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动机和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关于中德两国关系的研究现状

　第三节　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　研究的主要论点和创新之处 

第二章　风云变化的世界带来挑战

　第一节　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新动向

　第二节　全球治理新挑战

　第三节　国际安全新特征

　第四节　信息社会带来新变革

第三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实践

　第二节　中国对外理论的新发展

　第三节　中国对外政策的传统文化底蕴

　第四节　二战后至今中国对德政策的演变第四章　世界变革中的德国外交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统一后德国外交理论创新之路

　第二节　文明力量角色的形成及挑战

　第三节　德国外交转型的方向：建构力量

　第四节　德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国角色演变

第五章　中德媒体如何认知对方——案例分析之一

　第一节　主流媒体的报道倾向

　第二节　最新的对华认知报告

　第三节　中德之间的认知偏差及根源分析

第六章　欧债危机背景下的中德关系——案例分析之二

　第一节　欧债危机中的力量对比变化

　第二节　为走出危机而合作

第七章　中欧贸易摩擦中的战略合作伙伴——案例分析之三

　第一节　竞争与合作并存

　第二节　德国坚持对话解决贸易摩擦

第八章　从负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走向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第一节　中德关系的黄金时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节　以创新面向未来、共建世界新秩序

参考文献

附录

绪论

第一节  选题动机和意义

一、选题目的

是什么驱使笔者撰写这部专著？案头有不少关于中德关系的文章和书籍，但却没有一本专著介绍和论述中德关系的变迁和最新发展。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一体化形势发展以及中德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这样一本专著显得格外重要和需要。从政治上讲，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德国是五常加一，例如在讨论伊朗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上，先由五常加德国这六国即五加一讨论之。在经济上，德国是一个贸易大国，2008年对外贸易出口额达到9948亿欧元，占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每5个劳动力中有一个依赖对外贸易。两国经济贸易相互需要、相互补充，贸易往来更加密切。1972年初，中德两国贸易额只有2.75亿美元，至2011年增长到1690亿美元，两国贸易额努力争取到2015年达到2800亿美元，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幅度越过60%，中德双边贸易额占到中国对全欧贸易的25.6%。

　二、选题意义

1972年中国和联邦德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入，中德间的政治交流和经济往来不断加强。1987年7月12日，德国时任总理科尔偕同夫人一行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行程从上海开始。访问期间，科尔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及两国关系进行了深入交谈，科尔强调，两国今后在政治上的“相互磋商”、经济上的“密切合作”、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应成为两国长期、稳定合作的“三大支柱”。7月16日科尔一行从南京乘飞机抵达西藏自治区拉萨进行正式访问，是访问西藏自治区的第一位时任外国政府领导人殷寿征：《德国总理科尔》，时事出版社，1992年2月。，中德两国关系步入“黄金时期”。

1993年是中德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其最重要的标志是，该年11月15日—22日，德国总理科尔再次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科尔第三次以联邦总理的身份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德国统一后科尔以统一德国总理的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它标志着中国和统一后德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科尔总理这次访华之行的背景是：统一后的德国，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但消化民主德国的困难超出预料，使振兴德国东部地区在经济上陷入严重困难。德国积极谋求发挥大国作用，英、法却竭力加以牵制，美国也不愿意看到德国在欧洲进一步坐大。因此，科尔政府希望进一步加强对华关系，政治上谋求中国更多的支持，经济上利用当时英、法同中国关系发生困难，获取实惠，以缓解其国内经济困难。在科尔执政时期，德国对华政策中还必须大书一笔的是德国亚洲政策的出台。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明显朝着多极化方向迈进。在德国的亚洲政策中，中国占有中心地位。德国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认为中国在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时，不仅需要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也需要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与中国的发展交往，德国将大大受益。中国不仅视欧盟为重要的经济伙伴，而且还当作霸权国家美国的潜在的平衡力量。中国不仅把德国看作是重要的经济伙伴，而且还看作是对抗美国霸权的潜在的抗衡力量。Heilmann, Sebastian (2002): Grundelemente deutscher Chinapolitik. In: China Analysis, 14, August 2002. http://www.chinapolitik.de/studien/china_analysis/no_14.pdf.然而，正当中德关系沿着良性轨道积极向前发展时，两国在价值观念上的不同看法以及对国际关系准则的不同认识又一次发生碰撞，令中德关系再经曲折。风波是由德国方面引起的，触发点是所谓的西藏问题。西藏问题一再浮出水面，触发两国冲突。

