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言

第一章　江门风俗画廊

　第一节　江门风水

　第二节　江门民系

　第三节　江门风情

　第四节　江门古圣

　第五节　江门性格

第二章　江门信仰风俗

　第一节　信仰之源

　第二节　龙祖龙俗

　第三节　荷塘纱龙

　第四节　棠下龙舟

　第五节　叱石灵羊

　第六节　醒狮呈瑞

　第七节　民间祭祀

第三章　江门生活风俗

　第一节　蓬城粤食

　第二节　茶楼叹茶

　第三节　五邑骑楼

　第四节　开平雕楼

　第五节　祠堂旧话

　第六节　婚嫁习俗

第四章　江门节日民俗

　第一节　春节蓬城

　第二节　清明侨乡

　第三节　端阳粽香

　第四节　七夕乞巧

　第五节　中秋团圆

　第六节　重阳登高

　第七节　冬至汤圆

第五章　江门文武技艺

　第一节　武术之乡

　第二节　曲艺之乡

　第三节　粤剧摇篮

参考文献

绪　言

民间风俗习惯，简称民俗。它是在人们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中积淀的，以口头传承或约定俗成的行为等非正式和非官方的形式创造和传播的文化现象，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无意地遵循和维护的一种价值追求、伦理规范、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

在西方，“民俗”（folklore）的概念，由“民”(folk)和“俗”(lore)两个词语组成，意思是“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学问”，有的也解释为“人民的智慧”。而研究这种“民众的知识”的科学，也就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搜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服务的一门科学，也就是“民俗学”。

作为一种新兴的学科，民俗学发端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在拿破仑统治下的德国，在语言、文化和艺术等各个领域，到处都弥漫着浓郁的法国色彩，人们接受法国文化教育，用法语作为自己的日常用语。德国的语言文化，乃至于一个独立民族，面临日渐消亡的趋势。许多爱国人士纷纷行动起来，号召德国人民反抗法国人从领土和精神文化方面对德国的双重入侵。当时在德国很有影响的浪漫主义流派之一“海德堡派”把中世纪看成是德国的伟大时代，提倡复制“祖国的古董”，向“民间精神”请教，广泛宣传研究古代民间文学，以寻找那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财富的独立的民族。其时，有一对年轻的兄弟雅科尔·格林和威廉·格林深受海德堡派作家布仑坦诺和阿尔尼姆的影响，积极地投入到了这场爱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从1806年开始致力于民间童话和传说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寻找德国的文化和传统，先后出版了《儿童和家庭童话集》（俗称“格林童话”）、《德国传说集》、《德国神话》、《论德国古代民歌》和《德国英雄传说》等民间文学巨著，标志着民俗学学科的诞生。1846年，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在写给《雅典娜神庙》杂志的信中，提出用“folklore”一词来概括“民俗学”这一新兴学科，从此，这一学科风靡欧洲。1831年，芬兰成立文学学会，对民间歌谣和故事的搜集整理做了大量工作。1878年，英国民俗学会成立，并创办了第一份民俗学杂志《民俗学刊》。1888年，美国民俗学会成立。此后，民俗学在欧美各地普遍发展起来。民俗学与语言学、人类文化学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的三大“显学”。

中国民俗学的兴起始于20世纪初，当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国内局势并不稳定，全国正处于风云变幻的动荡中。随着政治变革的大势，知识界掀起了一场以批判儒家学说和倡导白话文为先声的“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众多文化精英成了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他们为了表明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分庭抗礼，一反过去贵族化的、古典的、阳春白雪式的研究方向，转而把目光投向当时被认为是“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的属于粗野小民的卑下之作。1918年2月，北大设立了“歌谣征集处”，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先河。1922年，北大创办了《歌谣周刊》，由周作人、常惠、顾颉刚等人担任编辑。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搜集了上万首民谣。在此基础上，民俗的研究又进一步扩大到神话、故事、传说、谜语、节日、风俗、谚语、民间信仰等领域。1927年，中山大学把《民间文艺周刊》改为《民俗周刊》，由钟敬文、容肇祖、刘万章等任主编。《民俗周刊》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讨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社会!”“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此后，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进入了科学研究的轨道。

