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研究对象：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生成与建构

  二、研究现状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目标

  四、研究方法

第一章  新历史观·作者·读者

第一节  “革命历史叙事”生成的动力之一——“新历史观”

  一、“新历史观”的基本核仁和内涵延伸

  二、“新历史观”的历时演变

  三、从“自在”到“自为”——“新历史观”意识形态功能

第二节“  革命历史叙事”生成的动力之二——“作者”与“读者”

  一、“作者”的认同与实验

  二、“读者”的期待与推助

第二章  “历史”与“文学”

第一节  “新历史观”观照下的“历史”与“叙事”

  一、“新历史观”观照下的“革命历史”

  二、“新历史观”观照下的“革命历史叙事”

第二节  “历史”的文本实践：从“历史”走向“虚构”

  一、“真实可靠”的历史叙述——对建国十七年“历史的革命历史叙事”的常识性解读

  二、指向明确的口述历史——对建国十七年“历史的革命历史叙事”基本特征的描述

  三、从“历史”走向“虚构”——“历史的革命历史叙事”的本质性、审美化表达倾向

第三节“  文学”的文本实践：从“虚构”走向“历史”

  一、“新历史观”与革命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是建国十七年“文学的革命历史叙事”实践“新历史观”的主体

  二、指向明晰的“转述”历史——对建国十七年“文学的革命历史叙事”基本特征的描述

  三、从“虚构”走向“历史”——“文学的革命历史叙事”的政治实践与历史化表达

第三章  审美·认知·伦理

第一节  审美观照：“革命历史叙事”的情节编排模式

  一、喜剧模式

  二、浪漫故事模式

第二节  认知运作：“革命历史叙事”的论证阐释模式

  一、“机械论”论证阐释模式

  二、“有机论”论证阐释模式

  三、“形式论”论证阐释模式

第三节  伦理追求：“革命历史叙事”意识形态阐释模式

  一、“新历史观”的伦理追求

  二、“革命历史叙事”的政治伦理实践

第四章  “共时”与“历时”

第一节  “革命历史叙事”规范与调整的共时考察

  一、“先扬后抑”——以《保卫延安》为例

  二、“时扬时抑”——以《青春之歌》为例

第二节  “革命历史叙事”规范与调整的历时考察

  一、“革命历史叙事”的初倡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至1957年前后

  二、“革命历史叙事”的繁荣与多姿——1957年—1962年前后

  三、“革命历史叙事”的纯化与统一——1962年后

第五章  承继与整合

第一节  民族因素的择取及其策略

  一、政治主题的传统言说——伦理化

  二、人物形象的传统气质——类型化

  三、叙述文体的民间印痕——“奇”“异”化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化状态

  一、“真实性”与“革命历史叙事”

  二、“典型性”与“革命历史叙事”

  三、“人民性”与“革命历史叙事”

  四、“浪漫主义”与“革命历史叙事”

