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江南文化的历史源流

  一、“江南文化之源”与江南都市文化精神的生成

  二、吴文化

  三、越文化

  四、海派文化

第二章  江南文化的区域界定及诗性精神

  一、江南文化的核心区

  二、江南文化的审美维度

  三、江南文化的宗教维度

第三章  江南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

  一、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

  二、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

  三、江南文化与荆楚、巴蜀、岭南文化

第四章  江南都市文化的“南回归线”

  一、古代杭州的自然地理

  二、古代杭州的人口种族

  三、古代杭州都市文化的起源与形态

第五章  江南都市文化的“北回归线”

  一、古代扬州的自然地理

  二、古代扬州的人口种族

  三、古代扬州都市文化的原始形态

第六章  江南都市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一、从江南之江南到世界之江南

  二、长三角都市群文化现代性转换

第七章  江南都市文化的青春记忆

  一、苏州：城市园林的诗画境界

  二、杭州：聚焦南宋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东南大都”

  三、上海：大上海的江南文脉

  四、南京：从十里秦淮看南京的三张面孔

  五、扬州：唐诗中的扬州都市空间

后记

第一章  江南文化的历史源流

一、“江南文化之源”与江南都市文化精神的生成

（一）江南文化之源

江南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学界对此一直有分歧，造成分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江南地理区域界定上的差异，既然江南区域范围存在争议，文化源头当然无法统一。张光直先生在谈到古史研究时曾说，“我认为要时常想想下面几个单词：What,Where,When,How,Why,即什么、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样和为什么。”［美］张光直著.刘士林编：《青铜挥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页。这对于江南文化之源研究同样具有直接的方法论意义，即首先需要在区域地理上对“江南”一词作必要的界定。本书第二章将专门阐释江南区域问题，所以此处不再赘述。简言之，本文中的江南指的是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太仓等八府一州所组成的地区，即以今天的苏州太湖流域为核心区，但其辐射区并不仅仅限于太湖流域，而是向南进入闽北，向北达到扬州。在确定了江南文化的区域之后，对“江南文化”基本特质进行界定，则是研究“江南文化之源”的另一个基本语境。

一方面，虽然提起江南文化，人人都能说出一大堆的“杏花春雨、小桥流水”，但是，如果追问究竟什么是江南文化，往往不知从何说起。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澄明，就无法对江南文化的源头进行追溯。另一方面，如果以人类文明的三次浪潮为标志划分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今天已经进入中国都市化进程最发达层面的江南，其区域文化的历史源流以及深层精神结构，都经历过人类文明三次“沧海变桑田”的洗涤，而对江南文化历史源头的探寻，不仅体现在借助现代最先进的考古学技术，对江南文化“物质的遗存”的原始形态加以辨析，还需要对江南文化“精神的遗存”的“元结构”加以透视，只有确定了江南文化的基本形态之后，才有可能以此为参照标尺对其源头进行历史追溯。

本文认为，“江南文化”的基本特质来自其最深层的精神结构，此后所有的江南文化特征都是在这个“元结构”基础上生发的，学者刘士林曾经指出，与“伦理——政治”为深层精神结构的北方文化完全不同，江南文化精神的“元结构”在于“审美——艺术”，由此生成了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它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这不仅把江南文化与柔媚秀丽的“表象江南”、“现象江南”区别开来，同时，也与同为长江文明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划清了界限。本文探寻江南文化的源头，就是对江南核心区内这种“审美——艺术”精神“元结构”发生期的探索。在澄明了这个基本语境之后，对于“江南文化之源”的研究，就可以从沿着表层地理区域和深层精神结构两个向度展开，以此求得真正意义上的切近“江南文化之源”的本质，从而真正为中国江南文化找到回乡之路。

按照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每一个民族文明时代的精神起点都来自一个特殊的“历史区间”，这对于研究江南文化源头的重要启示意义在于，“江南文化之源”的“历史区间”，一定是从根本上影响着江南文化发展进程的特殊历史时期，这意味着江南文化的源头既不等同于粗糙的原始物质文明，也有别于那些无法占据江南文化主流形态的边缘精神文明。当前学界有人认为“三山文化”或“河姆渡文化”是“江南文化之源”，就与忽视这两个问题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先说“三山文化”。根据目前考古学成果来看，苏州有人类生息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太湖三山岛距今已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三山文化”，这是1985年在吴县三山岛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的考古学者认为，“三山文化”就是江南文化的源头，其“物质的遗存”便是证明。其实，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的学理性缺陷，一方面，“三山文化”在空间地域层面上，能否代表江南核心区域对整个江南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在精神结构层面上，能否对江南文化主流形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而且，根据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以及江南文明发展水平而言，旧石器时代的江南文化形态是相当低下和粗糙的，照此推算，“三山文化”不可能产生主导江南文化形态的作用。而如果不能对江南文化核心区以及主流文化形态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就意味着“三山文化”只能是江南的边缘文化形态，也就不具备“江南文化之源”的逻辑基础。另一方面，就“三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而言，由于历史的久远，文化的具体特征已经很难加以全面而深入的辨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江南文化历史发生期的界定，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发掘作为对象，而不是残缺不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因此，“三山文化”不可能成为“江南文化之源”。