其实，在我国自古就有一种采集风俗以研究民情的传统。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已有常规采风制度。《白虎通·巡守》引《尚书大传》：“见诸侯，问百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据《周礼·秋官司寇·小行人》载：秋官司徒府的官吏中有小行人，其职责之一是考察各邦国的礼俗政事。小行人的采风，是了解各地风土人情、政治得失。《诗经》所收集的十五“国风”，反映西周至春秋中叶五百余年间不同地域生活风貌的160篇诗歌，就是研究中国风俗文化的宝贵文献。及至春秋战国，“风俗”成为诸子讨论的热门话题，孔子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观点；荀子倡导“广教化，美风俗”。同时，记述风土人情的书在先秦也早已出现，《尚书·禹贡》按自然分区，简要记载每区山水、物产、交通；《山海经》以山为纲，按方位记述广大地区的地理风貌、奇闻异志、风土人情，无不都是珍贵的古代风俗资料。两汉以降，游历探险之风日盛，各地民情风俗备受文人关注。司马迁认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他游江淮，上会稽，涉汶泗，过梁楚，采集各地风土人情。《史记·货殖列传》描述关中、三河、齐、楚、越等地不同地域特征的风俗，成为中国风俗文化史上划时代的标志性典籍。张骞出使西域，原本为执行汉武帝联结大月氏以抗击匈奴的军事谋略，却意外地实现了考察西域风土民情、开辟丝绸之路的历史使命，大大开阔了西汉帝国君臣的文化视野。东汉班固曾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他的《汉书》不仅记录西域风俗而有《西域传》，而且从地域与风俗的结合上开创了中国正史的《地理志》，为中国民俗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考论典礼类的《白虎通》、纠正流俗类的《论衡》，记录了大量的神话异闻，成为研究古代风俗和鬼神崇拜的重要文献。

我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总数不下于10万种。这些典籍都或多或少地记载了历朝历代的社会风俗，诸如《仪礼》对于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各项活动礼仪礼节的记载；《尔雅》对于亲、宫、器、乐、天、地、丘、山、水、草、木、虫、鱼、鸟、兽、畜的解释；《楚辞》对于楚地风情民俗的演绎等等，无不是考察古代社会风俗民情的文化宝典，而更为集中反映民情风俗的莫过于历代层出不穷的稗官野史、杂记实录和小说戏曲等。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小说家”15种1380篇，皆以“丛残小语”的“短书”，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刍荛狂夫之议”，其实就保存了大量早期的民间风习，比如《青史子》记载以鸡祭祀以示吉祥的风俗：“鸡者，东方之畜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礼祭也。”《百家》载录门户之由来：“公输班之水，见蠡，曰：见汝形。蠡适出头，班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得开，班遂施之门户，云，人闭藏如是，固周密矣。”（《艺文类聚》卷七十四）《黄帝说》所记神荼、郁垒执鬼事之来历：“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御凶也。”（《风俗通·祀典》引《黄帝书》）相沿而下，唐代刘知幾《史通·杂述》所载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十类著述；明代胡应麟《少宝山房笔丛》所著录的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等六类著述，都保存了大量古代社会的民间风俗文化资料，是考察和研究中国民间风俗文化的巨大宝藏。至于如演绎元代社会生活的元杂剧、写实性描绘明代社会生活的《金瓶梅》等，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民俗画。20世纪初，西方民俗学在我国兴起，国内掀起了民俗文化研究的热潮，不少学者开始挖掘、整理中国民俗文化的历史资料，相继出版了系列民俗文化专著。首先是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于1911年9月问世，开创了研究中国风俗文化史的先河。五四运动以后，学术界从更广泛的视野去研究中国风俗文化，自1922年上海书局出版《全国风俗大观》和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到30年代的十多年间，民俗文化研究成果接踵面世，出版了众多的著述，在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中，爬罗剔抉，披沙拣金，梳理辨析，从食俗、婚俗、礼俗、节俗、宗教、姓氏，以及地域风俗等方面，对中国传统风俗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揭示其源流，阐释其价值，张扬了传统民间风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内涵，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尤其是一些地域风俗文化的专著如周振鹤《苏州风俗》、杨睿聪《潮州的习俗》、杨希光《青海风土记》、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等，为后世地域性的文化研究提供了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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