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章少年遗民

第一节明清之际的遗民与遗民僧

第二节大明遗民方国骅

第三节成鹫法师的少年遗民风云

第二章坐馆与隐居

第一节塾师二十年

第二节三藩之乱中的成鹫法师

第三章佛门岁月

第一节成鹫法师出家因缘

第二节成鹫的佛门传承及政治取向

第三节住持岭南大刹的动因

第四节华林寺住持之争及对佛门污行的批评

第四章成鹫法师与遗民、遗民僧

第一节成鹫法师与“逃禅”的遗民僧

第二节成鹫法师与明遗民的往来

第五章反清问题

第一节抗清与“通海”

第二节海南之行

第三节澳门行：再论成鹫没有参加抗清斗争

第四节从“飘然为云水之游”反观其“踪迹突兀”

第五节“著名海内，贤士大夫多与之游”：从成鹫与清朝官员

密集交游再论反清问题

第六章悠悠遗民梦

第一节忠诚与幻灭

第二节坚守与志节

第三节“天下事，无不可为”

第七章“晚世之真儒”

第一节成鹫法师的儒释道思想

第二节儒家思想是主要思想

结论

后记

第一章少年遗民

成鹫出身于广州方氏文化世家，方氏世家在广州、岭南乃至全国皆有重要影响，成鹫与父亲、弟弟合称“禺山三方”，成鹫从兄方殿元以及方殿元二子方还、方朝是“岭南七子”中的成员，在岭南以及国内具有影响。其中方氏世家的重点和核心正是成鹫。成鹫获称清初诗僧第一人之赞誉。成鹫豪迈倜傥，文才过人，在佛门也是高僧，因此知交遍及岭南和海内，与广州文化世家有密切的关联，这是广州以及岭南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成鹫的文人身份是认识和把握成鹫生平、影响、贡献以及思想情感的社会现实基础。

第二章坐馆与隐居

明清之际，国内和岭南战乱纷起，广州城遭屠城之祸，亲历其难的少年成鹫脱离科举考试，归隐成为明朝遗民，十五岁到十八岁躬耕野外，十八岁至四十岁以塾师为生。在四十一岁的盛年之际，面对“三藩之乱”即将失败，恢复明朝正统和衣冠的希望彻底破灭，绝望之下的成鹫愤然自行剃发为僧，成为遗民僧。遗民以及遗民僧这是成鹫一生的真实状态，他一生坎坷、矢志不移，避世归隐越躲越远，内心情感上处于长久的矛盾困顿痛苦状态。“中年削发，不解其故”的背后原因正是时代悲剧所造成。成鹫作为遗民与遗民僧的种种事实与因由，提供了遗民研究的一个较为细致的个案。

第三章佛门岁月

成鹫侧身佛门近五十年，与全国佛门也渊源深厚。成鹫师门是临济宗木陈道忞门下，道忞受顺治帝宠信，赐号“弘觉国师”，但成鹫作为遗民投入此派乃机缘巧合，并不是依附清朝。成鹫出家后四处云游，后二十年，先后住持广州大通古寺和鼎湖山庆云寺，门下僧众众多。成鹫投身佛门出于至诚，绝非暂时之避世，但佛门四十六年显然没有解决好人生本质问题，他兼通儒释道，本质上仍然是文人士子。成鹫对佛门有严厉的批评。

第四章成鹫法师与遗民、遗民僧

成鹫一生接触过大批官员文人，他也与不少的遗民、遗民僧与密切的交往，他本人正是遗民和遗民僧的重要代表。

第五章抗清问题

成鹫少年时期选择成为遗民，后再作遗民僧，前后七八十年，号称最典型的遗民僧，他是反对清朝统治的。然而，喜舞槊弄剑、好学万人敌而又志向远大的成鹫却并没有进行具体的抗清斗争。他先后到海南岛、到澳门都不是从事抗清活动，非为“通海”。他一生接触到不少的遗民和遗民僧，与“北田五子”和屈大均的交往并不涉及抗清斗争，并无“谋恢复再造”。最后二十年，大批清朝中央地方官员纷纷与成鹫有所接触，成鹫不再排斥清朝政府的统治。第六章悠悠遗民梦

成鹫法师遁入佛门近五十年，对佛门保持了忠诚，不是简单地寄身佛门作遗民。对于出家，脱离儒家以及世俗社会生活，辞别老母，抛妻别子，他是抱有真切的希望。选择作遗民并非一逃了之这样的简单，不但要彻底断绝可能的荣华富贵，还要失去曾经拥有的物质生活。遗民们对于自己思想上、节操上的努力坚守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成鹫法师作遗民坚守了七十多年，虽历经磨难，也曾有所遗憾，但一生志节没有改变；当然岁月流逝，遗民梦越发遥远淡漠，坚守成为了习惯。

第七章“晚世之真儒”

