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篇古代中国文化滥觞和精神发展的辉煌历程与历史自觉

第一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先秦时期的文化滥觞与精神自觉

第二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汉唐宋时期的文化嬗变与精神激荡

第三章“闭关自守，万马齐喑”

——明清时期的文化专制与精神禁锢

第二篇近现代中国文化建构和精神自觉的曲折历程与历史反思

第四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化冲突与精神困顿

第五章“救亡图存，由旧趋新”

——戊戌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交锋与精神转型

第六章“民主科学，新潮奔涌”

——新文化、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执着与精神决绝

第七章“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进步与精神自强

第三篇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精神建构的理性历程与文化自觉

第八章“积极探索，曲折前行”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文化成就与经验教训

第九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邓小平时期的文化返正与思潮激荡

第十章“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文化发展与思想引领

第十一章“凝心聚力，中国梦想”

——习近平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与宏伟愿景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先秦时期的文化滥觞与精神自觉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曾把公元前800年到200年之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柯锦华等中译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68~70页。，这一时期，在西方，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在印度，诞生了佛学；在中国，出现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是发生在中华文明入口处光辉灿烂的文化现象，它奠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格局和精神走向，“成为中国学术的不竭源头，并初步形成了思想之大体范围和基本的思维方式。”张理峰、姜文荣、侯爱萍：《从传统文化视角看当代大学文化的古典内涵》，载《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97~98页。先秦诸子的探讨集中在天人、名实、人性、政事、伦理等方面，对于逻辑学、认识论乃至数学、物理、天文等自然科学领域也有涉及，其中展现的思想的广度与深度，让人惊讶。他们的学说，有的能够在历史上一以贯之，有的则由显入微，与其他各家合流，有的却逐渐湮没，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但总体来说，精彩纷呈，展现出文化与精神创建的自觉。一、百家争鸣产生的时代背景（一）西周宗法封建制的建立和崩溃春秋战国，是从西周宗法封建制过渡到秦大一统专制社会之间的历史转折时期，百家争鸣，正是当时思想界对于这一历史转折所做出的反映。因此，要想了解百家争鸣产生的背景，必须从西周宗法封建制的建立及其崩溃说起。否则，便不能了解以下这些问题：为什么春秋战国会出现如此激烈的社会动荡？为什么孔子会提出“克己复礼”的主张？为什么诸子百家会不约而同地重视对名实关系的探讨？为什么他们在历史观上几乎一致向后看？为什么法家人物主张以“法”代“礼”实行变革，却往往以悲剧命运而收场？为什么大多学派的思想重点集中在日常伦理和现实政治？西周政权是以宗法为依据进行建构的。宗法把周代贵族按血缘的亲疏、嫡庶、长幼分出贵贱尊卑的等级，而分封就是依据宗法确立的等级对权力进行分配，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自天子、诸侯、卿大夫以至士的金字塔式结构。其中，诸侯“建国”，大夫“立家”。这个制度将血缘组织与政治组织融为一体，天子之于诸侯，一方面是君臣，另一方面则是兄弟伯叔甥舅的关系。比如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周天子派代表参加，致辞中称桓公为“伯舅”。因为是亲族之间的统治，不宜使用严刑峻法，于是产生了试图通过“亲亲”，来达到“尊尊”目的的政权形式——礼，“君统与宗统相合、尊尊与亲亲相合，由此产生‘氏所以别贵贱’或‘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周礼精神，却合于历史的事实。”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8页。所谓“周礼”，就是周初制定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大到各级贵族爵位的继承、列国间的征伐、盟聘，小到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车马揖让，内容无所不包，其要点在于别贵贱、定尊卑。周礼的外在象征物是尊、彝、鼎、爵之类的礼器，以礼划定的职分和相应的器物紧紧联系在一起，类似不成文法，构成了贵族的政权，所谓“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成公二年》。。由周初到春秋，礼乐是并行的，礼以别异，乐以和同。因为从宗法的“亲亲”之义发展而来，周礼不仅仅是表面的礼仪形式或器物，它包含了孝悌、仁爱之类的道德内容，“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这就是孔子“克己复礼”主张的历史根源。但是，讲究温情脉脉亲族关系的周礼，其政治控制并不严密。另外，封建制度下，“国”和“家”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组织，诸侯和卿大夫有相对独立的权力，这就为春秋战国时期由“子弑父”“臣弑君”带来的激烈动荡埋下了祸根。据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记载，春秋时代，各国并吞凌虐，惟力是视，周初封建屏藩之意，早已荡然无存。秦晋互相攻伐之战有18次，晋楚大战者三次，吴楚之战23次，吴越之战八次，齐鲁之战34次，宋郑之战39次，无怪乎他发出“余观春秋之世，而知封建之为祸烈也”的叹息。那么，礼崩乐坏之后，未来社会何处去？儒、墨、道三家都来自于周礼的传统，针对这一传统的破坏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法家则以周礼反对派的面貌出现。因为礼有重视现实和人伦的特点，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射到现实中的伦常治道。（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列国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宗法封建制全面崩溃。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王道衰微，“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权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以至陪臣，不断下移。一些强大的诸侯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起来争霸，争夺土地、人口和财物，比较著名的是齐国、晋国等“春秋五霸”。