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章从“两个对子”说起
一、发展哲学必须破除一个公式
二、谈谈“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联系
三、浅析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第二章突破教科书中的教条主义
一、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再思考
二、考问真理引发的联想
三、教科书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真空地带
四、杰出人物是如何创造历史的

第三章《论语》中的儒家思想
一、《论语》词汇
二、《论语》语“仁”
三、《论语》誉君子

第四章“道”的智慧
一、《道德经》词语
二、水有十德
三、老子之“道”
四、道吾道以及人之道

第五章对中国历史的反思
一、愚民策略
二、孔子的“八不吃”
三、井的意义
四、商鞅变法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人生三种态度
六、学会说谎

第六章西方哲学的教益
一、略谈“人是万物的尺度”
二、从古希腊“原子论”的产生看思维方式的变化与理论创新
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贡献
四、叔本华铸造了四个世界及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五、谈谈现代社会中“宗教”存在的原因——以基督教为例

第七章哲学与生活的思考
一、要正确把握哲学体系的逻辑结构
二、什么是幸福
三、幸福和痛苦的辩证法
四、“人活之谜”探析与思考
五、“主观幸福感”一词辨析

第八章走近马克思的少年和青年
一、马克思在中学的毕业作文
二、德国的教育环铸造了青年马克思
三、《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百科全书
四、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第九章马克思主义教学与思考
一、“原理课”教学需要进一步改革
二、“三个代表”所体现的唯物史观
三、共产主义理想与群众史观

第十章我的诗词和人生感悟
一、孩时的诗词
二、七字诀：中国帝王谱略
三、和诗若干
四、诗词连接
五、人生感悟

后记

第一章从“两个对子”说起
前言
        说起突破教条主义的影响，首先就要从“两个对子”谈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科学，实践性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最主要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两个对子”（即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可以说是“两个对子”斗争的结果。
然而，熟知的东西并非真知，真知的东西并非辩证知之。随着社会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我们对这“两个对子”的斗争也应该辩证地把握。本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以三篇短文对“两个对子”的另一面进行一些初步探索，抛砖引玉，以飨读者。
       一、发展哲学必须破除一个公式
长期以来，在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中出现了一个习惯性的公式，即唯物主义=正确=革命，唯心主义=错误=反动。在这个公式的影响下，许多哲学理论工作者走上了极端化、片面化的道路，给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一）
       唯物主义=正确=革命，唯心主义=错误=反动，这个公式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及建国初期，我国的哲学研究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做法。斯大林时代有一位苏共书记叫日丹诺夫，在1947年的哲学史讨论会上提出:“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规律的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他把哲学史看成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简称“斗争史”)。既然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唯心主义当然就是“错误的世界观”。既然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中必然会被先进的阶级所利用而起到“革命”的作用；反之，唯心主义则必然会被落后的阶级所利用而起到“反动”的作用。于是，有人很自然地提出了唯物主义＝正确＝革命，唯心主义＝错误＝反动的公式。这个公式也流传到我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及建国初期，由于我国“一边倒”，完全接受了“斗争史”的观点，也接受了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首先，它是改造唯心主义哲学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各大学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唯心主义哲学，唯心主义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有着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认识唯心主义的错误，清除唯心主义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已成当务之急。所以，这个公式对批判唯心主义世界观，改造唯心主义哲学起到了加速作用。其次，它是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不普及，还没有深入到全国各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缺乏必要的了解。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唯心主义哲学，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已成为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所以，这个公式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再次，这个公式也是改变哲学史研究方向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在哲学史的研究上一直是唯心史观占统治地位，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是唯心主义的。建国后，如何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如何用唯物史观代替唯心史观，如何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彻到哲学史的研究中去，使哲学的研究方向走上正确的轨道己成迫切需要。所以，这个公式对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对改变哲学史的研究方向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
