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第一论 毛泽东论鲁迅

        一、毛泽东爱读鲁迅著作

        二、毛泽东评说“鲁迅精神”

        三、毛泽东综论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第二论 瞿秋白论鲁迅

        一、瞿秋白与鲁迅的“知己”之交

        二、瞿秋白论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和战斗历程及革命传统

        三、瞿秋白论鲁迅杂文产生的原因和艺术特点及战斗意义

    第三论 周恩来论鲁迅与郭沫若

        一、鲁迅与郭沫若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革命战友

        二、鲁迅与郭沫若的精神特质

        三、鲁迅与郭沫若“各人自有千秋”

    第四论 茅盾论鲁迅

        一、茅盾和鲁迅的战斗友谊

        二、茅盾论鲁迅的思想发展: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三、茅盾论鲁迅的文学创作：融小说、杂文、思想于一体

    第五论 郭沫若论鲁迅

        一、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和变化的原因

        二、郭沫若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第二辑

    第六论 马克思恩格斯论莎士比亚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热爱和尊崇

        二、马克思恩格斯论要“莎士比亚化”不要“席勒式”

    第七论 马克思恩格斯论歌德和席勒

        一、马克思恩格斯论歌德世界观和创作的两重性

        二、马克思恩格斯论席勒的剧作和“席勒式”

    第八论 马克思恩格斯论巴尔扎克

        一、马、恩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历史内容和巨大价值

        二、马、恩论巴尔扎克的成就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

    第九论 列宁论列甫·托尔斯泰

        一、列宁论列甫·托尔斯泰一组论文的时代背景

        二、列宁论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三、列宁论列甫·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的矛盾

    第十论 列宁论高尔基

        一、列宁对高尔基革命活动和思想动向的关注

        二、列宁对高尔基《海燕》和《母亲》的评价

        ……

第一论  毛泽东论鲁迅

　　一、毛泽东爱读鲁迅著作

　　鲁迅是毛泽东一向敬慕并给予崇高评价的伟大作家。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鲁迅著作是毛泽东最爱读的,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学习鲁迅,读点鲁迅著作。

　　1937年1月,毛泽东进驻延安后,他在陕西第四中学(设在延安)图书室发现有鲁迅的著作,如获至宝。他借了几本,读后再借,先后三次借阅,他读了这里所有的鲁迅选本和单行本［1］。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当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当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信,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2］深深的遗憾声里流露出系统渴读鲁迅作品的热切愿望。半年以后,1938年8月,他就得到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编辑出版的20卷《鲁迅全集》。这是二百套编号发行,标明“非卖品”的“纪念本”。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从上海辗转到延安,毛泽东得到了一套,编号为第58号。他非常珍爱这套书,一直把它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尽管当时战争纷繁,工作忙碌,环境简陋,毛泽东还是忙里偷闲,抓紧时间,在低矮的窑洞里秉烛夜读［3］。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那办公桌上放着3卷《鲁迅全集》。这套《鲁迅全集》,伴随着毛泽东度过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从延安一直带进北京中南海。他曾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转移路上还要和敌人交火。这些书都是给战士们背着,他们又要行军,又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些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4］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他出访苏联,还是在国内巡视,他都带着它,废寝忘食地阅读。1949年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他亲自挑选了58号这套《鲁迅全集》中的几卷带往苏联。他曾因读这几卷书而推迟进餐,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5］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带注释的鲁迅著作单行本,毛泽东对这套新版的鲁迅著作也十分珍爱。他把这套书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和其他零星时间阅读。据逄先知介绍,1959年10月毛泽东外出前夕,指明要带走的书籍中就有《鲁迅全集》。1961年,他在江西的一段时间,还把新版的《鲁迅全集》带在身边。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正在翻看的书,就是新版《鲁迅全集》。到70年代初,毛泽东己近80高龄,体力、精力不济,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视力日见减退,但读鲁迅著作的兴趣有增无减。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线装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编》,这本书共29篇鲁迅手稿,都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拿到这本书后,一有空就翻阅。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书桌上、书架上,还摆放着鲁迅的著作,或是翻开着,或是在某一页上折了一个角,或是在书中夹着纸条,或是在封面和题目上用笔画了圈,或是在有的文章旁边写了批注文字［6］。到晚年,身患重病的毛泽东还多次提议要党内同志读点鲁迅著作。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对周海婴的关于出版带注释的《鲁迅全集》的信作了批示:请政治局“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总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视察,毛泽东都忙里偷闲认真阅读鲁迅著作。正是通过系统地阅读鲁迅著作,毛泽东才有可能对鲁迅了解得相当深刻和透彻,才真正理解到“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7］而这正影响着毛泽东对鲁迅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上地位的崇高评价。

