知识与理论的话语存在，并不停留于字词的组合、形状、音响上，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的意义生成。意义的现实生成也未必遵从一整套理想的语言法则，它总是无法排除环境、个人、权力关系等方面因素的掺杂渗透。这种掺杂渗透给人们提供了表示差异、确立特性的权力。“中国文论”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能指符号，其意义产生于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用法和差异中。

“中国文论”是一个与现在流行的“艺术学”、“文艺学”、“诗论”、“诗学”、“美学”、“文学理论”、“诗文评”等有密切同一性的词语，它既可以是一个普泛的名词，也可以是一个专用的范畴，还可以是一个有待建构的学科。本文把它作为一个专用的范畴、一个有待建构的学科，既有对这些概念在各自研究对象范围上的思考，又注意到了“文”、“文章”、“文学”“艺术”“文艺”等概念在使用上的混乱和理解上的分歧，但更主要的是对能够表示差异、确立特性的汉语话语权的张扬。当然，对汉语话语权的张扬决不是哗众取宠，也并非单纯的标新立异，它是以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为基础的。

作为一个普泛的名词，大家对“中国文论”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在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看来，“中国文论”就是中国古代文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是专为美国大学文科研究生讲授中国文论所用的一个读本，从《论语》到《原诗》共十一章，讲授的“中国文论”就是“中国古代文论”；胡晓明在《中国文论的正名: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5期。中也认为,所谓“中国文论”就是“中国古代文论”。

而很多人把“中国文论”理解成中国现当代文论，例如：对于“文论失语症”的热烈讨论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诉求，这方面的讨论已持续十多年，论文已有数百篇之多。“文论失语症”当然既不是指中国古代文论失语，也不是指西方文论失语。“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应该是重建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

还有很多人把“中国文论”理解成“用汉语表达的文论”，不仅包括中国古代文论，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论。例如，1998年2月，《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暨南大学中文系联合发起《文学与文化问题》学术讨论会，其中，“20世纪中国文论”是会议的重要议题。有“20世纪中国文论”，当然就意味着也有其他诸世纪的“中国文论”；《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六期的首要栏目就是“现代中国文论”，他们也不把“中国文论”理解成中国古代文论，而是基本理解成“用汉语表达的文论”。

但问题在于，20世纪用汉语表达的文论汗牛充栋，其中不乏译作与食洋不化之作，这些“搬运”、“批发”、“传销”的货色，是不能冒充“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的。况且，历史上存在着“汉语文化圈”，日韩也有“用汉语表达的文论”，他们也不会认为那是“中国文论”。换个角度讲，认为“中国文论”就是现代当代文论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规范的政治概念，只存在于现代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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