施罗德总理1998年上任伊始就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在上述外交思想指导下，执政5年来5次访问中国，这样频繁的访问，在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是罕见的，其大大推动了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尤其是2001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的第三次访华，其随行经济代表团之庞大，签署的经济合作项目价值之高在中德关系史上绝无仅有，为当时一直低迷的德国经济界注入了兴奋剂。在人权等敏感问题上，他采取“静默外交”，即避免与中国政府在公开场合就此展开讨论和争论。同时，他还致力于巩固和深化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并倡议开展中德法制国家对话。另外，他也坚决支持取消欧盟对华歧视性的武器禁运协议。

与施罗德不同的是，默克尔总理反对取消对华武器禁运协议。同时，她还多次直接在盗版和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指责。尽管如此，她还是继续如前任一样每年都访问中国，并且每次都携带庞大的经济代表团，其目的显然还是想深化中德经济合作和交流。2007年9月，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使中德关系进入了媒体所描述的“冰冻时期”。随后，默克尔也借助各种机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直到2008年初，德国政府首次明确严正申明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中德的这种紧张关系才有了缓和，两国签署了重新启动法制国家对话的协议。尤其是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德国向中国伸出了慷慨援助之手，给予中国很大帮助。2008年10月，默克尔再次访华。而到了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访德时，媒体纷纷宣称中德已经迈出了“冰冻时期”。

德国大联合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并没有任何改变。默克尔总理上任伊始就申明其执政任务之一是推动中德关系的深化和发展。她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多次会晤体现了其在这方面的努力。

反观施罗德政府的对华政策，我们不难发现其对中国方面也不乏批评。不同的是，时任外交部长菲舍尔更多地充当了批评者的角色，而不是施罗德本人。同时，默克尔政府的“新价值观”外交并不新颖，因为此种价值取向外交自1949年以来就贯穿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中，并被写入其宪法。德国《基本法》即宪法第5条强调：“每一个人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地发表和传播其意见的权利，并有权从一般的允许取得情报的来源不受阻碍地进行了解。保障新闻出版的自由和广播与电影报道的自由，不受检查。”除此以外，中德在经济、安全和社会各领域一如既往的紧密合作也证明了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大的调整变动。

在默克尔政府时期，唯一改变的是默克尔政府表面上更大张旗鼓地强调其价值原则。这种价值论调比重的提升，一方面是由于默克尔对中国的迅速变化不了解，另一方面可归咎于默克尔希望从中获取政治资本和得到更多国内国际支持。西方几十年反共宣传使得许多德国人对共产党政权反感。他们不假思索地把这种反感心理转移到对华态度上。另一方面，中国的飞速发展使许多德国人对中国产生了莫名的恐惧。这时一些别有用心的德国人便把德国经济和社会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同中国的崛起毫无根据地联系起来，反华及对华有恶意的言论似乎变得“深得人心”。默克尔政府也追随并利用了这种不正常的时代之风。由于这种对华的无端恐惧不仅是在德国流行，同时还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国际社会，所以默克尔通过她的言论也能在一定范围内赢得国际呼声。

中国和德国远隔万里，但是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关系。中德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与两国间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中德关系之所以发展顺利，主要的政治原因有二：

1.中德两国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的直接利益冲突；

2.在两极世界格局崩溃后，尤其是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后，两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表现出相同或相近的看法。

两国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都反对一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赞成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中国支持欧洲联合和欧盟一体化进程，希望看到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德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对德国而言，中国在其亚洲政策中具有核心地位。良好的政治关系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德关系经历了前几年的波折之后，如何能够进一步深化发展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正如中德领导人互访时曾说到的：中德两国应当加深了解，消除误会，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冷战期间，唯美国马首是瞻，直到冷战结束、德国重新统一之后，才开始推进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学界也发出更大的声音。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舞台上，德国是一个受人瞩目的国家，它地处欧洲的心脏位置，是带动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尤其是前任总理施罗德推行的“正常化”外交，使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大国责任、谋求大国地位和作用的意识不断提高。