第三节  五四文学精神的弃取

  一、“个人”的隐秘留存

  二、“批判意识”的“所指”与“能指”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导言

一、研究对象：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生成与建构

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到20世纪末，中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复杂的社会变动之一。这个时期内的中国革命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理论中几乎所有类型的革命作者注：其中包括传统的农民揭竿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无政府主义式的暴动（义和团运动）、法国式的大革命（辛亥革命）、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百日维新）、军事政变（西安事变）、全国性内战（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抗日战争）等，与此相伴随的是意识形态的竞争与对抗，其中有中体西用、孙文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当然，这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只对关于这些革命的“讲述”感兴趣，也就是说，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中讲述这些历史变动的叙事性作品。问题的复杂性显而易见，一方面“记录”革命的叙事作品，承担着“新民”的重担作者注：梁启超提出“欲兴一国之民”不可不先兴“一国之小说”；鲁迅志于用文学（当然包括小说等叙事性文体）“改造国民性”；毛泽东“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包括小说在内的叙事文体本身也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发生着不容忽视的“革命”，“革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想象、虚构和叙事历史与现实的方式。”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0世纪以来，涌现过无数次叙述革命历史的风潮，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十七年期间（1949—1966年）的革命历史叙述“运动”。其间发生了无数次或是执政主体授意或是作者自发的叙述行为，构建了新中国执政主体和其领导下的人民创造的全新的革命史。这些叙述行为带来了数量惊人的叙述革命历史的作品，其构成非常丰富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构成是“革命历史小说”作者注：“革命历史小说”是黄子平对中国大陆1950—1970年代生产的一大批小说的“文学史”命名。“在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史中并无统一的称谓。较简洁的，叫‘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或‘革命斗争历史题材’小说。详细点的，曰‘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历史’的小说，或简单叫作‘军事题材’小说。尽管称谓不一，从60年代直到90年代的十来部当代文学史教科书，其所论述的作品群却都大致相同，正好证明了这些作品业已‘正典化’了。”参见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它是十七年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文学类型，但是，它肯定不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全部。小说的确是最重要的叙事文体之一，而且众多的研究者都习惯于把小说当作研究叙事的最重要的范例，虽然不会也不可能承认小说就等于叙事，但是仍然习惯于小说就是叙事，叙事就等于小说。可事实并非如此。出于对界定严谨性的坚持与尊重，我们不能默认这种未经严密界定的理论预设的恣肆流传，必须做出较为严谨的界域划定。应该说，“革命历史叙事”基本包含两类，一类是革命历史小说及其衍生产品，包括连环画、评书、电影、广播剧等，另一类是回忆录等非文学范畴的各种叙事性作品。

那么，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界域就相对清晰起来了，是指十七年期间创作的，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为题材作者注：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正面战争、敌后战争、地下斗争等各种革命斗争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及其衍生产品（包括连环画、评书、电影等）和革命回忆录等非文学范畴的各种叙事性文本。

政治的伦理目的导致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大量涌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共产党成了大陆政权的唯一合法继承者，这是客观事实，但是这种政权更迭必须面对国内外不同方面力量的质疑、敌视、挑衅和颠覆。新政权一方面必须通过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剿灭“匪徒特务”和“反革命”，营造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上改善绝大多数民众的民生和民权状况，在“物质”层面上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新政权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必须通过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政治理论的宣传扩张来建构起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在哲学、历史、文化、艺术等领域进行一系列规模庞大的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相对应的“清理”和“改造”工程，使文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一个职能部门。“合法性”是一个现代概念。它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的被承认。”[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新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在军事层面上确立并不断稳定，那么，新政权被认可的合法性价值基础则需要奠定和强化。为了更好地稳固政权、稳定社会，新中国政权必然要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在政治伦理层面上建构起自身的合法性，让人们了解建立新政权的必然性和优越性，既要完成新政权的合法性证明，又要完成民众在心理层面对新政权的认同，即证明政权更迭是合情合理的。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成了实现新政权政治伦理目的的重要渠道，告诉民众新中国是如何诞生的，通过传奇性故事情节和典型英雄形象向读者宣传，从而普及有关共产党自建立到发展到最终建立新政权的历史知识。“在当代，作家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在作品中表现哪些方面的生活内容，写哪一类型的人物，被认为是体现作家世界观、政治立场和艺术思想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观念之下，“革命斗争”题材作品，就“在于肯定通过革命手段以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意义及其合法性，并重申战争年代所确立的价值观(极度强调群体意识与献身精神、限制与压抑个人欲望和个体独立性)作为重整崩坏的社会秩序、重建民族自信心的精神支柱。献身精神、毫不改易的目标感以及经受折磨的不屈意识”，是这些叙事作品的主题，也是其中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第67页。。

诚如“革命历史叙事”所叙述的不断变动的“革命”一样，“革命历史叙事”也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发生着不容忽视的“变动”。它不是一开始就出现所谓规范性的“定式”，而是在政治诉求中诞生，在政治伦理需求、创作冲动和受者呼唤中持续发酵，不断调整姿态，不断出现高潮。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是逐渐生成和逐步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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