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选题意义

　　　　二、学术史回顾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四、关于消费转型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六、本书结构

　　　　七、创新和不足

第一章  1842年前中外贸易与中国传统消费模式概述

　　第一节  中外贸易概述

　　　　一、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二、清政府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

　　　　三、清政府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

　　　　四、进口洋货的规模和结构

　　第二节  中国传统消费模式概述

　　　　一、中国传统消费模式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二、中国传统消费模式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洋货进口对中国传统消费模式产生的影响

　　　　一、洋货进入广州、上海、北京等地

　　　　二、已经在局部地区开始出现崇洋消费现象

　　　　三、鸦片的输入使消费模式畸形化发展

第二章  1842～1894年洋货初步打开中国市场

　　第一节  1842～1859年洋货进口的趋势和特征

　　　　一、洋货进口趋势

　　　　二、洋货进口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

　　第二节  1860～1894年洋货进口趋势及其特征

　　　　一、洋货进口的稳步增长

　　　　二、洋货进口的特点

　　第三节  洋货市场和消费主体

　　　　一、1842～1859年洋货的主要市场和消费主体

　　　　二、1860～1894年洋货的主要市场和消费主体

　　第四节  洋货初步打开中国市场的主要原因

　　　　一、价格优势

　　　　二、不平等条约几乎扫除了中外贸易的一切障碍

　　　　三、消费洋货边际效用高于土货

　　　　四、洋商采用多种多样的促销手段

　　　　五、洋商对中国居民消费习惯、消费需求了解增多

　　　　六、销购结合

第三章  1842～1894年洋货进口与中国居民消费模式的初步转型

　　第一节  洋货进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产生的影响

　　　　一、洋货进口与中国自然经济的初步解体

　　　　二、洋货进口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

　　第二节  洋货进口与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及消费方式的初步转型

　　　　一、洋货进口在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初步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二、消费结构、消费方式初步转型的主要特点

　　第三节  洋货进口与中国居民消费观念的初步转型

　　　　一、洋货进口推动了崇洋消费观的发展

　　　　二、洋货进口与国货消费意识的萌芽

　　　　三、洋货进口助长了上海等地奢靡之风的发展

　　　　四、洋货进口加速了等级消费观念的解体

　　　　……

导论

　　一、选题意义

　　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及其关系，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的综合性创新课题。说其复杂，是因为仅就中国近代洋货进口问题、或是中国近代消费转型问题已是非常复杂的课题，本书则将两者结合起来，既探讨洋货进口问题，又要研究消费转型问题，并要探究出洋货进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居民消费转型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难度更大。说其综合性，是因为该选题不仅涉及对外贸易问题，还涉及消费领域的研究；不仅涉及消费经济学理论，还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其中最为困难的是需要从洋货进口的角度探讨出西方物质力量与中国近代消费模式转型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出洋货进口在中国近代居民消费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说其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是因为就笔者管见所及，不管是中国近代洋货进口问题还是消费转型问题本身都应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相应的研究至今甚少，国内外经济史学界和历史学界有关中国近代消费领域研究的专题论文只有4篇，有关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之间内在联系的专题研究论文只有2篇。中国近代是一个社会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推动社会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是“外力”。这里的“外力”主要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实力、经济力和宗教力等，西方列强凭借强制力向中国输出的洋货就是其经济力的物质载体，洋货是启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消费是社会再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美国学者罗斯托指出消费是划分时代的一个基本标记罗斯托在1960年发表了《经济发展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根据经济指标把所有社会的发展都分为5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的大众消费阶段。，消费史研究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居重要地位。说其创新性，是因为目前学术界不仅没有深入系统地对中国近代洋货进口问题、消费转型问题两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更未出现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本书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切纳入了研究视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强行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在将洋货销到中国每一个角落获取最大利润目标的驱使下，输入中国的洋货数量日巨，品种日多，洋货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激发了中国居民几千年来少有变动的消费模式发生巨变。因此，说该课题是著者一次大胆地开创性尝试。这是本书的新意所在，也是选题的意义所在，更是难度所在。

　　拓垦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之间内在联系这块学术荒地，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具有现实意义。一是深入系统研究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贸易史、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中国近代风俗史的研究。二是中国近代消费转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其进行系统地研究可以揭示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转型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三是为了解和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洋货大潮和崇洋消费风气等经济文化现象提供历史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洋货以其良好的质量、精美的包装、强大地宣传攻势迅速打开中国市场，中国再次出现洋货浪潮，国货与洋货之争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全国工商联在全面调研后指出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崇洋消费心理，削弱了我国自主创新技术与产品的社会使用与消费动力，阻碍了我国自主创新技术与产品的市场销售，因此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都提出要逐步消除普遍存在的崇洋消费心理，推动我国自主创新产品和民族品牌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文化的形成，增强民族品牌消费意识的提案。

