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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大师犹未晚

胡适：再造文明的追梦者

受学：绩溪、上海……留学：转向、韦莲司、回国……狂飙：士林之首、情感、议政……驻美大使：应招、实绩……北大校长：就任、折磨……游子……院长

周作人：德才未能兼备的一介书生

故乡：节日……激情……“故乡”……亢奋：《人的文学》、《小河》……徘徊：个人主义、女师大学潮……隐逸：苦味、调和、“日本店”……沉沦：下水、事功……新生

徐志摩：心窝仅存“爱、自由与美”的痴情鸟

故国：名字、溺爱、读书、政治……异邦：诱惑、矛盾与分行的书、回国……北京：林徽因、新月社、泰戈尔、陆小曼……上海：旅欧、鹤化

闻一多：从艺术之奴到人民之子

乡绅……清华：五四、难得的理性……留学：芝加哥、珂泉、纽约……诗人：《发现》、转变……学者：青大、清华……斗士：觉醒、遇难

凌叔华：温婉娴静下的激情与叛逆

幸运：家庭、周作人、新月社……徐志摩……婚前婚后……武汉……出轨……抗战：武汉、北平、乐山……飘零：画家、《古韵》、西滢、归宿

朱湘:现代中国诗坛的畸人

游走：长沙、太湖、南京……叛逆：诗歌、清华……抗争：结婚、上海、北平……沉静……苦旅：劳伦斯、芝加哥、俄亥俄……漂泊：失望、挣扎、绝望

茅盾:矛盾人生与双重人格

审慎：女性、读书……矛盾：奠基、《小说月报》、辞职……反省：革命、幻灭、追求……左联：《子夜》、论争的夹缝……流徙：岗位、心病……沉重：困惑、阴影、掉队

丁玲：扑向文学、爱情与政治的飞蛾

母亲：临澧、常德、长沙……探索：王剑虹、胡也频、冯雪峰、沈从文、信仰……囚牢：绑架、逃脱……转轨：礼遇、越轨、洗礼……起伏：巅峰、风雨……平反

李健吾：福楼拜的知音与中国的莫里哀

才华：父亲、清华……留法：福楼拜、鲁昂……林徽因、《福楼拜评传》……辩驳：京派代言人、巴金……大节：戏剧、周作人……政治：《文艺复兴》、田汉……改造：黯淡、兴奋

萧红:毕生的事业是找到一份真爱

呼兰：祖父……哈尔滨：出走、王恩甲、萧军、悄吟……上海：鲁迅、《生死场》、东渡……婚变：武汉、临汾、端木蕻良……夭折：重庆、香港、骆宾基

路翎：现代中国文学的“别一种声音”

出身：父亲、祖母……初恋：李露玲……胡风：伯乐、舒芜……里程碑：《财主底儿女们》……爱情：余明英……南京：失业……改造：两次入狱……精神的死亡

张爱玲：繁华中的孤独与盛名下的苍凉

记忆：父亲、母亲、姑姑……读书：欣喜、抑郁、自卑、成熟、港战……成名：洋文登天……情爱：胡兰成、放恣、苍凉……沉默……异乡：香港、美国、《对照记》

文人心路：怎一个“苦”字了得主要

参考文献

后记

走近大师犹未晚走近大师犹未晚

一

从传统的文学史分类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近70年的历程，也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曹文轩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仰望中国现代文学并且自愧弗如、充满自卑感的时代已经结束。但他同时承认，当代确实没有一位结实的、高大而丰富的作家，能够令人信服地使我们有在面对鲁迅、沈从文、钱钟书时所有的博大感与无穷感。现代文学有高山，当代文学却只有小有起伏的丘陵与广阔的平原。吴秀明：《文学形象与历史经典的当代境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这与在2007年4月初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汉学大会”上，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的演讲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讲话中，顾彬重提了自己在前一年曾为中国媒体热炒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说法，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没有什么成就，并作了一个比喻——如果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那么当代文学则无疑是“二锅头”。

即使2012年莫言获得了中国文学界渴盼已久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依然认为，当代文学并没有产生自己的高山，或者说大师。如果说前30年（建国到“文革”结束）我们可以用政治运动频繁，后20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可以用思想不能解放来勉强解释的话，那么，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发展，当今的文学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束缚，为什么还是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家呢？

当前的文学总体上呈现出开放性、多样化的发展趋向，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与前30年、甚至后20年相比，文学的发展环境应该是好多了，开放使作家们有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可以借鉴，与时俱进的社会精神强化着他们创新的勇气，尤其他们都具有过人的才华。然而在文学目前这种多元、开放的创新发展中，在文学市场无比热闹似乎什么都不缺的繁荣景象之下，却又总让人感到缺少了可能是对文学创作来说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学所应有的精神内质——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这也许就是当代文学让人揶揄、也至今没有产生大师的根本的原因。这种应有的知识分子责任承担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德滑坡。文学不是道德教科书，但文学又肯定回避不了道德立场，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体裁，无论表现什么样的审美情感，都无不蕴涵着作者的道德态度，从而影响作品的审美价值取向。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除了作家的才华，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者对待事物的正确的、即合乎道德的态度；二是叙述的晓畅或形式美；三是真诚，即艺术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爱憎分明的真挚情感。他确信莫泊桑拥有把诸多事物和生活现象中别人所未见的那些特征展现出来的才华，拥有漂亮的形式，即能明晰、简捷而优雅地表达他所要说的一切，也拥有真诚的态度，对所描写的事物爱憎分明；但他缺乏真正艺术作品所需要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条件，即对其表现对象的正确的、合乎道德的态度，也就是说他缺少辨别善恶的认识，因此他便会去爱和表现那些不应去爱和表现的东西，而不去爱和表现那些应当去爱和表现的东西。为此，托尔斯泰具体而富有说服力地分析了莫泊桑的一系列小说，尖锐而毫不含糊地指出其人物和情节描写中所表现出来的错误的道德态度，担忧它可能引起人们道德观念的混乱。赖大仁：《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1页。

