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时代海上贸易的扩大化，使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民众的消费观念趋向一致，丝绸、磁器、香料、宝石成为亚、非、欧诸国共同的消费品，从而开启了人类相互需要的全球化过程。明朝下西洋活动停止的金融原因是白银流失过多，无以为继。不过，郑和七下西洋终结之后，郑和时代形成的商业网络并未消失。如同郑和远航依赖东南滨海民众的支持一样，郑和死后，以往支持他下西洋贸易的滨海民众继续传统生活方式，他们以漳州、潮州边海民众为核心，冲破海禁的封锁，维持和发展了中国与南海诸港的商业网络。这一网络构成大航海时代全球贸易的先声。对于海禁，本书强调明代的海禁在各地执行程度不一，因闽粤交界处海上武装力量强大，明朝从未在这里彻底海禁，私人海上贸易是从闽粤交界的漳潮一带向东南各省扩散的。东南三省发达的渔业是海洋商业再度兴旺的基础。本书第二卷“东亚的枢纽：晚明环台湾海峡区域与周边世界”论述晚明台湾海峡西岸民众与海外国家贸易的历史。和以往著作不同的是：本书将晚明东亚的海上贸易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研究了闽粤海商与葡萄牙、日本、西班牙的贸易，从而证明：明代中国市场对白银的渴望，是这一时代国际市场运作的原动力。葡萄牙人进入东方市场是在正德年间，迄至嘉靖中期有了一定规模。葡萄牙人不断前进的原因在于欧洲巨大的黄金、白银储备和东西方之间银价的巨大差异。葡萄牙人只有将欧洲的白银花在东方市场，才能实现较高的经济价值。这一阶段欧洲与东方的香料贸易是重复郑和时代中国与南海的贸易内容，就亚洲市场而言，与郑和时代相比进步不太明显。从嘉靖后期到隆庆年间是晚明对外贸易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最为突出的是中葡商人发现日本的白银市场，从而引发了大航海时代以白银为主题的东方贸易浪潮。

这一贸易浪潮的出现，主要是中国与日本经济互动的结果，即使没有葡萄牙人参与，这一高潮的出现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出现了倭寇等问题，才使葡萄牙人在晚明的中日贸易中起了重要作用。万历、天启、崇祯是晚明对外贸易的第三个阶段。受到中国与日本之间白银贸易的吸引，在马尼拉经营的西班牙人携来美洲的巨额白银，介入中国对外贸易。其时，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巩固的贸易据点，荷兰人进入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三个欧洲国家商人相互争斗，争相垄断对华贸易，而闽粤商人长袖善舞周旋于各大势力之间发展自己。这一切都证明中国市场对白银的渴求，是拉动这一时期国际贸易的原动力。其时，位于东亚交通枢纽的台湾海峡区域是国际势力争夺的焦点。它作为中国经济圈的海洋枢纽在与环北海贸易圈及环南海贸易圈的互动过程中，促进东亚海洋世界的发展，并拉动环球贸易，将世界经济带入以中国、印度为重心的白银时代。嘉靖年间的倭寇活动在中国海洋史上产生了巨大的负作用，它导致明代晚期海禁政策的延续，对外贸易被严格地约束在闽粤的两个口岸，福建月港允许商人出海，广东澳门允许外商进入。这种格局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全面发展。也使东亚出现欧洲商人主导海上贸易的情况。本书第三卷“白银和生计：晚明环台海区域的泉漳模式”研究晚明东南边海区域市镇经济的深化，及其经济模式向周边区域的扩张。

晚明对外贸易最发达的是漳州、泉州区域。泉漳民众一面进口粮食和纺织品这两项基本生活用品，一面出口蔗糖、陶瓷、丝绸等本地特产及外购商品，从而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特点的“泉漳模式”。“泉漳模式”对市场的依赖度较高，漳泉民众由海上贸易中得来的白银，使他们可以大量购买产自江浙的棉花、生丝，产自广东的粮食，以及来自福建各地的土特产，同时将本地的土特产推向国际市场，进而拉动了内地市场的变化。漳泉商人在外地带来的巨额白银在贸易中流向周边省份，促进了江南以纺织业为核心的各项产业发展，也促进了广东粮食市场的变动。江南及岭南经济的活跃，消费水平的提高，又拉动了全国各地市镇经济的发展，从而使中国城镇化进程上升到较高的阶段，奠定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基础。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成果是闽南的市镇模式推及台湾岛，使台湾岛上悄然出现北港、淡水、鸡笼等商港，环台湾海峡经济圈由此形成。它属于中国经济圈的一个部分，又在东亚贸易圈中起了重要作用。海盗史的研究也是第三卷的一个特点。嘉靖末、隆庆、万历初年的海盗一度猖獗于闽粤沿海，但在闽粤官军的压力下，不得不退入远海，并向南洋和台湾海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