       但是，随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个公式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首先，它给哲学研究带来了教条化、庸俗化的倾向。许多人把这个公式作为永恒不变的教义，用来分析和研究各个时代的哲学。他们把着眼点完全放在对哲学的所谓“出发点”的研究上，一旦确定某个哲学的出发点有问题，就很简单地推出这种哲学是错误的，乃至反动的。相反，一旦确定某个哲学出发点没有问题，就简单地推出这种哲学是正确的，乃至革命的。这就使哲学研究走上了简单化、片面化和绝对化的道路。其实，一种哲学的科学性(正确性)和进步性(革命性)绝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出发点”，而是同当时的社会需要、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理论的继承关系、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性，甚至同哲学家个人的经历及所受的教育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仅仅用上述公式来分析哲学的科学性和进步性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公式的危害就在于，它给哲学研究带来了教条化、庸俗化倾向。教条之所以为教条，正在于它抽掉了具体的丰富多彩的内容，而哲学所应该研究的正是这些东西。庸俗之所以为庸俗，正在于它忽视了哲学发展的复杂线索，而哲学所应该研究的正是这些线索。其次，它给哲学研究带来了宗派性倾向。许多人接受了这个公式以后，不仅对死去的哲学家给予不公正的待遇，而且对活着的人也百般迫害，把哲学研究紧密地同政治联系起来，把哲学理论同阶级斗争直接挂钩，大搞哲学上的宗派主义。例如，在哲学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往往是对唯心主义哲学家否定多于肯定，而对唯物主义哲学家却有过多的溢美之词。其实，不少有价值、有意义的观点是唯心主义者提出来的，而有些唯物主义者是很肤浅的。再比如，有些人在政治上出现了问题就被打成“唯心主义者”，而一些“极左分子”却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唯物主义者”，当他们在政治上失意以后同样被说成是“唯心主义者”。到头来，天天批判“唯心主义”，结果是“唯心主义者”越来越多。其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人类认识史上的花朵，尽管有些是“不结果”的花朵。一种理论之所以能够出现和发展必然有某些合理的东西，哲学所研究的正是这些东西。所以，无论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哲学，都值得我们作认真、具体和公平的评价。上述公式的危害性就在于把唯物主义同革命、唯心主义同反动联系起来，即把哲学理论同政治问题或阶级斗争直接挂钩，而看不到哲学本身的相对独立性，致使哲学研究政治化，这样，就使人们把注意力从哲学本身转移到纯粹的政治问题，把哲学理论变成了宗派理论，严重地阻碍了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
       唯物主义=正确=革命，唯心主义=错误=反动，这个公式是错误的。首先，唯物主义不能同正确画等号，唯心主义也不能同错误画等号。我们说“唯物主义正确”是有条件的，这是指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它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在此条件下任何唯物主义哲学内部常常包含了各种各样不正确的东西或局限性。如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直观性、猜测性，近代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等。同样，说“唯心主义错误”也是指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它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在此条件下任何唯心主义哲学内部常常包含了许多正确的东西或合理因素。如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就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直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前提。其次，说唯物主义=革命，唯心主义=反动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历史上出现过的唯物主义哲学，不一定都代表最先进阶级的利益，它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可以为任何阶级所利用。反之，历史上出现过的唯心主义哲学，也不一定都代表最落后、最腐朽阶级的利益，它在许多场合曾经为先进的阶级所利用而起到过革命的作用。例如，荷兰、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的，这是历史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我国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利用了“上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人们很熟悉的贝克莱就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他在政治上也代表了先进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一种理论体系的革命性或反动性，决不能从理论本身得到说明，它要看为哪个阶级所利用，更要看在实践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
       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内部都包含了合理性和错误的东西，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世界观有正确和错误、革命和反动之分，因此上述公式仍然是正确的。笔者认为，这种论证是不科学的，因为它片面强调了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之间、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之间的区别，完全抹杀了两者的辩证联系，把具体哲学抽象化、教条化，从而没有解决好个别和一般的关系。
       （四）
