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绪论

一、北宋历史琐闻笔记的范围

二、北宋历史琐闻笔记的研究现状

三、研究思路

第一章文体观念

第一节目录学中体现的历史琐闻笔记观

第二节创作中体现的北宋历史琐闻笔记观

一、虚构与真实

二、主观与客观的交融

第二章北宋历史琐闻笔记的兴盛

第一节文人地位变迁对笔记创作的影响

一、宋初笔记创作的冷清局面

二、文人地位真正提高推动了笔记发展

第二节党争对历史琐闻笔记发展的影响

一、典故为主，无明显政治倾向

二、政治中心之外的笔记作者对党争的记录

三、宣泄愤懑、留史后世的笔记创作

四、以私交为出发点，曲为回护

第三章学术发展与历史琐闻笔记发展相辅相成

第一节对史学的借鉴

一、对史学“以古鉴今”观的继承

二、历史琐闻笔记独立于史传的意义

第二节文化的繁荣

一、创作主体普遍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

二、大规模的古籍整理与藏书的逐渐丰富

第三节儒学的复兴

一、儒学精神是历史琐闻笔记的重要内涵

二、理学家较少创作历史琐闻笔记的原因

第四章历史琐闻笔记在北宋的文化整合：雅俗交融

第一节世俗文化向士人的渗透

一、商业的发展与门阀制度的消除

二、社会价值取向的世俗化倾向

第二节市俗风情的日常化与理想化

一、城市风貌的铺陈和求知欲的展现

二、世俗人物的佛道化记载

第三节严肃性和娱乐性的统一

一、影响笔记创作的庄、谐两端

二、历史琐闻笔记对杂剧“以戏谑言政事”方式的借鉴

第四节雅俗兼备第五章题材特色与主旨

第一节题材特色

第二节主旨

第六章叙事特色

第一节对“春秋笔法”的借鉴

第二节个性化情节塑造

第三节叙事模式

一、预言

二、悬念

三、评论

第四节叙事时空

一、以逻辑为经，人物为纬

二、士大夫空间的建构

第七章北宋历史琐闻笔记的文史价值

第一节文学价值

第二节丰富生动的文学史料

一、保存了唐五代至北宋的文学作品资料

二、保存了唐五代至北宋的作家传记资料

三、保存了唐五代至北宋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史料

第三节珍贵的史学价值

结语

参考文献

第一章  文体观念

北宋虽然是历史琐闻笔记繁荣发展的一个高潮期，但北宋人在理论方面对笔记文体的表述很少。不过从创作实际看，北宋留存下来的近四十部历史琐闻笔记具有大致相近的题材、主旨与表现形式等。这表明北宋文人对笔记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些较为明确的观念。而通过探究揭示北宋人的这种笔记观念，有助于更好地对北宋历史琐闻笔记进行解读，探究其在笔记史上的地位，对文学史其他层面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第一节  目录学中体现的历史琐闻笔记观

历史琐闻笔记在唐中叶之前的创作数量不多，据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仅《西京杂记》和《荆楚岁时记》两部勉强可算。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这种创作的低靡状况是受汉魏六朝笔记观念影响的结果。汉魏六朝时既没有“笔记”的概念，更不存在笔记分类，笔记被笼统地包含在“小说”这一概念之内，通过考察汉魏六朝目录学中体现的“小说”观念，大体上可以了解当时的笔记观念。当时人认为笔记所记琐屑，无关鸿旨，上层士大夫几乎不做笔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小序中言：“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创作笔记的文人很少，更谈不上对笔记进行分类整理了，历史琐闻笔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难得到发展。唐中叶至五代时期，笔记创作数量大增，小说故事类笔记发展迅速，与历史琐闻笔记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但目录学家对此未做具体区分，只是笼统地将两类笔记归于史部；不过，关于历史琐闻笔记的一些基本观念已经初步形成。

唐贞观中，长孙无忌等编修的《隋书·经籍志》成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确立了后世四部分类法的基础。历史琐闻类和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在唐人眼中被认为是近史之作，故多被归于史部杂传类和杂史类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在史部杂史和杂传类的序言中，对历史琐闻笔记的题材、内容、主旨等有了初步的认识。唐中叶之后历史琐闻笔记的发展，就是在此观念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不过，唐人对小说故事类和历史琐闻类笔记之间的区别还未能较为细致地辨析，而是将二者笼统归于同一部类，造成了唐代历史琐闻笔记的创作手法、观念等与小说故事类笔记混杂。

《隋书·经籍志·杂史序》言：“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从杂史类的序言可以看出，唐人认为杂史的来源有三：不能入正史的史传类作品；学者记载亲身见闻以备补遗的作品；辑录旧史，汇集而成的史传类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体制不一，但记载的大多是帝王将相之事，可以补史。这些观点直接影响到之后历史琐闻笔记的书写模式和题材范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谈到笔记创作者为“博达之士”“学者”，而相比汉代的“君子弗为”，北宋的笔记作者的身份有了极大的变化，学养与闻见也都更为深广；另外“作者甚众”，从事笔记创作的人数也逐渐增多。这些对后代学者创作笔记产生了积极影响。又据《隋书·经籍志·杂传序》言：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是以穷居侧陋之士，言行必达，皆有史传。自史官旷绝，其道废坏，汉初，始有丹书之约，白马之盟。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之臣，扶义俶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说。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唐人认为杂传主要是记载一些史书不载的隐士高人、名德先贤、烈女游仙的事迹，是对正史人物传记的补充。但同时也指出，这类书中往往凭己意率性而作，存在着一些虚妄怪诞的记载。这种记载贤士高人事迹以传后世的观念，在北宋得到了发扬，许多名公将相的事迹成为了历史琐闻笔记极好的题材来源，甚至北宋人还继承了前人创作中的某些弊端，如在笔记中凭己意轩轾人物等。