　　二、学术史回顾

　　本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内容十分繁杂，要把复杂的问题说清楚，需要大量的史料来佐证，但迄今有关中国近代洋货进口和近代消费领域的研究还比较零碎，尚无系统的研究成果。下面，就著者视野所及的研究成果和文献做一学术总概括，以作为本书深入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1.关于进口贸易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进口贸易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较多地散见于有关近代对外贸易史的研究成果中。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分为资料性和研究性两类。资料性成果主要有：姚贤镐编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曾兆祥主编的《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等。研究性成果主要有：王云五主编陈重民著的《中国进口贸易》，郑友揆著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的《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姚洪卓著的《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等。上述著者们在这些著作中提供了一些有关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统计资料。

　　2.关于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近代社会生活、风俗变迁方面的研究。关于近代社会生活、风俗变迁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类研究中都零星涉及有洋货进口与近代中国居民消费生活、消费风俗变革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内容。就笔者所见择其要者列举如下：乐正是国内较早注意到洋货进口在中国居民消费观念演变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学者，在其所著的《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态：1860~1910》一书中指出，近代上海对外贸易的迅猛扩大，进口洋货量、消费洋货量都居全国之首，是演成近代上海人崇洋消费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乐正：《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7页。朱英也是较早注意到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方式变革之间内在联系的学者，在其所著的《近代中国商业发展与消费习俗变迁》一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之后，“洋货的日趋普及……推动了中国人消费方式的变革。”消费方式的变革表现为趋新赶时髦、盲目崇洋等。朱英：《近代中国商业发展与消费习俗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第109~116页。孙燕京对晚清崇洋社会风尚的形成进行了较为系统地研究，她的著作《晚清社会风尚》中提到近代洋货的逐渐流行造成洋货市场不断扩大，为消费观念上形成崇尚洋货风尚奠定了物质基础，即洋货“越来越适应中国人的消费口味和消费习惯，导致洋货消费市场不断扩大”，随着洋货的逐渐流行，在消费观念上也形成崇洋风气。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页、第24页、第277页。李长莉虽然没有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洋货进口对居民消费模式变迁产生的影响，不过其著作中包含不少洋货进口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消费观念变迁产生影响的内容。在她所著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一书中提出随着中外贸易的逐渐扩大，五光十色的洋器物及日用洋货开始进入城镇居民的生活。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1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7~137页、第563页。还在其所著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一书中指出洋货输入是引起上海人生活方式、伦理观念变迁的重要诱因，“西器洋货，以其新奇的异域风格，制作的奇巧精致，种类数量的繁多，给人们视觉和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冲击，随后又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日益流行，蔚成风气。”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页。刘志琴在其与同事合作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洋装在中国的流行“与其说是由于观念的变革，不如说是打开国门后，汹涌而来的洋布、洋装、洋货的冲击，在中国引起的回应。”刘志琴：《衣冠之治的解体和思想启蒙》，见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27~128页。谯珊提出“外力”尤其是进口贸易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消费资料和消费结构，在其所著的《近代城市消费生活变迁的原因及其特点》一文中，论述了近代城市消费观念及消费结构的改变，并指出崇洋是消费生活的主旋律。谯珊：《近代城市消费生活变迁的原因及其特点》，《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2期，第73~79页。蒋建国认为晚清外贸经济的发展既是广州消费模式发生变革的前提条件也是结果，在其所著的《晚清广州城市消费文化研究》（2005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对晚清广州城市消费文化史进行多方位地研究，论文中涉及洋货进口对广州洋货消费市场、消费文化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此外，还有张静如、刘志强也在他们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一书中谈到民国以后中国居民在衣食住行上“崇洋”风气的影响越来越大。赵新平在《民初社会时尚流变及其特点》一文中提到民初社会时尚流变带有鲜明的“崇洋”倾向，生活方式领域西化色彩越演越浓，崇洋趋新成为从都市到乡村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且盲目崇洋之风亦有越演越烈之势赵新平：《民初社会时尚流变及其特点》，《山西师大学报》（社科），2003年第2期，第106~107页。。这类著述还有不少，不再一一罗列。

　　上述著述各有明确的研究方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洋货进口对中国近代居民消费结构、观念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但缺乏深入地探讨。各位学者的观点、思想及研究方法对本书的写作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3.关于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程恩富是较早注意到中国近代洋货进口与消费转型之间内在联系的学者，在其主编的《上海消费市场发展史略》一书中，有一节专门论述了近代上海洋货输入对上海消费市场所产生的影响。该书指出洋货进口引起上海消费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洋货逐渐改变了上海居民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并从吃、穿、用等方面具体分析了洋货对上海居民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程恩富：《上海消费市场发展史略》，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7页。袁欣认为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施与了决定性影响，并从食品、衣着、灯火照明等方面的消费说明了洋货进口对近代消费结构产生的影响。袁欣：《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109~113页。林青的《洋货输入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一文主要从资料整理的角度，以缝衣针、日用化学品、蜡烛、煤油、火柴、化妆品怎样占据中国消费市场为例，说明“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各种西方器物的传入，特别是日用百货”。林青：《洋货输入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第70~73页。总的感觉是，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洋货与消费转型之间内在联系尚未有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