       哲学是讲党性的，否定上述公式是否与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相违背呢?不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是讲党性的，它公开强调自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但是，这不等于贴标签，用某一个僵死的公式到处乱套。哲学的发展是复杂的，坚持哲学上的党性原则也不能简单化。过去由于不能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许多国家走了弯路。如苏联30年代在生物学上的讨论、我国“文革”时期关于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争论等等。有些人总想把一切哲学问题都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把哲学理论同阶级斗争直接挂钩，结果是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许多朋友变成了敌人，把革命同志变成了专政的对象，严重地阻碍了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所以，破除上述公式不但没有同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相违背，而是更全面、更辩证地坚持这一原则，防止把这一原则绝对化、片面化和简单化。为了更好地坚持哲学上党性原则，我们必须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方法。对任何一种哲学进行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既不拔高也不贬低，既不美化也不苛求，而是肯定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1]。他还说：“卓越地坚持哲学中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了解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的名下。”[2]。列宁的话已经充分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坚持哲学上的党性原则。
       然而，要想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和“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还必须辅以“系统分析”的方法，它是上述方法的具体化和最好的表现形式。系统分析的方法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哲学发展线索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把哲学发展当成系统工程看待。在这个系统工程中要考虑到的因素是很多的，如哲学发展的社会需要及满足社会需要的条件，当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状况，自然科学及其他具体科学的发展，哲学思想产生的理论前提、思想材料及哲学思想的继承关系，哲学本身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甚至是哲学家的个人经历以及所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等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新的哲学观点的产生和发展。
       综上所述，哲学的发展是不能用任何公式所概括的，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如何把握时代精神，在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实践中如何高度概括人类实践的感性材料，就成为每一名哲学理论工作者的使命。
       二、谈谈“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联系
       众所周知，“唯物论”和“唯心论”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世界观。那么，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呢？在这里，对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索，探索其内在联系，供大家思考。
       （一）
       对“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正确理解和区分，在经典作家中是从恩格斯开始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他把“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称之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并认为，“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恩格斯所说的两大阵营，就是唯物主义阵营和唯心主义阵营。“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3]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经历过从唯心主义世界观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列宁认为“他们在很长的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4]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5]列宁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上升为哲学党性的高度，并在其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后来，唯物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一直成为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的思想武器。于是，在改造唯心主义哲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习惯性的公式，这就是：“唯物主义=正确=革命，唯心主义=错误=反动”。这个公式给哲学带来了宗派性倾向，也使哲学的发展走向了教条化和庸俗化的道路。
       其实，我们说“唯物主义正确”或“唯心主义错误”是有条件的，这是就基本方向和哲学出发点而言的，至于“革命”或“反动”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种理论的革命性或反动性不能由理论本身来说明，而是要看它为哪个阶级所利用并在实践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所以，经典作家对待唯心主义哲学基本上都采取了“扬弃”的态度，一方面批判其哲学基础和出发点；另一方面又吸取其合理思想、合理内核，列宁就把唯心主义视为不结果实的“花朵”。有一种观点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为出发点，就有正确和错误、革命和反动之分，至于“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是另一回事。如前所述，这种观点夸大了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之间的区别，完全抹杀了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之间、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犯了“白马非马”的错误，没有解决好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二）