德国尽管不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但是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在西欧乃至整个国际舞台上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尝试系统地介绍统一后的德国“身份认同”理论产生的背景、内涵，借用人权外交政策实践作为案例，来分析“身份认同”理论对德国外交的影响，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本书的撰写旨在介绍理解德国外交，抑或德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新视角，剖析其政策的战略理论来源，探讨该理论对德国外交的影响力。

第二节国内外关于中德两国关系的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主要分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两类：研究中德关系的学术著作基本上从中德关系史的角度出发，阐述中德关系的发展、特点、问题和前景展望等内容。尚无专著从理论视角来分析中德关系的现象、问题本质和矛盾根源。例如，2003年出版的由刘立群、孙恪勤主编的《新世纪的德国与中国》；2006年潘琪昌主编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德关系》等。

笔者认为，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德关系是中国学术界和外交界一大重要研究课题。例如2010年出版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殷桐生教授主编的《德国外交通史》部分章节；20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刘立群教授主编的《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德国及中德关系》论文集，收录了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13届年会参会论文近30篇，内容主要涉及2008年以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背景下德国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中德关系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是国内德国问题研究专家学者群体的最新力作；2003年北京大学连玉如教授出版的《新德国问题》一书中，主要探索德国1990年10月3日重新统一以后，其在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继续坚持1949年以后西方一体化的根本方向，还是重蹈历史上“德意志特殊道路”覆辙。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对“复合性相互依存”的新世界政治结构的根本看法，它在外交决策上的欧洲化趋势，德国市民社会、利益多元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国内对实行西方一体化和国际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广泛共识等，都保证了德国具有“文明国家”的内核、现实主义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

关于中欧关系的专著对研究中德关系也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可以参考（美）沈大伟，（德）艾伯哈德·桑德施耐德，周弘主编的2010年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欧关系：观念、政策与前景》，本书是迄今有关中欧关系最为系统和全面的著述，从中可以了解欧盟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影响中国对欧政策制定的观念和看法等。朱立群主编的2008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体系与中欧关系》，本书在对国内现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以后，选取了国际体系的研究角度和社会本体论的研究立场，并采取一种面向未来的规范视角，对中欧关系的结构、互动模式与特征、中欧关系发展的内生与外在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问题领域里的关系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讨论。

另外，《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建构安全共同体》《文化和认同》《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国家安全文化》《地区构成的世界》等著作的翻译促进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迅速发展。

在中国期刊网上可以检索到79篇与中德关系相关的论文和文章，在探讨和研究冷战结束后中德关系的13篇论文中，有一篇论文梳理了中德关系史在中国的研究现状，一篇论文探讨了默克尔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及其外交风格对中德关系的影响，其余文章基本上是从中德关系的现实特点、历史问题和未来走向几方面来阐述中德关系。可以说，目前的研究成果尚缺乏关于冷战后中德关系的专著研究，并且从国际关系史叙述角度著述较多，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某一路径出发分析中德关系，并以价值观等观念性因素出发来研究中德关系的研究论文数量极少，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空间。关于建构主义理论的论文搜到的主要有：2004年熊炜出版的《统一之后的德国外交政策》，作者从国际角色的角度出发，分析德国国际角色定位和转化的内外根源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德国担任新的国际角色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采取的策略。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姚勤华：《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影响》（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薛力、肖欢容：《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就与不足（1998—2004）》（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温丽娟：《略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理基础与基本理念》（学术交流，2010年第1期）；张弛、叶自成：《人权观差异与中欧关系》（国际问题论坛）；焦兵：《现实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的权力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等等。