　　二、毛泽东评说“鲁迅精神”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鲁迅》的重要讲话，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直接地提出并专门论述了“鲁迅精神”，概括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和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8］

　　毛泽东认为：“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他号召人们“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这样提出和推崇“鲁迅精神”，既是从鲁迅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出发，从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出发，从鲁迅毕生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这一事实出发，概括出鲁迅所独具的“鲁迅精神”，又紧密地联系着当时的斗争大局(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时代要求(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指出“鲁迅精神”的几个特点,号召人们向他学习,以便“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分子：这些人像鲁迅那样具有政治远见，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他们“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决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道路上起着向导作用。”［9］

　　显然，毛泽东对于“鲁迅精神”的论述，既是非常切合时宜的，又是实事求是的，贯穿着革命功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现在，我们根据毛泽东的论述，结合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对“鲁迅精神”作一番进一步的分析。

　　“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之间有着不可颠倒的逻辑联系，其中“政治的远见”最重要，是方向，是基础，是斗争的力量源泉。我们首先分析第一个特点“政治的远见”。这里我们试以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来说明这个观点。我们知道1927年前，鲁迅还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政治上，他最先曾寄希望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改寄希望于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能够看到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能成功。但他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开始为五四运动的彻底反帝反封建而战斗呐喊的。五四运动刚刚兴起，正当反动势力及其御用文人敌视十月革命和抗拒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鲁迅立即针锋相对地发表了《随感录五十六·“来了”》和《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两篇杂感，热情地歌颂了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终于取得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俄国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10］他希望中国民众“抬起头”，去迎接“新世纪的曙光”。从此以后，他一直注视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在1925年和1926年这两年里，鲁迅已经在为数不少的文章里，或情不自禁地赞颂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苏俄，或愤怒地痛斥国内外敌人诬蔑社会主义苏俄的奇谈怪论，同时，对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尊为革命“先驱者”和“火车头”而表示了崇敬之情。1927年以后，鲁迅逐渐地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时的鲁迅，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他确认：在现代社会各阶级中，“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11］，同时肯定地指出：“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12］。因此，鲁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着胜利的信心。鲁迅看清了政治方向，他那颗赤诚的心，就永远向着毛泽东，永远向着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历史关头,力挽狂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上海的鲁迅，一面继续领导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一面极为关注毛泽东领导的长征，以无限兴奋的心情，聆听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每一个捷报。1935年10月,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传来时，鲁迅激动得夜不能寐，立即和茅盾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党中央，深情地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13］这质朴而真诚的语言,表达了鲁迅对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崇敬和信仰。

　　1936年，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为了和国民党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表示坚决拥护。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中明确地声称：“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14］

　　当时有一个叫陈仲山的托派写信给鲁迅，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恶毒攻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接到这封信后，立即写了一封回信。他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正气凛然地公开赞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并自豪地宣称：能把他们“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还以崇敬的心情直接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怒斥托派的无耻诽谤：“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15］鲁迅用托派的卑污、渺小,强烈地反衬出毛泽东的英明、伟大。鲁迅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集中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崇高的革命品质。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肺腑，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对毛泽东的崇敬，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明确认识和坚定信念，都充分表现了鲁迅远大的政治眼光。

　　其次我们看鲁迅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毛泽东说,鲁迅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屈服。事实就是这样。1931年2月7日深夜,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一次就秘密杀害了20多位革命者，其中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等五位革命青年作家。消息传来，鲁迅无限悲愤，痛切地感到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战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从悲愤中爆发出战斗的激情，写了一首悲愤的战斗的诗篇：“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除写了这首诗，还写了著名的纪念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并为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寄给美国进步杂志《新群众》发表，向国外读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左翼文艺运动的血腥罪行。当史沫特莱拿到这篇文章，想到发表后会给鲁迅引来杀身之祸，便担心地说：“你的名字签在这上面是否方便?”鲁迅毫不犹豫，坚定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啊!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拿去发表就是。”鲁迅就是这样，抓住一件事，斗争到底，在斗争中勇往直前，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屈服。

