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哈萨克斯坦教科书上的中国

 第一节 历史教科书展示的中国形象

 第二节 地理教科书展示的中国形象

 第三节 教科书上的中国形象结论分析与启示

第二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中国

 第一节 《快报》上的中国

 第二节 《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的中国

 第三节 媒体上涉华报道的倾向性分析与启示

第三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哈萨克斯坦国民眼中的中国

 第一节 调查设计的样本及特征

 第二节 问卷调查报告：中国形象

 第三节 问卷调查的结论与启示

第四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哈萨克斯坦国民眼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第一节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认知调查结果与分析

 第二节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认知变化及启示

第五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哈萨克斯坦国民眼中的孔子学院

 第一节 孔子学院中的汉语及中国文化传播

 第二节 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的桥头堡

结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认同及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哈萨克斯坦国民的中国认同调查问卷

 附录二：哈萨克斯坦国民的中国认同访谈提纲

 附录三：调查问卷（俄文版）

 附录四：2013—2014年哈萨克斯坦国民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认知调查问卷

 附录五：2014—2015年哈萨克斯坦国民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认知访谈提纲

 附录六：2015年—2016年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跟踪访谈提纲

 附录七：来新疆高校哈萨克斯坦留学生眼中的中国文化和“一带一路”

 附录八：调查问卷（俄文版）

后记

绪论

“一带一路”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需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中亚五国之一哈萨克斯坦，中国的邻邦，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提出地，也是当前“一带一路”中国向西拓展的第一站；同时又是中亚五国中领土面积最大，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国家稳定，对中亚地区主要事务具有重要决策影响。目前中哈双方正全面推动“一带一路”和“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中哈合作前景光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建交后，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在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但影响力的扩大并不和国家形象的好坏成正比，因此中国在中亚民众心中的国家形象并没有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而上升。这既有历史原因，又有中国大举进军中亚产生的新问题，如视中国的经济介入为威胁，对中国开发能源的担忧，视孔子学院为文化侵入等等。这些不和谐因素不仅影响了中国在中亚民众心中的国家形象，也影响了“一带一路”发展中，中国与沿线国家合唱的步调一致性。鉴于此，本书稿展开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向西第一站——哈萨克斯坦的中国认同研究。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形象研究

虽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令人刮目相看，但中国国际形象与其自身想要塑造的形象相差较大，对此国内虽有对于国家形象传播与构建的各种研究，但多集中于形势分析和策略的探讨。

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尚未有人注意，即使对于其他国家的类似研究也尚嫌薄弱。国内研究：1.李毅（2006）著《美国教科书里的中国》提到“美国的中小学教科书要么根本不讲中国，讲到中国的时候要么为了美国的政治需要，要么就是蜻蜓点水”；2.环球杂志（2007.33）《环球调查：国外教科书里的中国》报道分别以美国、日本、德国、印度等国家部分语文、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描述，论述了教育和媒体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外国教育灌输给学生的是怎样一个“中国”，也有助于人们寻找外国人对中国的各种看法的由来；3.韦志榕（2012）接受中国教育报采访时说，根据人教社相关研究，日本、韩国、欧美等国家地理、历史和社会教科书中，对中国相关内容的描述普遍存在歪曲历史、丑化形象、错误表达、内容偏少、资料陈旧的问题；4.针对日本和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历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如王宏志《中韩历史教科书交流的开始——对韩国教科书中有关中国近现代史内容的探讨》，臧嵘《渤海国史的归属问题——评中韩两国历史教科书对渤海国的不同表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韩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研究》，李隆庚《韩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张海鹏《关于韩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王景泽《清末中朝“间岛问题”概述》；5.史密斯主编，侯定凯译（2005）《教科书政治学》论述教科书中的知识是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参与教科书选择的各种因素呈现的，是决定政策的学校、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各种现实力量的一个缩影。以上研究首先多为完成一项特定任务（如参加某次会议）而写，不是作为课题研究来对待，因此不够系统和深入；第二对于历史方面的问题有更高的关注度，研究的文章也相对较多，而对涉及地理、中国形象问题的文章几乎没有；第三选择的研究国家较少，主要集中在日本和韩国等周边国家，而对其他国家教科书中的中国内容的研究几近空白。国外研究：日本、韩国的学者对于中国教科书如何描述日本、韩国的地理和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德国也对中国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做过相应的研究。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于外国教科书中如何表现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等中国形象则比较缺乏研究，基本属于空白，有必要深入探讨。