       “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和斗争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是不能忽视的。首先，二者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思考。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指抽象道理的学问，即超感觉经验的哲学。在古希腊，形而上学是指研究世界本原、本质、本身的学问，即所谓“存在之存在”，研究这一问题的核心是从根本上把握事物，也就是从世界观的角度回答世界“是什么”。其次，二者的思维方式相同。这种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它们都试图从一个本原出发去解释万事万物，或把所有事物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基础。因此，它们都反对形形色色的二元论、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甚至相对主义诡辩论等等，当然也被这些理论所冲击。再次，二者的矛盾、斗争，推动了哲学史的发展。谁能否认“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和斗争，作为哲学发展的内驱力，推动了整个哲学史的发展？它们的矛盾、对立和斗争，推动了人们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促进了认识的深化与发展，这已经被哲学史的发展所证实。其实，“唯心论”并不是纯粹的，它总要从客观世界中寻找符合思想的证据，离不开物质世界；“唯物论”也不是纯粹的，它也一样离不开精神世界，物质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抽象。可见，二者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从二者的产生看，它们或许都来源于古代“普遍主义基因”。关于“普遍主义”，天津师范大学马德普教授有过这样的解释：“普遍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一种方法论。作为世界观，普遍主义就是相信万物背后有普遍的本原或本体，运动变化背后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作为价值观，普遍主义就是相信有超时空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体系。作为方法论，普遍主义就是喜欢抽象地看问题，喜欢从某种超时空的抽象前提推出防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结论。”[6]当然，他是从否定的意义上来谈论“普遍主义”的，其实，普遍主义也有积极的方面，这一点并非本文主题就不多谈了。
       总之，“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全面地把握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更好地、辩证地坚持哲学上的党性原则。那么，我们考察“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联系有何意义呢？这种考察能够使我们从“对立的思维”向着“对立统一的思维”转变，连唯物论和唯心论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都存在某种联系的话，那么，还有什么理论或意识形态是绝对对立的呢？“对立的思维”造就了对抗的时代，“对立统一的思维”则拯救了和平、谈判和共同发展的主题，理论永远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三、浅析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长期以来，在理论界和现实生活中，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关系一般被看成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对形而上学的内涵都作了比较粗浅化的理解。其实，“形而上学”的内涵是很复杂的，我们应当辩证地考察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及其理论价值。
       （一）
       “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这两个词都来源于古希腊文，最早可以追溯到爱利亚学派。巴曼尼德提出“存在是唯一的、不动的”这一命题(受克塞诺芬尼的影响)，开辟了形而上学思维的先河；后来，他的学生芝诺利用“反证法”进一步坚持了巴曼尼德的观点。这种“辩论、求证”的反证法就成了辩证法的前身。
       古希腊哲学发展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出现了非常繁荣的局面。这时，苏格拉底自觉使用了辩证法，“辩证法”成为在辩论过程中，不断揭露和克服对方矛盾，从而得到正确结论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把研究抽象道理（最高存在）的学问写成一本书，被中国人翻译为《形而上学》。在这本书里，亚里士多德研究了神、灵魂和自由意志等问题，后来，“形而上学”就成了一种研究超感觉经验的哲学。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起源可以看到，辩证法原是一种论辩的方法，形而上学则是一门学问，二者并非构成矛盾。由于形而上学是研究“抽象道理”的学问，它需要辩证法为自己服务，所以，辩证法在古希腊作为论辩术或问答法，往往成为任何形而上学都必须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智者学派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
       形而上学在辩证法的推动下，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到了中世纪，它成为论证宗教神学的主要方法，正因为如此，这种形而上学受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的猛烈冲击。特别是培根的“经验论”诞生以后，对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包括辩证法，这时表现为演绎法)进行了彻底批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时代。然而，由于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是最高的存在（万物本原、本质或自身），由于传统形而上学对这一问题的争吵不休，由于近代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对立，造成了许多人开始怀疑形而上学本身。休谟主张把以往探讨上述问题的书籍付之一炬，因为这种研究超越了人的认识能力。康德则认为探讨这一问题必然会造成“二律背反”使人的思维陷于无法自拔的矛盾境地。于是，形而上学岌岌可危。
