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1章蓝诗玲（朱丽亚·拉佛尔）简介

第1节蓝诗玲其人

第2节蓝诗玲鲁迅小说翻译研究概述

参考文献

第2章鲁迅及其小说集简介

第1节鲁迅生平

第2节鲁迅小说集《彷徨》简介

第3节鲁迅小说集《呐喊》简介

第4节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简介

第5节对鲁迅及鲁迅小说的评价

参考文献

第3章鲁迅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汇翻译策略研究

第1节文化负载词汇翻译概述

第2节《彷徨》中的文化负载词汇翻译

第3节《呐喊》中的文化负载词汇翻译

第4节《故事新编》中的文化负载词汇翻译

第5节文化负载词汇翻译结语

参考文献

第4章鲁迅小说中的重叠词汇处理方法探讨

第1节重叠词汇的翻译及其概述

第2节《彷徨》中的重叠词汇翻译

第3节《呐喊》中的重叠词汇翻译

第4节《故事新编》中的重叠词汇翻译

第5节重叠词汇翻译结语

参考文献

第5章鲁迅小说中的习语翻译

第1节鲁迅小说中的习语翻译概述

第2节《彷徨》中的习语翻译

第3节《呐喊》中的习语翻译

第4节《故事新编》 中的习语翻译

第5节鲁迅小说中的习语翻译结语

参考文献

第6章鲁迅小说中的描写段落翻译与译者主体性

第1节描写翻译概述

第2节《彷徨》中的描写翻译

第3节《呐喊》中的描写翻译

第4节 《故事新编》中的描写翻译

第5节鲁迅小说描写段落翻译结语

参考文献

第7章鲁迅小说中的修辞翻译研究

第1节修辞与翻译概述

第2节《彷徨》中的修辞翻译

第3节《呐喊》中的修辞翻译

第4节《故事新编》中的修辞翻译

第5节修辞与翻译结语

参考文献

第1章

蓝诗玲（朱丽亚·拉佛尔）简介第1节蓝诗玲其人蓝诗玲原名朱丽亚·拉佛尔（Julia Lovell），英国人，汉学家和翻译家。曾经就读于剑桥大学，主攻中文，毕业后获得博士学位。她过去曾经任教于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文学。目前在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任教。与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并称为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双子星座（朱振武，2017）。蓝诗玲非常喜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学作品。1998年，蓝诗玲来到中国南京大学学习，当时她刚刚拿到学士学位。通过一年的学习，蓝诗玲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2003年蓝诗玲翻译了作家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后来又翻译了作家欣然的《天葬》、朱文的《我爱美元》，还包括张爱玲的《色戒》和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以及鲁迅小说全集等作品。在翻译活动中，蓝诗玲对中国文学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面临的困境，同时对中国文学的“诺贝尔奖情结”等现象也非常感兴趣。除了文学作品的翻译，蓝诗玲也关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误读，如鸦片战争与中国的“国耻教育”。蓝诗玲关于中国文学、历史与文化的文章已见诸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泰晤士报》（The Times）、《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等。2009年，蓝诗玲翻译出版了《鲁迅小说全集》。译著由企鹅出版社出版发行。 蓝诗玲喜爱鲁迅的作品。蓝诗玲认为鲁迅的作品虽然在当今受到中国年轻人的冷落，但在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鲁迅始终是一面无法逾越的旗帜。而她也希望译著的读者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在翻译出版《鲁迅小说全集》之前，蓝诗玲还翻译了与鲁迅文学作品风格截然不同的中国作家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小说《色戒》。如今这两本书都被收录在“企鹅经典”丛书中，西方读者只需在普通书店就能买到。蓝诗玲喜欢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认为每个作家的文学作品都能从不同侧面满足她对文学的探求：鲁迅因爱国而对社会现象的焦虑，对个别知识分子尖锐的批判，对生活的强烈美好的向往；张爱玲笔下动人的爱情故事；韩少功以轻松幽默的语言谈论严肃的生活话题……她表示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品及作品中饱含的文学的丰富性推介给欧美等国家爱好文学的读者，以期帮助他们通过文字背后的故事体验其他国家和民族普通人民的生活和情趣。蓝诗玲认为尽管近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多有关注，尤其是政治经济方面，但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始终不易被母语为英语的西方民众所接受，而且至今依然。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接受度还不高，而且不够。孙敬鑫（2012）指出：“在蓝诗玲看来，虽然中国文学要在英语出版中取得一席之地还需付出更多努力，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只是一个时间和投资问题。”蓝诗玲多次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西方民众特别想了解当代的中国，包括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北京奥运会之后，企鹅出版社等西方大的出版集团纷纷看好中国图书市场，出版发行了一系列中国文学方面的英文译著，这些出版社或许能够将中国文学作品推向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成为文学界的主流。第2节蓝诗玲鲁迅小说翻译研究概述蓝诗玲从事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多年。她翻译的朱文创作的《我爱美元》（I Love Dollars）于2008年入围桐山奖（Kiriyama Prize）最终候选名单。于2012年，其作品《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获得简·米哈尔斯基文学奖（Jan Michalski Prize for Literature）。 