其次，目前对“一带一路”中亚沿线国家媒体中的中国形象问题研究也未有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就看到的材料，国外研究：在西方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文献中，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志》和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构建中国国家形象起了很大作用。19—21世纪以来，美国、欧洲、日本大批学者几十部文献论述了不同时期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正面的和负面的中国形象的演变。如芒罗《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乔舒亚、库伯、雷默等学者《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村井有秀（《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天儿慧《日本人眼中的中国》等。国内研究：1.从国际传播角度研究中国形象的。媒体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主流报纸上，包括《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费加罗报》《法兰克福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朝鲜日报》等等，强调其在刻画中国形象上的话语霸权；2.从国家形象和跨文化形象学角度展开的研究。如管文虎《国家形象论》、刘继南等人《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的中国形象》、李希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妖魔化与媒体轰炸》、周宁《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张玉《日本报纸中的中国形象》、董向荣等人《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3.百篇论文（硕博论文、期刊论文）涉及中国形象的研究，主要采用话语分析和内容分析法，从西方媒体、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中分析中国形象，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其中倪建平（2007）《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形象塑造：文化传播的视角》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阐述了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播对于中国和平发展以及国家形象塑造的战略含义；于洪君（1997）《哈萨克斯坦报纸上的中国》论述了90年代哈驻华大使苏尔丹诺夫在哈萨克斯坦头号大报《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上发表长文，批驳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威胁论，对加强中哈互信互通及肃清哈国内的消极影响发挥了一定作用。区内研究:潘志平、石岚等的成果从国家安全和新疆稳定角度论述了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地位，李建军《中华文化中亚传播方略研究》等成果从跨文化传播角度论述了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力的建构。以上研究为本书稿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研究大多是针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涉及俄罗斯的中国形象研究还是19世纪以前的内容，而针对中亚国家的中国形象，尤其是近年且是报纸上的中国形象几近空白。显然，国内学者对中亚国家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是不足的，有必要深入分析研究。