　　鲁迅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充满为了一个伟大目的而牺牲的巨大决心。1933年6月20日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杨杏佛的葬礼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33年由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蔡元培和杨杏佛等人发起、主持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是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残害无辜人民，营救被捕革命者为主要任务的。“同盟”的革命活动大大触怒了国民党政府，于是反动政府指派蓝衣社特务，在6月18日上午暗杀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接着又把鲁迅列入了暗杀名单。20日下午“同盟”为杨杏佛举行了入殓仪式，鲁迅好友许寿裳担心鲁迅的安全,劝鲁迅不要去参加，鲁迅十分坚定地说：“我应该去送殓!”出门时，鲁迅不带钥匙，将房门锁上，以表示此去不准备再回来的牺牲决心。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脸不变色心不跳，充分体现出鲁迅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何等可钦可敬！

　　鲁迅的牺牲精神还表现在他对待生死、对待疾病、对待工作的态度上。鲁迅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生命与革命相比较，革命更重要，因而，为革命而拼命，为革命而死是最值得的。死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大自然的规律。对于正常生理现象的死，鲁迅总是听其自然，抱着“随随便便”的态度，他说他是属于“随便党里的一个”［16］，而对于为人民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而死，鲁迅是无所畏惧的。他在《且介亭杂文末编·死》这篇文章中说：“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17］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并且指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18］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简直是诬蔑。鲁迅热爱生命，但不怕死。大家知道，1936年，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鲁迅病情加剧，敌人对他的迫害也更加残酷，但鲁迅斗志有增无减。这一年九个月中，他大病了六个月。海内外友人关心他，多次致信敦促和劝告他多加保重，易地治疗。他们希望鲁迅的身体康复起来，为中国革命做更多的工作。鲁迅理解他们的一片好心，可是要他停止战斗，停止工作，却非常困难。其实鲁迅何尝不想早日恢复健康?但是,“非不为也,不能也”。请听一听他的这些发自肺腑之言吧：“我知道我的病源……只要什么事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载，就会好得多。但这如何做得到呢。”［19］“身体还是不行，日见衰弱，医生要我不看书写字……有几个朋友劝我到乡下去，但……一时也做不到。”［20］“不过我自己忙一点，也一天一天的瘦下去，有朋友劝我玩一年，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21］朋友们都劝他暂时停止战斗，停止工作，劝他休息，劝他去玩，而鲁迅多次表示“做不到”。为什么?因为鲁迅认为既然“中国需要”、“革命需要”，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深重的紧要关头，他不能躺在病床上休养，任凭他人去斗争和牺牲。因此，在大病缠身的时刻，鲁迅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头脑冷静，他没有死的恐怖，更没有坐以待毙。他时时在想，如何在有生之年“好好替中国”更多地做一些事。想定之后，他说：不管怎样，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要赶快做”。鲁迅说得很清楚：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不如多工作而少活几年。因此,他既不入院治疗，更不去国外休养。任凭病情日趋恶化，鲁迅始终坚守在白色恐怖，特务横行，暗杀成风的上海，誓与敌人血战到底。他在给一位日本友人的信里大义凛然地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22］又在给另一位日本友人的信里坚定地表示：尽管“现在这里,生命是颇危险的”,“然而只要我还活着，不管做多少，做多久，总要做下去。”［23］是的，鲁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工作不停。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尽管大病六个月，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在“赶快做”，仍然校印了《故事新编》、《药用植物》、《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版画集》、《苏联版画集》和《苏联作家七人集》、翻译了《死魂灵》第二部，还写了杂文、他人文稿序引、公开答信39篇。逝世前两天，还在执笔，逝世前十几小时，还在写日记。鲁迅逝世以后，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献辞》中说：“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什么是娱乐’。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还在工作。鲁迅战斗到最后一息，工作到最后一息。鲁迅是死在战斗的岗位、工作的岗位上的，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那种为革命而忘我的拼命精神、牺牲精神真是感人肺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的政治眼光何等远大，鲁迅的政治方向何等明确，鲁迅的斗争精神何等坚决，鲁迅的牺牲精神何等崇高。正因为鲁迅有这些精神素质，毛泽东进一步认为，鲁迅“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24］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历来推崇鲁迅精神,一贯重视学习鲁迅,宣传鲁迅。鲁迅逝世己经70多年了,今天的中国和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根本不同了,但鲁迅精神并没有过时。我们过去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的时侯,需要鲁迅精神,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同样需要鲁迅精神;我们在和拿枪的敌人斗争中需要鲁迅精神,在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鲁迅精神。鲁迅精神有着永恒的价值。学习鲁迅精神,发扬鲁迅精神,实践鲁迅精神,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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