连年的战争，使得分封制动摇，周礼完全被破坏，据《太史公自序》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春秋后期，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郑国子产“铸刑书”，第一次将刑法公布于众，紧接着晋人“铸刑鼎”，这表示“法”开始取代“礼”，成为新的统治手段。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兼并战争规模更大，据《孟子·离娄上》记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表现为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态势。各国为了在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任用法家人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变法运动。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其中，秦国的变法最彻底。战国时期的变法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点：废除世卿世禄制，按军功大小授爵；打破“刑不上大夫”的贵族特权，制定并公布法律（比较有名的是李悝制订的《法经》和商鞅制定的秦律）；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小农经济发展；推行县制，代替以往的分封采邑制。在各国变法运动中，以法家人物为代表的新势力和旧贵族进行了严酷的斗争，商鞅变法时，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等人唆使太子故意犯法以破坏新法，被商鞅分别治以劓刑和黥刑。秦孝公死后，旧贵族诬告商鞅“谋反”，商鞅因此遭遇了车裂的命运。春秋末年，尤其是战国初期铁器和牛耕的普遍使用，农民得以在公田之外开垦大量私田。为了增加收入，许多诸侯国开始改革赋税制度，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典型的如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收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干脆废井田，开阡陌，打破过去“田里不鬻”的老例，明令民间买卖田地，确立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而随着军功爵制的推行，商业的发展，使得军功贵族、商人可以通过买卖取得土地，再加上从原来贵族中蜕化出来的“私家”，这样，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新兴地主阶级逐步取代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氏族贵族。由此可知，“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的局面、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事实、私田代替公田的经济发展，都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实现统一。与政治、经济变革的轨迹相适应，这个转折时期的思想也呈现出先分裂然后走向统一的趋势。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典籍掌握在祝、宗、卜、史之类的王官手里。随着周王朝衰微，官方保存的文化典籍流散各地，民间私学兴起，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百家争鸣。庄子形象地将这一历史现象称之为：“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春秋时代的学派，主要以道家和儒家为代表，战国时期，诸子互相辩难，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到了战国末年，学术开始从分裂走向综合，之后经由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思想界的子学时代结束，经学时代开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三）士阶层的崛起和独立百家争鸣的兴起，与士阶层的崛起和独立有很大关系。士原本是贵族的最低阶层，地位在大夫和庶人之间，经济上可以不劳而“食田”，文化上受过传统的“六艺”教育。他们中间既有文士也有武士，平时可以做卿大夫的家臣，战时可以充当下级军官。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礼崩乐坏，原来的士失掉了自己的职位和禄田，为了维持生计，做了传授知识的教师或主持各种仪式的赞礼人。另外，大量的亡国之君、卿大夫等高级贵族地位急剧下降，游离出原有的秩序之外，逐渐进入到士阶层行列。还有一部分庶民因为靠学术和军功上升至士阶层。随着学术下移，儒墨等私学兴起，士的人数大大增加。这时候的士，已经“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而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不再受国家、宗族以及经济、社会地位的限制。士阶层的兴起离不开各国宽容的学术政策。各国诸侯为了招揽人才，争相尊士、养士，这一点在战国时期更为突出。齐国曾在都城临淄西郊的稷下设立学宫，招徕各派学者前来讲学著书，称为“稷下先生”。到了齐威王、宣王时代，稷下学宫盛极一时，学者多时甚至达到上千人，著名的有驺衍、淳于髠、尹文、田骈、接子、慎到、环渊、荀卿等人，尤其是荀卿，曾经三次担任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他们“不治而议论”，处在百家争鸣的中心。齐国统治者对学者非常尊重，孟子与威王、宣王政见不同，仍然受到优待。齐宣王曾多次问政孟子，即便像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征求孟子的意见，后来孟子离开时，齐宣王还想用优厚的俸禄待遇来挽留他。除此之外，各国统治者也有意识的私家养士，比如战国时著名的四公子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君以及秦国的文信侯吕不韦门下宾客动辄数千人。国君和权贵需要士帮自己巩固政权，士则需要通过统治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知识分子发表一番言论就能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士阶层在这个时期也形成了自己的理想品格和独立精神。这一点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士阶层兴起的历史关口，孔子有意识地给这个阶层灌输一种明道救世的理想主义精神，“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徐复观曾说：“把士转变成为人格上文化上的担负者，因而完全摆脱了封建身份的束缚，成为文化上的自由人，我以为这是孔门教化集团的一种努力，一种成就。”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二、百家争鸣的基本思想观点汉初司马谈曾把诸子百家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又概括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除去讲农业生产技术的农家、讲合纵连横的纵横家、调和折中各家学说的杂家以及记录街谈巷语的小说家，仍以司马谈所讲的六家为主。这六家之中，尤其是儒、墨、道、法四家对后世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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