再说余姚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距今7000年前栽培的水稻，迄今为止最早的木结构水井，最早的漆器制品，而享有“七千年前的文化宝库”的美誉，有学者认为，河姆渡文化打破了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文明一元论的传统观念，让江南文明从此跻身于中华文明摇篮的位置。河姆渡文化打破了中华文明源自黄河文明一元论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以此代表整个江南文化，则未免过于片面。

首先，江南文化的核心区在太湖流域，而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地理位置，并不处于太湖流域的核心区域，如果从江南文化核心区域辐射和传承的角度而言，河姆渡文化固然对太湖流域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是，至少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考古成果证实，它曾对整个江南区域文化发生过本质的影响。

其次，据今天的考古学发现，河姆渡文化虽然拥有丰富的原始艺术，例如陶、骨、象牙、玉石等，但是在艺术风格总体上是“写实而朴素”的。这正是一切原始艺术的共同特征。因此，从独立特征并不明显的、作为整个江南文明起源的余姚河姆渡文化中，寻找本文语境下的江南文化起点，这与从包容性极强的整个中国文明中寻找起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虽然比较起其他非太湖流域的文化遗址，其更接近江南文化传统的起点，但是，由于和后来传统延续上的差异性太大，因而无法将其纳入江南文化传统起点的视野内。

再次，也是最重要一点是，文化的起源绝不简单等同于人类文明发生的起点，文化起点的核心在于冯天瑜先生所说的“元典精神”，既具有生产时间上的首创性，又具有空间上的普遍性，还具有文化认同上的同质性，这是判断和确定江南文化源头最为关键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探寻江南文化之源并不等于纯粹的文明发生时间的追溯，而是需要通过物态化的文化历史遗留物的挖掘，揭示其对于后天文化传承在深层精神结构上的血脉联系。换言之，江南文化之源对于后来文化精神，在历时态上，具有延续性和反复性；在共时态上，具有普遍性、渗透性。河姆渡文化虽然产生的时间很早，并且拥有丰富的“历史遗留物”，如陶、骨、象牙、玉石等，但在深层精神结构上并不具备江南文化“元典精神”的特质，无法担当起江南文化核心元素的重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同许多学者提出的江南文化的源头在余姚的河姆渡文化。

本文认为，江南文化之源是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遗址位于嘉兴西南7.5公里的城南马家浜，面积约1.5万平方米。它是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上承余姚河姆渡文化，下启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距今天约7000~6000年。20世纪50年代，在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出土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装饰品等“特征鲜明，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在浙江吴兴邱城、江苏吴江梅堰也发现了相同内涵的文化遗址。1977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和其他考古学家，根据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新近的考古成果，提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这一划时代的论点，并且确认了以嘉兴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此后，马家浜文化被正式定名。

把马家浜文化认定为“江南文化之源”，其学理性依据在于：首先，稻作要素被认为确定江南史前文化的重要标志。而据已经发现的考古学成果来看，长江流域共发现了20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虽然其中很多含有稻作要素，但是在年限上，马家浜文化遗址最早，也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栽培水稻最早的年限。为此，载入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其次，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文化特性对于江南地区具有更强大辐射性和认同性。考古学成果表明，马家浜文化有一个很大的辐射范围，其遗址遍布杭嘉湖地区以及整个江南的苏、锡、常、沪。例如嘉兴马家浜、干家埭、钟家港；桐乡的罗家角、谭家湾、新桥、吴家墙门；海宁的郭家石桥、坟桥港；海盐的彭城；平湖的大坟塘；嘉善的小横港、大往遗址；湖州的邱城；杭州的吴家埠；苏州的越城；吴县的草鞋山；吴江的袁家埭；上海的青浦崧泽；常州的圩墩；武进的潘家塘等。嘉兴的马家浜遗址发现最早，处在这个广阔的中心地带上。环太湖地区人类活动圈出现了极为相似的文化共同体。而这些区域都以马家浜文化为源头，经过数千年传播、交融，终于形成了太湖流域的古代文化，并发展为今天的江南文化。以马家浜文化作为江南文化之源，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确定了马家浜文化为江南文化之源，对于江南都市文化精神的生成，除了稻作要素之外，还需要特别关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马家浜文化中女性地位变化问题。考古学发现，马家浜文化发展到崧泽文化这一阶段，女性的地位十分突出，而且社会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象征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器物。这个问题往往被学界简单理解为母系社会妇女特殊社会地位的表现。其实不然，一方面，北方文化源头时期也经历过母系社会，但为什么文化精神上与江南文化的女性特征相去甚远呢？除了地理、气候、人种等客观因素上的差异，还应该和江南文化源头时期女性地位突出相关。另一方面，江南文化之源中的女性突出地位直接关涉到人类心灵深处精神结构的集体无意识层面。由于此时人类的思维是一种“诗性智慧”，原始先民对母性生殖崇拜的敬畏尊崇，以及母权制度下宽松温和社会的心理认同，历经积淀凝结成江南文化精神上的阴柔宽厚、儒雅精致的女性品格。借用荣格精神心理学的话来说，则是江南文化精神形成中隐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种族的记忆”，当外在社会环境过于压抑的时候，江南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创伤”或者“记忆”往往更容易被激活而“原型再现”。江南文化精神形成“江南轴心期”的魏晋，以及江南文化精神生产最成熟形态的明清，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压迫最为黑暗的时代，也是江南文化精神中女性品格最灿烂的时期，如果没有文化源头上心理精神结构因素的影响，单纯的地理、环境、种族等因素就无法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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