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研究《资本论》发展观的缘由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及存在问题

  三、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第一章  《资本论》发展观的方法论

 第一节  逻辑与历史相一致

  一、逻辑与历史之辩证

  二、科学的逻辑原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三、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论演绎

 第二节  社会有机体研究方法

 第三节  从后思索的历史追溯法

  一、历史追溯法的内在逻辑

  二、历史追溯法的方法论指向：“历史解剖”

  三、从前思索与从后思索的区别

第二章  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节  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

  一、近代资本主义的三重起源

  二、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动力

 第二节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二、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第三节  近代科学技术制度的综合创新

  一、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科技进步

  二、机器大工业时期的科技进步

  三、近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制度创新

第三章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主要矛盾

 第一节  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危机

  一、《资本论》危机理论的解读前提

  二、《资本论》危机理论的建构

  三、《资本论》危机理论的解读

  四、经济危机的现实条件

 第二节  人的发展矛盾：异化

  一、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异化

  二、资本关系下的全面异化

  三、异化的历史作用：必然的过渡点

 第三节  生态发展的矛盾：生态危机

  一、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与自然关系

  二、“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问题

  三、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浪费

  四、马克思的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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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发展理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并未建立明确而完备的发展观体系，但其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发展理论的宝贵思想，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尤为集中。《资本论》中蕴涵的发展观是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生长点，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课题，如何导入并激活文本，是展示马克思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关键。

一、研究《资本论》发展观的缘由

1.《资本论》的哲学意蕴有待充分开掘

在马克思的著作体系中，《资本论》是篇幅最长、分量最重的著述，是在诠释马克思思想时十分重要的文本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在《资本论》哲学意蕴的开掘方面始终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对《资本论》文本体系的系统性认识不足，导致对《资本论》的本质内涵把握不全面。以往对《资本论》的研究通常局限于《资本论》三卷本，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对象拓宽至《资本论》手稿，尤其是《1857—1858年手稿》，然而对《资本论》其他文本的重视仍然不够。实际上，《资本论》文本体系可以归纳为四类文本，即《资本论》相关著述七部、《资本论》六大手稿、六组读书笔记、马克思恩格斯等关于《资本论》的书信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0页。，在后三类文本中，自由的创作形式中蕴涵着相当丰富的鲜活思想，是《资本论》哲学创新的重要成分。

其二，在解读《资本论》文本体系时，政治经济学意义始终优先于哲学意义，忽略其重大哲学意义。《资本论》的确起步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但绝非止步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旨在揭示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他所处的时代进行了深入解剖，找出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生产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深入现实的经济运动，表明了马克思实践的和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和学术风格，然而，正是因为马克思始终坚持着哲学理性批判，才使《资本论》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意识，从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的高度审视时代的内在弊病，描绘出人类发展的未来图景。因此，对《资本论》的哲学意蕴进行解读时，应该避免落入政治经济学优先的研究窠臼，借鉴和运用马克思的哲学视角。

其三，对《资本论》与马克思总体创作成果之间的关系把握有偏差，没有认识到《资本论》创作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制高点。一些学者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及手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中心和顶峰，《资本论》等后期著作则证明了马克思创造力的“衰退和减弱”，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20世纪30年代德国右翼民主党人朗兹胡特、迈尔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中，也曾有类似研究时期，虽然认可《资本论》的哲学意义，但认为它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思想的延续，是对早期建立的唯物史观的运用与检验；苏联有些学者主张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最经典、最完整地体现了唯物史观，《资本论》并没有为唯物史观增添新的范畴和原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晚年马克思放弃了《资本论》创作时期的唯物史观，其主要思想成果是“人类学笔记”，这一观点主要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代表学者是美国的劳伦斯·克拉德和诺曼·莱文。然而，在马克思自己看来，《资本论》是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7页。，它“第一次科学地表达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同上书，第138页。《资本论》是在早期著作铺垫上进行的新世界观总结和高度提升，晚年笔记也正是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续篇而做的准备材料，是为进行“资本—国家—国际关系—世界市场”综合研究而进行的创作延续。可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从1843年到1883年独立研究40年的理论创新主题。

因此，《资本论》的哲学意蕴仍是马克思思想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我们需要对其文本体系进行深入解读和全面把握，对其独特地位做出判断，揭示出《资本论》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而《资本论》发展观正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发展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两大阵营之间处于“冷战”状态，6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破裂，最终形成了以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东西对峙的局面。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大批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到1982年，共出现93个“战后”新独立国家。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少数发达国家相对的南北格局就此形成。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本国的现代化建设成为首要任务，必须寻找到适合本国实际状况的发展道路，改变贫困状况，提高国家实力，适应全球化、现代化的国际背景，获得稳固的世界地位；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需要面对以往全球资源配置状况和市场状况的转变，并考虑如何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格局下，发展问题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与此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一些前所未有的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最为典型的是环境和资源问题，这些世界性问题需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与合作来解决。

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发展理论在20世纪中叶兴起，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中，西方发展理论涌现出诸多理论形态，如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依附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以佩鲁为代表的“新发展观”，等等。这些发展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挑战，对当代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多积极探索，新出现的理论不断地对已有理论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修正，力图提出更切合实际的观点。然而，西方发展理论存在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虽然后来的发展理论极力摒弃早期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但西方发展理论尤其是现代化理论始终难以摆脱“西化”倾向，与此同时，西方发展理论往往是把西方个别国家的发展模式作为普遍模式，并不能真正针对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走西方的老路事实上是不可行的。另外，早期的发展理论大多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把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增长视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但是这种单一经济标准的弊病是出乎意料的，环境污染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成为严重问题，80年代末生态问题成为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全球问题，纵使80年代后的发展理论开始重新思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然而以往发展模式造成的负面影响直至今日都难以化解。

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理论的研究都起步较晚，而且基本上是从西方发展理论的某个流派入手对马克思的发展理论进行阐释。这种方式有利于马克思思想与当代发展实际的接轨，但在基本立场上就存在偏差，容易弱化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分析，从而忽略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即实现现代化之后的历史走向，这种局限性是我们应该克服的。因此，我们需要对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中潜藏的思想资源予以深入开掘，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方发展理论值得借鉴的理论成果，才能更好地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进行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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