晚唐五代后晋所修《旧唐书·经籍志》基本上沿袭了《隋书·经籍志》的观念，将大部分笔记收入史部，以杂传类所收笔记数量最多、范围最广，小说故事类笔记数量远高于历史琐闻类笔记。

北宋中期，历史琐闻笔记逐渐摆脱了与小说故事类笔记杂糅的状态，得到了独立的发展。从宋代官私书目的记载中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这种流变过程。宋代的官私书目流传下来可据考证者有四，据《四库全书总目·崇文总目序》言：“宋人官私书目存于今者四家，晁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氏（陈振孙《直斋书目解题》）二目，诸家藉为考证之资，而尤袤遂初堂目及此书（《崇文总目》）则若存若亡，几希湮灭。”《四库全书总目·崇文总目序》。

《崇文总目》为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的官修目录，“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等看详，定其存废，讹谬者则去，差漏者补写。因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官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选次，定著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崇文总目序》。。从《崇文总目》的序言中可知，该目录的修订者是宋祁、欧阳修等人，他们既是北宋著名学者和文学家，又是北宋历史琐闻笔记的作者，他们对笔记在目录中归属的认定大致反映了北宋中期的笔记观念。

《崇文总目》中关于笔记的著录和前代相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即将历史琐闻笔记和小说故事笔记分录于不同的部类；历史琐闻类的笔记仍主要被归于史部，而大部分小说故事类笔记则被从史部剥离出去，转入子部。《崇文总目》史部杂史类载有《明皇杂录》《大唐新语》《开天传信记》《国史补》等历史琐闻笔记；史部传记类载有《朝野佥载》《北梦琐言》等历史琐闻笔记；子部小说类分上下两辑，收录《博物志》《前定录》《神异经》《述异记》《续齐谐记》《稽神录》等小说故事类笔记，但部分小说故事类笔记仍载于史部，如《虬髯客传》《祥异记》《江淮异人录》《三水小牍》等。

据此可见，北宋文人已经对历史琐闻笔记和小说故事类笔记各自的特征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历史琐闻类笔记大部分被载于史部，表明它被认为是一种侧重纪实的文体，而且所录人、事具有较为重要的历史和社会意义。小说故事类笔记大部分归于子部小说类，是认识到它的虚构性、重情节铺陈、讲求文采等特点。这种明确的笔记类型观念，促使北宋历史琐闻笔记开始寻求独立的发展，在题材、主旨、表现方式等方面逐渐摆脱了小说故事类笔记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并成为后世的范式。可以说，北宋年间是笔记史发展的重要阶段。

始修于北宋庆历四年、成于嘉祐五年左右的《新唐书》也体现了历史琐闻笔记观念的逐渐明确。《新唐书·艺文志》主要由欧阳修等人编纂，该书体现了与《崇文总目》类似的历史琐闻笔记观。《新唐书》史部杂史类收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郑处诲《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李德裕《次柳氏旧闻》等书；杂记类收录了许多家传、别传等。这些大都属于历史琐闻笔记的范畴。小说故事类笔记则大多归入子部小说类，如：《搜神记》《冥祥记》《齐谐记》《续齐谐记》《因果记》《志怪》《古异传》《述异记》《感应传》《列异传》《神录》等。《旧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收十三部，凡九十卷；而《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中则收录三十九家，三百零八卷，数量大增。这些增加的小说类书目主要是从《旧唐志》中的史部迁移过来的小说故事类笔记。欧阳修在《新唐书·艺文志》序言中说：自六经焚于秦而后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纷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流，转相讲述，而圣道粗明，然其为说，固已不胜其繁矣。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世次，国家兴灭终始，僭窃伪乱，史官备矣。而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时，方修明圣经，以绌缪异，而老子著书论道德，接乎周衰，战国游谈放荡之士田骈、慎到、列、庄之徒，各极其变，而孟轲、荀卿，始专修孔氏，以折异端，然诸子之论，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绝也。夫王迹熄而诗亡，《离骚》作而文辞之士兴，历代盛衰，文章与时高下，然其变态百出，不可穷极，何其多也。这里，欧阳修将经、史、子、集四部进行了概括性的评述，将历史琐闻类笔记、小说故事类笔记等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属于同一类型，都属于“史官之流”。这种观念相对于前代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将笔记提升到和史传并列的地位，是对其价值的极大肯定。然而，欧阳修在具体划分时，又将小说故事类的笔记从史部中分化出来，将其划归子部。这种做法看似矛盾，实则可以理解。认为笔记属“史官之流”，是从其所载内容和著述目的而言，而将小说故事类笔记划归小说类，则是认识到了小说故事笔记与历史琐闻笔记表达方式和风格的不同之处，使历史琐闻笔记和小说故事笔记的界限更为清晰。欧阳修是首次在目录中将《搜神记》《志怪》《幽明录》《齐谐记》等小说故事类笔记从史部杂传类移录入子部小说家类的学者，使历史琐闻类笔记与小说故事类笔记较明确地区分开来，对当时及后世的笔记创作都具有很强的启示和指导作用，有利于历史琐闻笔记的独立发展成熟。此后的正史“艺文志”中多采用欧阳修的分类方法，充分说明了欧阳修笔记观念的积极影响。欧阳修作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他的这种笔记观念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又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对北宋历史琐闻笔记观念的演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