　　4.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的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西方有关消费经济的研究大约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国对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与重视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20世纪80年代后，探讨社会主义消费的地位﹑作用及其规律成为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一批专著和教材陆续出版，如《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尹世杰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消费经济学概论》（刘方棫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消费经济学》（厉以宁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尹世杰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消费经济学进行研究，出版了《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中国消费模式研究》、《消费经济学原理》、《中国消费结构合理化研究》、《消费力经济学》、《消费文化学》等一系列著作。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中国消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它们之间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影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评判〉导言》中，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作了非常精辟地论述，他认为生产在三个方面决定着消费：一是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二是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三是生产为消费创造动力。但马克思并不认为消费是消极的。他认为生存是创造历史的前提，人类要生存必然要消费，他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必须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页。从这一意义上说消费又是生产的终点和起点，目的和动力。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1.“洋”、洋货与洋货进口的区别。“洋”字主要含义有三：一是指来自外国的人、物，如洋人、洋布；或与外国相关的事务，如洋务。二是指贵重、美好的物品，如“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酱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陈作霖：《炳烛里谈》，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世界书局，1935年，第300页。三是指机械制造品。由于近代从国外输入的商品多为机制品，后来人们不管是从国外进口的，还是中国民族资本自己生产的机器制品都会在其前面加一限定词“洋”，如机织布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都称“洋布”，机纺纱都称“洋纱”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103页。。

　　洋货是指外国企业生产的货物，主要是指从外国进口的机械制造品，包括进口商品和在华外资企业制造的商品。

　　洋货进口本书是指直接从外国及香港进口的商品。

　　2.国货的含义。关于国货的含义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国货是指中国生产的机械制造品，不包括我国传统的手工业制品（即土货）。如王相钦提出：“洋货是指外国生产的机械制造品，国货是指中国生产的机械制造品，不包括其他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王相钦：《抵制洋货和提倡国货——中国近代市场上的反帝爱国斗争》，《商业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第19页。而潘君祥等认为国货应该包括土货，他说：“在鸦片战争以后，起先人们一般把外国进口产品统称为洋货，而把与洋货相对的我国产品都称为土货。当时土货和洋货的区别主要有二：一是生产地别不同，洋货是外国生产，土货是中国生产；二是生产手段不同，洋货大多为机制工业品，土货大多为手工产品。但是，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工业企业不断开设，我国也有了机制工业品。这些机制产品仿照洋货，又与原土货有别。随着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增强，有人把它称作国货，或把包括手工土货在内的我国产品统称为国货，以与进口的包括外资在华企业生产的洋货相区别。”潘君祥：《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2页。本书为了表述的方便，国货的意义取用国产的工业品一说，传统的手工制品称为土货。

　　3.有关消费方面的概念和消费的性质。“消费”作为经济学专门术语，《经济大辞典》的解释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和生活资料的消耗。”于光远：《经济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1983页。我国专门研究消费问题的《消费经济辞典》的解释是：“人们通过对各种劳动产品的使用和消耗，满足自己需要的行为和过程。”林白鹏：《消费经济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无论哪一种解释，都认为广义的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生产消费，是指在生产活动中工具、原料与燃料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耗过程。生活消费是人们为满足物质、精神需要而消耗的物质资料或劳务的过程，其中包含了物质生活消费与精神生活消费，它是消费经济学所考察的对象，本书主要研究后者。

　　生活消费具有两重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亦即消费具有自然过程的性质和社会关系的性质。消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消费的社会性。消费的社会性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消费主体的社会性。消费者的社会性决定了消费也具有社会性。消费者不仅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二是消费观念的社会性。消费观念主要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群体、阶层和民族经常具有不同的消费观念。三是消费功能的社会性。消费不但维持个体的再生产，而且起着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作用。四是消费行为的社会性。个体消费行为受参照团体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导致消费的社会模仿性。消费行为又是一种象征性竞争，通过相互攀比或炫耀性消费以维持或提升社会地位和身份。消费行为的社会性还表现在追逐时尚和流行。此外，消费的后果也具有社会性，即具有消费示范效应。五是消费供应的社会性。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自给性消费所占比例越来越小，消费者越来越需要通过交换或某种社会关系来获取消费品，消费供应社会化了。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