其三，目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民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主要有：1.欧美国家国民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周宁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一书中提到：西方现代文化中，已经出现了两种中国形象类型“大汗的大陆”的传奇与“大中华帝国”的历史，然而在西方现代新的期望视野中，中国形象的第三种传奇化类型“孔夫子的中国”出现。中国对外传播中心发表的《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2012》提到海外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较高，70%以上的海外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有所了解。电视、互联网和报纸杂志是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最主要的途径。在发达国家，表示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受访者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在70%以上；相对来讲，在调查覆盖的6个海外国家中，英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最低，对中国有所了解的比例为60%。在纽约时报广场播放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是我国在国家层面进行对外形象传播的首次尝试。从海外受访者的反馈看：超过30%的受访者表示该宣传片给他们留下了“中国有很多人才”“中国发展得很好”“中国人很自信”的印象；超过80%的海外受访者表示能很好地记住这是关于中国的宣传片。2.亚洲国家国民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王晓玲、董向荣的《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基于焦点集团访谈的研究结果》表示：受访的韩国人对中国非常关注，但对中国的认识和情感都偏向负面。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有偏见，虽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他们心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仍然认为中国“独裁”“不透明”“没有自由”。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有巨大潜力，但中国产品是“廉价劣质”的代名词，并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很低。受访者对中国崛起充满担忧，认为中国崛起后会成为霸权国而威胁韩国。在中韩关系方面，他们不认为中国是可信任的合作伙伴，虽然希望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不愿承认韩国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中国对外传播中心发表的《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2012》中写道：中国品牌在海外已经建立起一定的知名度。超过半数的海外消费者可以接受中国品牌。电脑和IT产品、家电、零售商、服饰和游戏机是中国品牌接受度最高的5个品类。总体来看，中国品牌在海外市场已经建立起一定的知名度。在出示给海外受访者的18个中国品牌中，熟悉度相对较高的中国品牌有联想、海尔、中国国际航空、华为等。在印度和马来西亚，表示对联想和海尔“非常/比较熟悉”的受访者达到80%—90%，联想是海外消费者最为熟悉的中国品牌，在发展中国家的熟悉度平均可达到80%。何明星的在《海外传媒》中发表的《当代埃及青年如何认识中国——中国形象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调查》中写道：借助影视以及中国武术两个媒介元素，成龙、李连杰的认知率在阿拉伯世界要高于中国政治人物毛泽东，也高于中国的历史名人老子、孙子、李时珍等。其中，武术名人占40%，影视虚构的中国人物与中国历史人物各占16%，中医名人与中国政治名人占12%，中国体育名人仅占4%。而武术名人、影视虚构人物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经由影视媒介而被埃及青年人所知晓的，影视媒介中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好莱坞电影。3.中亚国家国民中的中国形象。倪建平在《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形象塑造：文化传播的视角》中这样写道：中国的文化、烹饪、书法、电影、艺术医学以及风尚流行在加强地区文化方面，一直都处于相对的弱势。而中亚新路线，诸如地下输油/汽管道、高速公路和铁路却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不断参与该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于洪君的《哈萨克斯坦报纸上的中国》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不会对亚太地区邻国构成威胁，所谓中国通过经济和军事实力谋求决定性影响的理论没有依据。当然，对其他国家来说，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个谜。

