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绪论我们为什么要重读亚当·斯密

　　一、斯密生平简要

　　二、斯密思想溯源

　　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读亚当·斯密

第一章斯密与《道德情操论》

　　一、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情心

　　二、同情的合宜性——公正的旁观者

　　三、人类美德的源泉

　　四、怎样看待我们的激情

　　五、幸运或不幸下的同情

　　六、对富人或穷人的同情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

　　七、崇富嫌贫是人类的劣德

　　八、我们既需要仁慈更需要正义

　　九、命运对我们道德情感的影响

　　十、我们如何评判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论人的良心

　　十一、道德意义上的社会规范以及我们的义务

　　十二、我们能以效用来作出道德判断吗

　　十三、习惯和风气对道德情感的影响

　　十四、我们应该如何评判个人德行的美德品质

　　十五、践行美德的自我控制

　　十六、美德的本质是什么

第二章斯密与《国富论》

　　一、交换分工与国民财富

　　二、国民财富应该给谁

　　三、国民财富再产出财富

　　四、人类在历史上如何创造自己的财富

　　五、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机制

　　　　　——自由的市场以及干预可以增加我们的财富吗

　　六、政府在财富的创造中应该做什么

第三章斯密思想的现代启示

　　一、政府与市场——我们更需要谁

　　二、经济上的利己与道德上的利他

　　三、建立我们可行的社会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我们为什么要重读亚当·斯密

一、斯密生平简要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港口城市柯科迪（又译卡柯尔迪）。

1737年在斯密14岁时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当时14岁上大学属于比较正常的年龄）。大学期间深受道德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的影响，哈奇森教授对自由、理性和实用主义的追求，坦陈直言的个性以及挑战权威的精神，都深深地影响了斯密。此间，哈奇森还把16岁的斯密介绍给了当时正在写作《人性论》的哲学家大卫·休谟，由此，休谟成为了斯密学说得以创立的又一重要领路人。

1740年，17岁的斯密，获得了牛津大学斯内尔学院奖学金，同年赴牛津大学求学，历时六年之久，但是英格兰的教育体制并没有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在牛津大学当然也就未获得良好的教育，唯一的收获是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包括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著作、休谟的《人性论》以及古代重要思想家的一系列作品，因此在斯密头脑中建立了坚实的古典和当代哲学的基础，为他以后写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特别是其经济学素养得到很快提高。

1746年，斯密在奖学金期满时离开了牛津，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柯科迪，在家乡斯密进行了两年时间的写作，论述了有关文学、物理学、逻辑与科学方法的问题。

1748年，斯密接受当时英国著名律师和思想家凯姆斯勋爵的邀请，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法国哲学。从斯密的授课讲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二十多岁的斯密已经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劳动分工，这为其多年以后问世的经典著作《国富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751年，27岁的斯密回到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逻辑学、道德哲学以及文学等。其道德哲学课程当时涉及神学、伦理学、法学和公共政策（有学者认为即是政治学）四大部分，其中有关法学与公共政策学又包括了当时所称的政治经济学。据与斯密同代人的回忆，斯密的道德哲学课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自然神学，主要讨论上帝存在的证据和上帝的特性，考察了作为宗教基础的人类大脑活动所必须遵守的各项原则；第二部分为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讲义则是后来的《道德情操论》中所表达的主要理论内容；第三部分则较为详尽地论证与正义有关的一部分道德学内容并成为后来的“法学讲义”，同在第三部分中还包括了后来《国富论》的基本思想，诸如价格体系的运行机制、保护主义的缺陷、政府机构与经济制度的设计等，这些都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后来的《国富论》中，可见那时的斯密已经成为自由贸易学说的坚定信奉者，已经基本形成了《国富论》中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斯密在回忆从1751年到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的13年时，说是他“一生中最有用和最幸福”的时期，因为在此期间斯密以《道德情操论》为题出版了他的伦理学著作，且以此为基础深入了经济学的研究并在格拉斯哥大学发表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此演讲后被埃德温·坎南根据其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成《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一书于1896年出版。

1759年，斯密将自己有关伦理方面的著述与讲义结集出版，这就是使他一举成名的原创性著作《道德情操论》。后来斯密的朋友、世人皆知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又把此书送给了自己的一位朋友政治家查尔斯·汤申德，此人读后不胜感慨，立即表示以每年300英镑（终身享有）的高薪聘请斯密担当其继子、年轻的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

1764年3月，斯密辞去格拉斯哥大学的教职，和他的学生巴克勒公爵开始了法国游学之旅。游学是当时每一位年轻贵族接受教育的普遍内容。在巴黎，大卫·休谟的陪伴给他们的游学旅行增添了令人兴奋的元素。在整个国外旅行的两年半时间里，无论是在图卢兹，还是在巴黎、日内瓦，或者是法国的广大南部，斯密记录了大量有关欧洲文化、政府、商业、管制及经济生活的事实，并将其与英国国内的情况进行对比。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斯密在法国与欧洲著名思想家的讨论和交流，其中法国古典经济思想家们诸如魁奈、杜尔阁——重农主义学派对其影响更为深刻，获益颇丰，并对《国富论》的写作产生深远影响。正如斯密1764年7月在法国图卢兹给休谟的信中所说，我已开始写一本书。这本书应该就是十多年后出版的举世经典《国富论》。

1766年11月，游学结束，斯密返回伦敦。在伦敦停留的半年中，斯密利用建立不久的大英博物馆藏有的丰富资料，继续进行《国富论》所要论述问题的进一步研究。1767年5月斯密又重新回到了家乡柯科迪，购买住所并接母亲及堂妹同住，终身不婚，一直悉心侍奉母亲直至她1784年去世。1767年后的斯密大多时间居住柯科迪忙于《国富论》的写作，1773年携《国富论》原稿赴伦敦，意于最后稍加润饰即行出版。但在其伦敦的研究工作和与许多重要人物的交流探讨中，不少重要性的问题超出了他的预料，包括法国重农主义者杜尔哥寄给他的新资料《关于课税的备忘录》，当时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活动日益加剧，1775年美国爆发独立战争等等，由此促使斯密有必要继续研究有关问题而不急于发表《国富论》，后来斯密对《国富论》进行了广泛修改和补充，有时是整章整章地改写，甚至是重新审定自己原来的一些主张，直至1776年《国富论》成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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