       19世纪出现了黑格尔哲学。黑格尔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用孤立的、静止的、无矛盾的眼光看问题，因此是错误的；黑格尔指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局限性，认为只有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和矛盾的眼光看问题才是正确的，并用古代的“辩证法”一词来说明这种正确性。自此，“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才成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用语。后来，恩格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他推动了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斗争。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需要。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总想把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永恒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还有一些机会主义者，也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观点，破坏无产阶级运动。他们都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而他们所依据的哲学理论都是形而上学中“静止不变”的思想。所以，批判这种形而上学思想，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迫切需要。马克思就曾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因为黑格尔坚持了辩证法，而“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
       其次，它是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学说，都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形而上学性”。由于这种缺陷使它不能战胜各种唯心主义哲学的攻击，甚至最终也陷入了唯心主义。所以，改造旧唯物论，批判其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思想，是发展唯物主义学说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因为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完成了哲学革命。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的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时期内，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8]。
       再次，它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需要。在欧洲，（14-15世纪）自然科学从神学中独立出来以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时，自然科学首先要求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暂时从普遍联系中抽取出来，当成孤立不变的东西加以考察，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后来，这种研究方法被资产阶级学者概括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头脑。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前进，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从“搜集材料”进到了“整理材料”的时期，这就要求自然科学把整个世界作为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察。然而，旧的思维方法（即形而上学)却阻碍着自然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家自己感觉到，这种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统治着他们，现在流行的所谓哲学如何绝对不能给他们以出路”。所以，“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9]。
       此外，它还是反对教条主义的需要。长期以来，教条主义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而教条主义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有密切的联系。在形而上学者看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他们缺乏辩证思考，看不到对立面的同一，也看不到同一中包含着对立，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不懂得矛盾是事物的本质，因此，在处理一切问题时都“公式化”，被各种条条框框所限制，走向了极端化、绝对化和片面化的道路。这种思维在哲学上往往表现为：肯定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因此，用辩证思维代替形而上学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三）
       然而，随着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斗争的深入发展，又出现了另一种极端倾向，这就是：对形而上学全盘否定，把它看成一无是处，甚至当成“错误”的代名词。这种观点本身就缺乏辩证思考，而且，在理论上也是不科学的。
       “形而上学”原是指一种研究超感觉经验的哲学，中国人把它视为研究“抽象道理”的学问，在西方它一度被泛化为哲学的意思。只是到了黑格尔才把旧形而上学同辩证法对立起来，才有了“形而上学”派生出来的“孤立、静止、无矛盾（或片面）”的意义。可见，要科学地理解形而上学，就不能把旧形而上学(黑格尔以前的哲学)中的一种研究方法等同于形而上学本身。
       很多人以为黑格尔是反对形而上学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黑格尔反对的仅仅是旧形而上学中的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反对形而上学本身，恰恰相反，黑格尔哲学的主旨正在于克服和解决康德对形而上学的责难，去弘扬和发展形而上学。黑格尔说:“人乃是能思维的动物，天生的形而上学家。”[10]他还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11]。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也没有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起来，没有因为坚持辩证法而去反对形而上学本身。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中，有一章的题目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他说:“我们一方面谈论经济学，同时又要谈形而上学”[12]。他在评价黑格尔时曾经说：“黑格尔天才地把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13]。显然，这里讲的“形而上学”并非是在“孤立、静止、无矛盾”的意义上使用的。