其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概念阐释及理论探讨、对策建议和提出要求等方面，都在强调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认知等方面的研究。1.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多次提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我国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意义，多次强调，中国有责任向世界阐释“一带一路”的内涵，以及“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的战略意义和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努力营造有利于良好中国的国家形象所塑造的国际舆论场，使中国和沿线国家尽快将这一美好愿景变成现实。中国驻日本使馆原公使衔参赞白刚在2016年9月发表的题为《发挥教育交流与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作用》的文章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历史和当今世界赋予中国的“大国责任”，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要充分发挥教育交流与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以教育交流促进与沿线国家的交往研究。2016年9月，第四届丝绸之路经济带环阿尔泰山次区域经济合作国际论坛暨投资贸易洽谈会指出只有开展区域合作，才能得到更多发展机遇；只有推进区域合作，才能开辟更加美好的前景。2016年8月，教育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一文中强调，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互学互鉴，携手推动教育发展，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共创人类美好生活新篇章。由此可见，只有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深入地了解沿线国家的全貌，才能精诚合作、互利共赢，才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2.“一带一路”倡议下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治理的研究。杨思灵（2015）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及挑战》一文中着重论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复杂、社会多元，处理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其中，构建国家间战略利益的认同、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建构具有吸引力的文化范式尤为重要。马建英（2015）在《美国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一文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顺利实施，不仅需要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也离不开域外国家，尤其是要加强对关键大国的研究。作者通过对美国媒体、学界、智库等的考察发现，从总体上看，美国对中国的意图存在较大疑虑。其中提到“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主要挑战并非来自物质层面，而是精神层面，即能否树立起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认同，以推动该倡议从地理上的“互联互通”到价值上的“心心相通”的飞跃。3.“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中国沿线国家、跨境民族中国认同的研究。张鑫（2016）在《“一带一路”彰显中国国家新形象》一文中从“一带一路”践行和平崛起的理念、展示开放包容的形象、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等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战略向世界传递的中国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和他国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是构建国家形象的过程。李荣（2016）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误区及相关对策建议》一文中指出，对于个别媒体、西方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中的少数人群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误读，要从处理好对外传播与互惠合作的关系、充分发挥智库学者的智囊作用和传播作用、学会用国际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善于营造与沿线国家的“共同经验范围”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提高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刘传春（2016）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质疑与回应——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认同》一文认为，只有通过增进政治互信、巩固经济互惠、创新合作机制才能在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关系中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认同，进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崔海亮（2016）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从一文中指出，虽“一带一路”沿线所涉及的跨境民族问题较为复杂，但文化风俗相同，血脉相连。该文从增强中国跨境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必要性、意义和可能性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增强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这一问题，并详细阐述了其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途径。认为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积极探索增强中国跨境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途径，不仅对于解决我国的跨境民族问题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实现世界民族的“和平跨居”也有重大启示。4.“一带一路”战略下对构建“国家间认同”的理论指导的研究。余潇枫、张泰琦（2015）在《“和合主义”建构“国家间认同”的价值范式: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中提到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发起的倡议反响各异、认同不一、对策迭出。建构积极的“国家间认同”对“一带一路”方略推进与“丝绸之路新区域”治理有着决定性作用。“国家间认同”不仅是国家间相互合作的基本前提，也是区域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条件。“和合主义”范式蕴含着中国式世界主义的价值，因而以“和合主义”为价值范式，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认同建构的根本。在政治上，要树立建设伙伴关系的新思路；在经济上，要开创共同发展的新前景；在安全上，要营造各国共享安全的新局面；在文化上，要形成不同文明包容互鉴的新气象。”欧洲亚洲研究所的意大利学者玛丽亚·切亚拉·赞尼尼和荷兰学者吉姆·托马斯·威廉姆·斯图曼在《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打造文化认同的一项宏伟社会工程》中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因自我身份认知的不同而对“一带一路”进行不同的解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缺乏综合性经济产业、缺乏曾经依赖的援助及强烈依赖于邻国的进出口和转口贸易，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加速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低价产品，并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因此哈、吉等国将中国视为与其拥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国家，对“一带一路”持积极态度，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媒体和民间的形象也始终是积极或者中性的，应积极开展包含民间往来、科学教育交流在内的文化对话，深入推广古丝绸之路遗产，发展区域旅游业。杨思灵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及挑战》中指出，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在国际关系上仍不能避免一些负面的评价，这其实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在建构与传播上仍然存在问题。”作者认为，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心相交，才能持之久远。因此要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建构起具有吸引力的文化范式。应通过“共同治理、互动治理、重点治理、多维治理和共同安全”等要素入手，打造良好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刘洪铎（2016）在《“一带一路”专题文化交融如何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往来——基于1995—2013年微观贸易数据的实证检验》一文借助Hofstede的国家文化维度指数构建文化交融指标，指出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版图横贯了亚欧非三大洲，沿线上有四种文明和上百种语言并存，国家(地区)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是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鉴于此，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从愿景向现实的转化，有必要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以文化交融为经济交流搭桥铺路，通过推动各国及其背后多元文化的群体性复兴，进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实现更具包容精神的共同发展。此外，陈思霈（2008）、姜广元（2010）、陶宇坤（2014）、金鑫（2016）、靳风（2016）、恩提扎尔·沙哈提（2016）等的硕士毕业论文分别以哈萨克斯坦、印度、泰国、东南亚等国为案例，从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媒体眼中的中国等方面论述了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的重要意义。

中亚地区各国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占据核心区的重要战略位置，并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中亚地区的竞争对手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中国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在中亚民众心中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尤其是今天“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需要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向沿线国家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传播好“一带一路”声音，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打造坚实广泛的社会基础至关重要，中国应加强和重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形象塑造。在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过程中，首先需要挖掘一些典型区域具有的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间认同”机制，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认同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沿线各国“国家间认同”机制的构建以及推广实施问题。本书稿不但可以间接地了解哈萨克斯坦国民眼中的中国形象，还能充分理解他们的“中国观”的成因。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改进对外传播，改善哈萨克斯坦公众中的中国形象，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对把握中哈关系的发展前景，提升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影响力，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维护中国西北边疆的稳定和文化安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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