关于中欧关系的论文也很有启示，如：郭素琴的《中国学者对后冷战时期中欧关系的认知比较》，本文认为中欧关系不仅取决于双边关系的客观发展，也与双方对于对方的认知有关。认知既是客体对主体的刺激，也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建构过程。所以，认知常常会有不足甚至是偏差的时候。周秋君的《中国与欧盟：一种集体身份动态系统的建构主义分析》，文章中用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发掘中国与欧洲联盟合作的动力，揭示观念、身份等社会性要素在中欧30年（主要时间跨度为1975—2005年)互动历史中的功能。其中，文章一个观点是，国家互动的方式体现为“身份互构”，即中国或者欧盟分别通过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国际身份并同时建构与对方的关系来适应这一组双边关系。国家间互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互动双方所进行的“国家社会化”抑或是“身份互构”，都是动态的而非静止与先验的。张弛的《从共有知识到身份认同——从建构主义视角看中国同欧盟的关系》，文章分析中欧通过互动的社会学习过程产生共有知识，建构各自身份和利益的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中欧之间的积极共有知识对于双方形成集体身份认同，促进双方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薇的《中欧关系发展的主体身份因素》，从身份理论解读中欧关系。邓宗豪、高吉祥的《中欧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从建构主义合作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目前中欧关系，都对发展中德关系有启发意义。

　二、国外研究现状

德文或英文文献中关于中德关系的研究著作较少，主要集中在中德交往的史实回顾和总结上。关于身份认同理论和文明力量角色理论，文献数量较多，这里只列举出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梳理德国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念提供充足的资料来源。

1995年出版的由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主编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德关系进行全面总结和回顾的《1949至1995年的中德关系》（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China 1949 bis 1995）；伯纳斯（Carsten Bohnes）撰写的《德国对华外交政策》（Deutsche Auβenpolitik gegenüber China）（2007年出版)，主要考察了1998年至2005年间红绿联盟政府的对华政策。德国学术界身份认同理论主要来自特里尔研究小组的成果以及其它有关国际关系身份认同理论的书籍。伯恩哈德（Stahl Bernhard）和哈尼施（Sebastian Harnisch）撰写的《对比外交研究和国家身份认同》（vergleichende Auβenpolitikforschung und nationale Identitten），毛尔（Maull）教授和克努特·基尔斯特（Knut Kirste）撰写的《文明力量案例研究》（1998年出版），系统地提出文明力量理论及其主要论点。

第三节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研究方法

本书从理论研究及其与外交决策实践相联系的角度，系统、深入地研究德国价值观和德国国家的自我定位及在国际上承担的责任，用文献研究方法，详尽搜集相关文献并认真研读思考，主要采用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中德两国外交政策和之间的关系演变。全面系统地梳理以历史作为纵线，以世界格局的变化作为背景的两国关系的历史沿革和最新发展跟踪，并且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从变和不变的因素折射出两国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交锋，也反映出德国的价值观念在与经济利益一争高下。本书理论联系实际，历史结合现实，尝试从一个国际视角来阐释中德关系，从而启发中国和西方大国交往的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创新的伙伴关系。

本书的研究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首先用文献研究方法，对现有中外文文献进行梳理，厘清现有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并且首次运用最新的德国调查数据和纲领性文件，以及跟踪中国的最新时事。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书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七章：

首先，前言主要介绍本书选题的学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主要论点和创新之处。

风云变化的世界给国际关系带来挑战，从四个走向予以阐述，即政治多极化走向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经济全球化与互联互通，文化多元化：文明冲突还是文明融合，信息社会带来新的挑战。世界变革中的中国，从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国情（从过去到现在）作为分析起点，接着谈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传统文化底蕴，最后落脚在二战后至今中国对德政策的演变。阐释中德外交政策中价值观念的共同之处，例如德国主张国际关系文明化、武力是解决国际冲突的最后手段、多极世界、外交冲突用政治手段解决、不赞同美国单极称霸世界等观念，都和中国外交理念有相同或相近的地方，这是中德两国进行合作的基础。中德关系依然以经济互利为重要基础，中德经贸关系依然发展强劲，特别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时期中国对德国和欧洲的支持方面。