在经典作家中，恩格斯是最早提出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人，但他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也没有完全停留在上述的定义上。他在许多场合下使用了“旧形而上学”、“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等等，以此来区别形而上学本身。列宁也清楚地知道“形而上学”还有其他意思，知道马赫主义者指责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他说：“必须指出，许多唯心主义者和一切不可知论者都辱骂唯物主义者是形而上学者，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就是超越经验的范围”[14]。他还说：“承认人以外的客观实在，被称为形而上学”[15]，“康德和休谟路线的维护者把我们唯物主义者叫作‘形而上学者’，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在经验中感知的客观实在，我们承认我们感觉的、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泉源”[16]。他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实证论者即休谟主义者所说的形而上学”[17]。
       可见，形而上学的内涵是很复杂的，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更不能用派生出来的意思完全取代它原来的深刻内涵。或许有人认为这是搞“文字游戏”，其实不然，当我们恢复“形而上学”本来面貌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存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有着极高的价值，即使是从它那里派生出来的含义也是不能全盘否定的。
       （四）
       形而上学的价值表现如下：首先，它是哲学思考的标志。“形而上学”顾名思义，就是“形而上”的学问，正如汉语中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在古希腊，形而上学是指研究事物本原、本质、本身的学问，即“存在之存在”，研究这一问题的核心，是从根本上把握事物的稳定方面，它试图排除事物的外在性与杂多性，而直接关照其内在性与单一性，也即从世界观的角度来回答世界“是什么”。当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利士提出“水是万物始基”的时候，这里就包含了形而上学的思考：因为这里的“水”已经被内在化与单一化，上升到世界本原的高度，它已经不再是具体的水了；然而，也正因为“水”还保留了外在性与杂多性，保留了感性形式，所以，这种形而上学思考又是不彻底的。只有当巴曼尼德提出了“存在是唯一的、不动的”以后，才真正达到了形而上学思考：因为“存在”才完全摆脱了事物的具体的感性形式，即摆脱了事物的外在性与杂多性，真正达到了思维抽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哲学史应该从巴曼尼德开始，因为抽象思维(形而上学)的发展正是哲学的发展。可见，形而上学是哲学思考的标志。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都可以说是一种形而上学思考。哲学史上的怀疑主义、二元论、不可知论等等，都是一些不彻底的形而上学。
       其次，形而上学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和辩证法之间具有同一性和互补性。从形而上学的起源可以看到，它要求本质地看问题，侧重于研究事物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内在的同一性，“形而上学——关于事物（本原、本质、本身)的科学”[18]；而辩证法侧重于研究事物相互依赖、变动不居和外在事物的规律性，“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19]，“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20]。然而，形而上学要求本质地看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根本联系；辩证法要求把握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不要把事物的本质凝固化、固定化，而辩证法所研究的规律也是一种“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21]因此，二者的同一性和互补性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都有自己适用的范围，形而上学最大的合理性旨在研究世界本原、本质、本身(是什么)，试图从事物的内在性与单一性上，即从根本上把握事物的稳定方面；而辩证法的最大合理性则旨在研究世界的状况(怎么样)，试图从事物的外在性与杂多性上，即从具体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揭示其中所包含着的否定性、矛盾性。所以，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考察世界时各有自己的角度，两者的结合与同一，才能正确地把握世界。如果二者割裂分离，就会造成严重的混乱。在古希腊，爱菲索学派和爱利亚学派的斗争，或多或少地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赫拉克利特仅仅抓住了事物的外在性与杂多性，抓住了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多样性；而巴曼尼德则仅仅抓住了事物的内在性与单一性，抓住了事物的内在统一性。两派各持一端，分别抓住了片面真理，后来，柏拉图才试图把二者统一起来。如果把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推向极端（像克拉底鲁），就会因肯定万物的运动变化而否定其内在的统一性，最后拒绝给任何事物起名称；反之，如果把巴曼尼德的观点推向极端(像芝诺)，又会因肯定万物的内在统一性，而干脆提出“飞矢不动"，可见，两种极端的观点都是不足取的。
       总之，“形而上学”具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我们不能对它作简单化的理解。一方面，应该对旧形而上学中所包含的错误思维方法进行彻底批判;另一方面，又要挖掘其中所包含的合理性，重视其价值，去辩证地看待形而上学，发展人们的理论思维和抽象思维。
       结束语
       哲学上存在着两个对子的斗争，从理论上讲，我们一般地要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但是，又不能把这种观点绝对化，在无论是哲学还是现实生活中，两个对子的斗争又是复杂多样的，哲学和现实都要求扬弃任何教条，完整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扬弃教条首先是从突破教科书中的“教条主义”开始的，树立教条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教条主义”的传播和盛行，一旦脱离现实，一旦正确的结论被固定下来，一旦教条被固定下来成为经典，一旦教条被写成了教科书成为学生必须遵守的教义，那么，使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就悄悄临近了，危险也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