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导论

一、问题提出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三、文献综述

四、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五、章节安排

六、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概念重构：寻找真正的新市民——变态和变性的视角

一、进城农民还不是真正的“新市民”

二、寻找真正的“新市民”

三、两类“新市民”市民化进程的比较

四、本章小结

第三章现实追问：新市民具有怎样的社会特性？

一、新市民的八个社会特性

二、本章小结

第四章理论探寻：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粘合催化作用

一、概念界定：城乡一体化-粘合-催化

二、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粘合催化作用

三、对新市民城乡粘合催化作用几对问题的澄清

四、本章小结

第五章机制解构：社会触动机制的逻辑生成

一、社会触动的内涵、过程与特征

二、社会触动机制案例分析、逻辑生成及其家国价值

三、本章小结

第六章问卷调查：新市民城乡粘合催化作用的存在性论证

一、问卷设计、数据来源及样本详情

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三、本章小结

第七章实证分析：新市民城乡粘合催化作用的度量及其影响因素解码

一、粘合催化作用权重求解及得分计算

二、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检验

三、SEM模型对粘合-催化促进作用间的拟合

四、五大构念影响因素的logit分析

五、本章小结

第八章案例梳理：新市民城乡粘合催化作用其人其事

一、新市民典型案例呈现

二、新市民典型案例分析

三、本章小结

第九章触动进路：新市民城乡粘合催化作用的触动策略与触动路径

一、社会触动机制一般生成逻辑回顾

二、新市民城乡粘合与催化促进作用间的本因分析

三、触动新市民城乡粘合催化作用的总策略

四、触动新市民城乡粘合催化作用的分路径

五、本章小结

第十章结论建议：主要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二、相关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导论一、问题提出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对比强烈，反差明显。随着城乡二元向城乡一体的全面推进，农民与市民的弥合、农村与城市的弥合、农业与工业的弥合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城乡统筹过程中，城乡二元关系如何软化弥合？城乡一体如何催化促进？需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探索和回答。城乡一体化路径也许很多，但本书认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是发挥好“新市民”的社会价值，因为“新市民”在城乡二元关系的软化弥合及城乡一体的催化促进方面具有独特作用。谁是“新市民”？本书中的“新市民”是指那些进城落户工作且拥有大中专文凭的农家子弟（县城为最低级别城市，文凭为普通大中专院校颁发的文凭）。相对父辈而言，他们是从农村走出且进城的第一代人，故名新市民，他们已很好地融入城市，在身份素质上与其他市民并无二致，是真正的新市民，只是其“第一故乡在农村，第二故乡在城市”而具有很多新特征，这些新特征正是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二、研究目的与意义本书通过对新市民概念的重构，分析其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独特粘性和催化促进作用，并探究相应的社会触动机制与路径等问题。本研究有助于从新的视角寻找助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动力主体及其实施策略，为城乡一体化开辟新的道路。

  具体研究意义有：（1）理论意义：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视角认识城乡一体化的路径和机制。本书将从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回答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粘合催化作用及其触动机制问题：新市民具有怎样的社会特性？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具有哪些粘性？这些粘性对城乡一体化的催化促进作用如何？社会触动机制的生成逻辑是什么？又该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去触动它们？这些理论阐释有利于人们深入理解城乡一体化的新路径与新机理。（2）实践意义：有助于政府在城乡一体化推动方面拓宽问题视阈、拓展政策工具。因为新市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具有现实或潜在的粘合催化作用，在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方面蕴含巨大能量。本书成果有利于政府去触动、引导和发挥新市民群体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独特价值。三、文献综述分别从新市民研究相关论述、“二代”问题研究相关论述、城乡一体化实现机制的相关论述三个大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和述评。（一）新市民研究相关论述在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新市民”多代指进城农民工，这是很多人都知晓的事，但事实上“新市民”称谓有多种意涵，远非进城农民工一种。如果将“新市民”当作一个偏正结构的词语，从字面来理解，则新市民的“新”新在何处？如果将“新市民”当作一个完整的名词，则“新市民”中的“市民”又指向何人？对此，学界又有哪些解读呢？为回答上述问题，本节将在文献研读的基础上，对“新市民”称谓及其内涵研究展开梳理与述评，为全面理解和把握“新市民”的学术内涵，也为未来“新市民”内涵的进一步拓展，铺平道路。1“新市民”内涵研究综述文献调查发现，有关“新市民”称谓的研究成果较多，如果按“新市民”的内涵来分，可将其内涵划分为“新兴市民阶层说”“新市民文学说”“新型市民说”“新型权利说”和“进城农民说”五种，分述如下。

  （1）新兴市民阶层说中国知网（CNKI）检索发现，较早有关“新市民”的论述出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如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在论文《论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中详尽分析了《红楼梦》写作的时代背景。翦教授认为，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间的矛盾，虽然当时的生产关系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代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新市民和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府间的矛盾。张贤蓉在论文《论<牡丹亭>的创作思想——兼谈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中谈到了《牡丹亭》创作思想及其作品艺术形象的形成过程。他以汤显祖时代整个社会、哲学思想体系为考察背景，在阐明其时代和阶级特征基础上，否定了“作者是根据当时市民的理想和愿望塑造人物”及“《牡丹亭》反映的是新兴市民阶层狂热追求爱情的愿望”这个“新市民说”。显然，上述“新市民”均指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出现的“新兴市民阶层”。（2）新市民文学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界产生了独特的新市民文学，随后，新市民文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新市民文学中的“新市民”是指哪些人呢？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市场经济大潮使社会结构呈现出不稳固性和流动性，造成了一个由大规模的自由市场经济之上发展而来的“新市民”阶层：各类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构成的业主阶层，各种股份制公司和金融机构的中上层管理人员，中下层的政府官员，以大学教授为中心的知识分子，专门的金融投机者，城市第三产业的各种从业人员，演艺界人士及一部分自由职业者等。抽象地说，这是一个以“活动在中心城市且拥有相当的经济资源和其它社会资源的少数私人、半私人即国家的特殊化的商业代理人（被置入自由市场竞争中的官商）为核心而逐次向外扩张的圈层式结构”。