世界变革中的德国外交，首先详细叙述了德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接着进一步描述作为文明力量的德国外交，目前德国从文明力量走向建构力量，最后具体描写德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国角色演变。德国国家身份源自内部认知，在国际观念互动中形成身份认知，主要由以下五点组成：欧洲导向、外交多元化、文明力量外交理论与实践，以及贸易立国和背离克制文化，独立、自信的外交意识逐步加强，加快了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并具体分析德国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念对中德关系的影响。其核心就是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楷模，天下归一于西方，主张让渡主权，宣扬德国以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道、人权，因而始终是中德关系的一个干扰因素。在德国最近几届政府任期内，最显著的便是攻击中国模式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以此来推行西方的民主人权价值观，致使双边关系受到严重影响。

随着国际局势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德国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中德关系出现了新现象、新问题，诸如德国国家领导人接见达赖等，从身份认同视角来看，就是源于两国在国际社会中身份定位发生了变化。源于两国的价值观念差异，用身份认同理论来分析中德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可以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德国外交身份认同最典型的特点是欧洲化、多元外交和文明力量，例如默克尔的外交特点就是价值观外交。从身份认同并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解析中德关系中矛盾和冲突的研究甚少。在外交实践中，中德关系以经济互利为基础，身份认同和经济利益之间存在博弈。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敛包容，在国际关系中主张求同存异；德国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强调克制文化，强调民主制度，在外交上主张优先通过谈判来解决争端。中德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念有共同之处，例如德国主张国际关系文明化、武力是解决国际冲突的最后手段，多极世界、外交冲突用政治手段解决、不赞同美国单极称霸世界等观念，都和中国外交理念有相同或相近的地方，这是中德两国进行合作的基础。在外交实践中，中德关系以经济互利为重要基础，这就同价值取向产生冲突。例如德国竭力推行价值观外交，这大大影响了中德关系，但中德经贸关系依然发展强劲，特别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时期。

在二十一世纪中德两国如何看待对方？本书抓住了主流媒体的报道倾向（中对德，德对中），并从最新的对华认知报告予以分析对比，很具有前沿性和国际性，最重要的是深刻分析了中德之间的认知偏差及根源。

其次，考察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背景下的中德关系。自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德国的身份认同也随之有所变化，尤其在欧债危机中德国对中国有所期待，而中国努力帮助欧洲走出欧债危机困境，但是期待和实际之间始终存在差距。关于欧洲如何克服欧洲债务危机，关于中国应当如何提供帮助，各界人士几乎各执一词，争论纷纷。在这种背景下，2012年2月初，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其任期内第5次访华，旨在赢得中国的信任，为欧盟走出危机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也意在说明德国应对危机的态度，加强中国对德国的了解。

在中欧贸易摩擦中中德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既合作也竞争，但合作是主流，德国坚持对话调停贸易摩擦。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走向创新伙伴关系，这是中德关系进入了黄金时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仍有潜在的矛盾领域（价值观，利益），但两国都愿意以创新面向未来、共建世界新秩序。书后附录是德国著名的理论学家汉斯·毛尔的文明力量理论。

第四节研究的主要论点和创新之处 

一、研究的主要论点

外交层面的价值观念来源于一国的文化传统和该国占主流地位的外交指导理论。价值观念影响中德关系是因为中德的文化传统不同。德国外交的价值观是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主要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近20年来尤其深受德国身份认同理论和文明力量角色理论的影响。中德文化传统和外交理论中有共同和相近的东西，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价值观念是重要的，但国家利益更为重要。这是中德发展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德两国之间相互认知差异巨大，如何使双方理解这种差异十分重要。尽管两国存在文化、外交、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应尽量减少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造成的不利影响（求同存异）。

　二、创新之处

本书以国际形势的发展动态作为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发展的历史纵线，考察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认知与互动，在宏观背景下深入阐述中德之间成功的交往模式；本书首次追踪了两国之间最新的官方合作文件以及对彼此认知的调查数据，追踪时事前沿，结合中德交往的具体实例来阐述大国成功交往的一种可能性。同时，也介绍了德国学者在外交理论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丰富中国对建构主义的德国流派的认识。该书尝试结合东西方思维和视角的研究所长，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即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类、利用的基础上，以新的研究视角进行分析；采取共性和个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一般说明的基础上，择取典型案例进行说明；并在重点分析研究对象的同时，将其与相关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更好地说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达到“集成创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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