蔡瑞珍（2015）认为“英国新生代汉学家、翻译家蓝诗玲，用地道的英国英语翻译了鲁迅所有小说，为英美普通读者了解鲁迅以及现当代中国文学经典作品提供了便利的译本”。蓝诗玲对于鲁迅和鲁迅小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她发现鲁迅对于外国文学情有独钟。鲁迅曾经建议年轻作家大量地去阅读外国文学作品，鲁迅甚至提出了“硬译”的翻译理念，通过翻译把外语的表达句式输入汉语语言之中。蓝诗玲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着中国“五四”阶段的文学作品，尤其对鲁迅的作品感兴趣。她认为鲁迅对于普通民众的描写及其作品反映出来的乡土气息，他的讽刺与黑色幽默及语言和对人物的定位和把握都值得人们去研究。蓝诗玲尤其喜欢鲁迅的《孔乙己》《药》和《明天》等几部单篇小说，其叙事方式、精彩的对话及触动心灵的情节安排都令人无法忘怀。她也喜欢富有诗情画意的《社戏》，认为这部作品令人回味。蓝诗玲认为鲁迅小说虽然是20世纪的作品，但是与现代中国仍然有着紧密的联系，认为鲁迅的民族主义精神与当代中国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一致的。另外，她认为鲁迅文学作品无疑仍旧是中国文学有价值的遗产，而不是“一块旧石头”(an old stone)。对于脚注问题，蓝诗玲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翻译应尽量避免使用脚注，因其削弱了作品的文学性的彰显。她的做法是把有助于读者理解译文的重要信息直接穿插在译文之中，在阅读中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把书翻到最后或者是在页码下面去找寻相关的解释的确很麻烦，也会大大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破坏读者阅读的连贯性。蓝诗玲也比较喜欢用注释，特别是利用介绍部分来解读作品的历史背景等知识。李欣芳、董会庆（2016）总结了鲁迅小说的英译研究现状，认为“大体可分为四类：综述型，译本对比型，翻译观、翻译策略研究型和从某视角研究型。对鲁迅小说集《呐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呐喊》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呐喊》中的隐喻英译研究和基于语料库的《呐喊》英译研究三个方面”。而蔡瑞珍（2016）认为“蓝诗玲是外国学者中翻译鲁迅小说最全的一位。莱尔（美国汉学家、翻译家）与蓝诗玲开创了用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翻译鲁迅小说的典范”。赵海娟（2016）也发现了“蓝译鲁迅小说中形貌修辞的大量运用使其更具特色，为译文的整体艺术魅力增色甚多”。还有研究者例如赵薇（2016）认为“现代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的翻译之所以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在于她坚持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照顾到读者的接受度，进行了适当的译者介入与调节，使叙事语言生动活泼，语义充满张力，被普通英语读者所接受”。郑雅（2015）认为“鲁迅的小说注重遣词造句，以其独具一格的文体著称，在翻译鲁迅小说时应注意其文体风格的再现。蓝诗玲的译文在语音、词汇的层面再现原文文体比较成功”。蓝诗玲在翻译鲁迅小说时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例如《阿Q正传》等，小说中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和作者的叙述风格独树一帜，所以蓝诗玲在翻译鲁迅小说时所遵循的原则是尽量忠实于原文。但同时她也指出，完全忠实于原文则会大大削弱英译文本的流畅性。“事实上，只要有语言差异存在，只要译者的翻译目的和侧重点不同，译者就可能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产生不同的译文。”（徐托，2012）总之，曹新宇等（2015）认为“蓝诗玲采用了多种方法来保证译文的通顺”。还有的研究者给出了更高的评价，例如刘小乐（2015）指出：“蓝诗玲在翻译中首要遵循的是忠实原文、尊重原作者。蓝诗玲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避免对原文任意删改，对于原作中的中国乡土文化，能直译的尽量直译，做到对原文的忠实，对原作者的尊重。”潘萍（2015）在文章中指出：“作为汉学家的蓝诗玲，翻译这些文学作品是为了满足以英语为母语人的需求。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明显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她尽量简化读者难懂的表达和文化形象，有时还会重组句子结构以便符合英语的表达形式。”对于蓝诗玲的译文，也有研究者给予了评价，例如“蓝译本的译文词汇变化性最大，其用词最丰富”（杨坚定，2013）。 许渊冲（2003）认为“重译是提高翻译水平的一个好方法。重译是两个译者之间，有时甚至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竞赛”。对于蓝诗玲译本中的不足，研究者给出了各种解释，例如潘萍（2015）认为“蓝诗玲，作为汉学家，是从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因此她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和文化的了解不可能面面俱到”。张秀峰（2015）指出：“国外汉学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翻译活动可能存在某种整体或群体特征，这种特征源自汉学家对两种语言文化相对平衡的认识，但也呈现出他们以自身语言文化为主导的‘他者’视角。这种他者视角是建立在对某一领域的中国事实较为充分的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理性的视角。”周世培（2015）认为“蓝诗玲在对原文中的一些具有反讽韵味表达的翻译，可能由于对原文语言理解的不足，或者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译文中反讽效果的削弱甚至缺失，但是对绝大多数的反讽表达翻译是贴切准确的”。对于蓝诗玲的译本研究，专家学者们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理论来进行探索。沈妍斐（2016）认为：“语用前提理论为译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工具和翻译标准，对文学翻译具有很大的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姜琪瑶（2016）也认识到“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关注源语文本的角度转移到了关注译文在目的语文化的接受性和可读性”。