  他们是现代都市的新人类——来自异乡，彻底脱离土地，从事着各种职业，但都有着相似或相同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生活方式和欲念，他们既是城市文化的产物，也是城市文化的创造者，作为城市人格化的表现，他们的人格特征、文化心态、生活方式形成一种独立文化——市民文化。而新市民文学恰好再现了当代都市新市民这一文化特色。可见，新市民文学是指现阶段以新市民小说为代表的那种个人化的文学，“新市民”是指现代都市社会中的新兴阶层。（3）新型市民说学界较早提出“新型市民说”的学者是林发茂，他在论文《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云“近几年，三明市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狠抓精神文明建设，立足于培养和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市民，努力把三明市建成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生活方便，环境优美的文明城市。”赵力平也有类似论述，指出政府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教育每个市民摈弃小农意识和市井习气，使其成为乐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以及新的行为方式的新市民。李耀楠在《试论都市意识及襄樊都市意识确立》一文中认为，襄樊市要实现大城市建设目标，襄樊人必须确立都市意识，打破襄樊地域文化（尤其是市区文化）中的“农民文化本位”，培养现代都市人的“新市民精神”。王燕文认为新时期需要塑造南京“新市民精神”，市民精神也应与时俱进并成为代表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李志明从打造优秀旅游城市的角度出发，提出城市政府要在人力、物力、资金方面加大投入，把广大青少年培养成具有高素质的新市民，因为广大青少年是优秀旅游城市的未来和希望。蓝红认为市民伦理素质提高的路径之一是设计市民的理想人格，这个理想人格的标志性要素应当是：自尊自信、自爱自强、自由自主和自觉自立。深入到道德领域，应当是懂得全球伦理规则并遵循本国底线伦理、制度伦理和美德伦理要求，有着良好的个体伦理养成的“新市民”。可见，上述论断中“新市民”的内涵主要指向新时期的市民应该具有的新素质和新觉悟，侧重于普通市民素质的改造和提升。

  （4）市民新型权利说市民新型权利说的代表性学者有俞德鹏、郑传贵等。如宁波大学俞德鹏教授在论文《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可供选择的途径》及《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困境与出路》中剖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困境及其根本原因，指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出路是建立“新市民”制度。他所构想的新市民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城市居民，是相对于当时体制下的旧市民即具有城市“非农业户口”的市民而言的。新市民与旧市民的主要区别点是市民权利的不同，新市民享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正当的、正常的市民权益与自由。这些权益与自由主要包括平等就业、居住与迁徙、义务教育、社会保障、政府救济等。俞德鹏教授还提出了缔造“新市民”的“两个方面”的思路：第一方面，使现有旧市民转为新市民；第二方面，使入城农村人口转为新市民。郑传贵等认为从城市外来人口的公共管理来看，社会整合的关键是政策制度和制度设计本身要体现外来人口是“新的市民”的价值理念，而不是旧体制下的一般意义的“暂住人口”，从体制改革的意义讲，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市民也在经历一个重新市民化的过程。不论是来自乡村的非市民，还是城里的老市民，都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为市场体制下的权利地位相同的“新市民”。可见，俞德鹏、郑传贵等学者关于新市民“市民新型权利说”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他们赋予“新市民”为享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正当的、正常的市民权益与自由的内涵。（5）进城农民说①新市民研究现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市民”研究开始指向“进城农民工”“失地农民”或“进城农民”等城市外来农村移民。以关键词“新市民”在中国知网对所有文献（含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报纸载文）进行全文检索，检索出相关文献约6 100篇；同样，以关键词“新市民+进城农民”进行检索，检索出相关文献约160篇；以关键词“新市民+农民工”进行检索，检索出相关文献约1 700篇；以关键词“新市民+失地农民”进行检索，检索出相关文献约170篇。如果单纯以关键词“农民工”进行检索，检索出相关文献约178万篇（其中，若以关键词“农民工+进城”进行检索，可以检出相关文献约24万篇）；单纯以关键词“失地农民”进行检索，可检出相关文献约49万篇；单纯以关键词“进城农民”进行检索，可检出相关文献约44万篇文献检索时间截至2014年5月。。可见，学界在农民“新市民”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丰硕的学术成果。②研究时序变迁。从研究时序上看，农民工问题和失地农民问题研究在前（我国农民工研究最早见于1983年，从1990后逐步进入研究高发期，并延续至今；失地农民研究最早见于1986年，从2000后逐步进入研究高发期，并延续至今），“新市民”问题研究在后（国内最早见于1987年，从2000年后逐步进入研究高发期，并延续至今），且近年称谓进城农民为“新市民”的研究有逐年增多的趋势，期间还出现过“准市民”称谓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趋向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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