托翁的这些看法是很符合莫泊桑的创作实际的，当莫泊桑具有了强烈的道德感的时候，其作品就能达到艺术表现的完美；而一旦他情不自禁地沉浸于他本想要批判的情欲之中去，即在作品中直接去满足人的动物性官能欲望的时候，便违背了文学的道德律，导致艺术的堕落。事实上，不仅莫泊桑如此，凡是富有责任感的作家，都无不注重和坚守自己应有的道德态度。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就曾以极重的口气说：“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和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称为文学的。”赖大仁：《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及其当代意义》，2016年9月13日《文艺报》。

但我们的当代文学，是经不住这样的拷问的！许多作者以按照“市场化”规律运作为借口，完全丧失道德的判断与要求，极力迎合低级趣味，以书写个人隐私为能事，淋漓尽致地展现新奇怪异的欲望本能与感官刺激，甚至等而下之，诲淫诲盗，或欣赏残酷，欣赏人性之恶。当这种追逐形成风气，所谓的“大众化写作”就自然演变为庸俗化大比拼。文学写作的道德态度，自然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样的作品，只会放大人性的弱点，毒化风气，贻害大众。

二、思想匮乏。文学是以感性形象的方式描写生活、表现情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没有思想。思想是文学不可缺少的钙质，一个作家应该首先是一个思想家。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学所着重表现的任何情感都无不与人的价值观相关，也就是说，任何情感都与作家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与领悟有关，都包含着一定的思想内容。英国桂冠诗人华兹华斯就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形象与思想总是纠缠在一起，“好像在战斗中扭抱搏斗一样。每一方在其力量无节制时，大有消灭对方之势。或者说，彼此互相排斥，急撞喧嚣着勉强混合在一起；但不久在流入较宽的河渠和更能容纳它们的河岸以后，它们混合在一起，扩张开来，合成一股，带着一片和谐的声音奔流而去。”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390页。

因此，一个作家，只有在他同时成为一个思想家，有了独到的思想后，才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人因为思想而高贵，作家因为思想而伟大。针对那种认为文学艺术只表现情感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强调说：“不，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艺术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他还进一步阐述说，艺术不仅表现思想，而且应当表现正确的思想，“一个有才能的艺术家要是被错误的思想所鼓舞，那他一定会损害自己的作品”；“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多少有点艺术才能的人，只要具有我们时代的伟大的解放思想，他的力量就会大大地增强。只是必须使这些思想成为他的血，使得他正像一个艺术家那样把这些思想表达出来。”［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8页。我们熟悉的法国的让·保罗·萨特，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家，不如说是一个哲学家。他的《恶心》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代表着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就在于作品总结并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因此，他才能从对“软”“滑”“粘”的物体的描绘中，从人物细微的恶习中发现人类的丑态——丑恶到让人恶心的地步，从而让人产生对现实的反感与否定。

文学反映生活，但不管文学描写什么样的生活，都不能没有对生活的认识判断，不能不表达作者对这种生活现象的理解与思考。19世纪俄国著名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对生活下判断。他还进一步强调，文学就其本性来说，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达者。［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55页。中外文学史上，那些彪炳史册的伟大作家，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家。

而我们的当代文学，在走过了过分强调政治主题的思想禁锢期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学开创后就矫枉过正地放弃了思想。虽然有个别作家如张炜，也很强调精神素质，强调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以源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来蔚为大观的新写实小说为例吧！新写实作家宣称，文学写作就是要还原生活的原貌，即社会生活中存在什么现象，就用文学语言将这种生活现象描述出来。他们把文学的基本要素看作是叙述，认为作家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至于它有什么意义，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或者说，他们只告诉你，生活中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而不是告诉你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怎么样的评判。当这种以叙述代替思想，以语言描写代替认识思考的写作形成潮流，乃至成为一种时尚，那么思想见解和价值评判就必将被放逐，文学患上“思想贫血症”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了。

三、文风浮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要求，许多作家便处于一种匆忙的写作状态。由于这种非艺术心态的制约，我们看到，许多名声卓著的诗人、作家如郭沫若等的创作水平产生了令人惊讶的衰竭。新时期以来，更有不少作家经不起物欲的诱惑，再不想皓首穷经、十年一剑，不想严肃地面对人生和社会。他们以物质社会的作家也是饮食男女、也有七情六欲为借口，放弃了严肃文学的追求，尊崇炒作，视陆游“功夫在诗外”为文坛正常风气，事实上却与陆游原说风马牛不相及。曹雪芹一生就写一部《红楼梦》还没有写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前后经过十二次精心修改才得以完成；肖洛霍夫一生的主要心血几乎都倾注进了《静静的顿河》；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也只是以一部《呼啸山庄》享誉世界。而我们有些作家，产量高得离谱，一年动辄就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字，只是由于心态的浮躁，创作过程的急促，只能浮光掠影地表现生活不说，连文字都很难经得起粗略的挑剔。张洁曾经这样严厉地解剖自己：“过去几年，我不过滥竽于作家之间而已。”“明明连基本的文法都不懂，却写了不少绕口令式的警句，以求惊人。”林默涵：《心言散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第17页。这是作家的自谦，更是一种真诚的反思。张洁这里所针砭的，显然不只是她本人，而是触及了具有很大普遍性的一种文坛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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