还有霍跃红、王璐（2015）主张“将叙事学和翻译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既为文学翻译理论及实践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叙事学研究开辟了更大的应用领域，丰富了其理论研究的层面，又为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 批评提供了重要的评价工具，对翻译实践及其批评具有借鉴指导作用”。郑穹（2015）则指出：“文体学的引入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鲁迅的小说有其独特的风格，应在译文中得到体现。” 在目前中华文化汉译外的大潮下，对于蓝诗玲译本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文学作品及其他关于中国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书籍应该如何做好翻译工作，还没有统一固定的要求。卢国荣、张朋飞（2016）就曾提出：“对于如何翻，谁来翻，数十年来学者和翻译家们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汉译英难就难在目标语读者是西方国家的人。中国的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如《牡丹亭》等被翻译并发行到西方国家后，在国外的传播和被接受程度并不理想。翻译的质量也参差不齐，这是令人担忧的。”涂文婷（2016）指出：“中国文学译出既不能盲目自大，又不能妄自菲薄，只有在充分了解译介受众的情况下，由合适的译介主体科学的选择译介内容，通过有效的译介途径才能取得良好的译介效果。”张淑卿（2015）认为汉译外的意义在于“探讨世界文学的共有规律，确认文学批评的共同标准，在与他国文艺理论家的互动互融过程中，阐释中国的文艺主张，构建富有公信力的中国当代文学话语体系，为拓展海外受众发挥理论支撑与智囊作用”。在汉译外的研究中，刘云虹（2015）指出：“翻译观念、翻译选择和翻译接受的问题一直是文学译介与传播中的根本性问题，而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中，这些问题更引发了一系列困惑与争议。”因此，无论对于国外译者还是国内译者来说，还要经过更长的时间和研究才能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是目前的状况也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李伟荣（2015）指出：“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翻译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很多文化材料包括文学作品都必须依靠翻译才能送达外国，现在很少有像林语堂这样杰出的双语作家，即便是有双语作家，也无法真正做到中英文娴熟自由、任意转换。”所以，任何一个双语译者，就目前来看都很难给出所谓最完美的译文。国内译者和国外译者的翻译接受度是不同的，正如张春柏（2015）指出的那样：“一个公认的事实是，霍克斯的译本在域外的接受度要高于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上述例子虽为中国译者所译，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即随着日益频繁的中西文化交流，对许多以前通常意译的中国文化负载词，西方读者现在已经比较能够接受直译，甚至音译的译文了。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这似乎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正处在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过程中。” 有人认为外国译者的译文水平要高于本国译者，但同时本国译者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吴天楚、高方（2016）认为“如何在中外文学的交流中充分发挥外国译者的积极作用，如何加强作家与译者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值得我们在今后的文学外译工作中作进一步探究”。杨国华（2015）认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然后才是译者。所以译者对原作的解读也自然带有一般读者的阅读特质。换言之，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会有不同的具体化。译者阅读原作时，原作的语言结构、信息结构、美学结构会映射到译者的认知结构之中”。从这一点上看，国内译者应该说在对文本的理解上要高于国外译者。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小说是以描写为主要语言手段的文学形式，不同作家在不同作品中会有不同的语言特征”（张梦井，2007）。在蓝诗玲译本研究尤其是关于蓝诗玲译本与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之间的对比研究中，研究者们总结了译者所使用的翻译策略。例如杨杜菡（2016）认为“对于带有文化特征的词语，杨宪益直接翻译出原文中的文化信息。蓝译则在保留原文信息和对文化信息详细描述两种方式间进行了折中，采用了三种方式：直接翻译、直接翻译后再添加注释于文末、详细描述含义。在文化词语的翻译上，蓝诗玲的译本更加完善，注重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的文化内涵。同时以自己的理解方式翻译文本，多处使用英文俚语，旨在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鲁迅通过小说所要表达的主旨含义”。还有其他研究者如杨菁雅（2016）也指出：“两位译者的不同翻译目的导致了其译本所承载的不同功能，而译本的不同功能直接影响了译者对于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蓝诗玲希望通过对上述文学作品的翻译引起译入语大众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其译本所承载的功能即是如此，故大量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则主要希望通过对上述文学作品的翻译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其译本承载着使这种精神和文化财富通过自身的艺术粹质和魅力传向海外人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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