成鹫一生著述丰富，多才多艺，文笔纵横，诗文兼通，涉足儒释道诸多方面。成鹫的人生历程、结社、交游、习性充分说明他作为传统儒家士人的特质，本质上乃一位儒家士人，他的一生无论作遗民还是作僧人，但从未改变的是他的传统文人形象，只是生逢明末清初的乱世，面对几十年的持续不断的惊天巨变，不得已一步步退却归隐。但终其一生，始终没有改变他的根本思想与情怀。

成鹫少年八岁亡国，为少年遗民，再到四十一岁为遗民僧，终年八十六岁，以较为丰富细致的资料层层排列展示其近八十年的遗民生活，可谓遗民研究中的具体事例。细致梳理成鹫成为少年遗民的历史渊源、人生历程，仔细挖掘在重要历史关头他出家为僧的种种因由和决绝的情感状态。指明外释内儒是其人生轨迹，其根本原因是明清改朝换代的战乱杀戮导致成鹫归隐“云水最深处”。突出成鹫法师的心理状况与情感取向在他一系列行动中的推动作用，其心理历程真切地折射了整个时代。其中还专门讨论了成鹫是否反清问题，他作为遗民而入佛门，对佛门很是忠诚，但他也对佛门进行了种种批判，在文化史和佛教史上也是少见的，说明他身在佛门心怀儒家伦理情怀，也表明他的坚韧性情和对佛门的热爱。五章大致有时间及逻辑上的延续性，共同说明乱世文人作遗民的乱世情怀、困惑与痛伤。他的生平经历包含有明清之际的社会历史因素，显示了明清之际的历史时期儒家士人和佛门的风云变幻及渊源，岭南和全国范围内的遗民群体历史风貌也得以展示，由之呈现明清之际的社会生活。<<<第一章少年遗民第一章

少年遗民明清之际，明亡清兴，从东北到西南，战乱几十年，此一时期，由于大批士人面对天崩地解、异族入侵的惨痛局面，精神遭受重大打击，还有面对生死存亡的困境，因而纷纷出家为僧，从而出现了一大批遗民与遗民僧。他们是改朝换代之际的艰难困苦情形下，维护思想与情感的纯粹而卓然独行者，代表着志节。

成鹫法师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此时已经是明朝的最后岁月，短短八年之后，明朝灭亡，他又在清朝生活了七十八年，与康熙皇帝同一年离世。虽然，明朝灭亡之时，成鹫法师年龄尚幼小，但他却是清初非常重要的一位遗民与遗民僧。他经历了明清之际的风云变幻，面对了岭南地区以及全国范围内几十年的沧桑历史，明亡时的1644年他只有八岁，到十三岁为诸生（秀才）后选择归隐避世，作塾师二十多年，面对南明与清朝相持的局面而韬晦自存，然后是三藩之乱的变局，在三藩之乱即将结束时，他彻底失望之下出家为僧，这时已经是1681年，他已经四十一岁。其后他在佛门四十六年，在康熙六十一年的1722年圆寂于广州大通烟雨古寺，享年八十六岁。成鹫法师一生跨越明朝崇祯、南明，完整跨越清朝顺治、康熙二帝。此时，绝大部分明朝遗民早已离世，时代状况也早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此八十六的成鹫法师可谓是最老的遗民或遗民僧，一身经历复杂多变，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本书征引具体资料分析论证成鹫法师“逃禅”过程，辨析成鹫法师“通海”问题，指出他是少年时期就跟随父辈成为遗民，为遗民七八十年，他与明遗民和遗民僧们有密切的交往，试图通过成鹫法师一人之种种思想情感之历程，见证明清之际文人知识阶层的心路历程。

第一节明清之际的遗民与遗民僧

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伟大的时代和灿烂的文明在历史上比比皆是。遗民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之，一般指亡国之民，即前朝遗留之人。《左传·哀公四年》：“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杜预注：“楚复诈为蛮子作邑，立其宗主。”晋·杜预：《左传杜林合注》卷四十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14页。部分古籍文献使用了中国古籍电子数据库，并保留其版本信息，以下不再逐一说明。《史记·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汉·司马迁：《史记》卷四，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73页。历朝历代有遗民之论者代不乏人。而历史上最早的遗民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713页。历代文献关于遗民之记载不胜枚举。有人认为，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水平最高的伟大时代。盛唐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战乱，而后是宋代统一。宋代时期中国精神与物质文明极度发展，但却国势衰颓，可谓内忧外患一直没有消除，在与辽、西夏、金、蒙古经过近三百年的战乱对峙之后，终亡于蒙古。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汉人完全为少数民族所统治。宋人理学昌盛，文人集团最受重视，思想文化灿烂，文人众多。宋亡，出现了空前庞大的“遗民”群体。遗民们高尚的节操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焕发出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与情感抒发，同时也造就了遗民历史与遗民文化，写下中国历史与文化史中可歌可泣的华章。

晚明以后，中国的社会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世界上地理大发现和资产阶级的技术变革正在发生，贩卖奴隶与殖民贸易在全世界血腥展开。利玛窦等为代表的传教士正把西方文化和技术知识带入中国。但大明这个老大帝国在近二百年的大致和平延续中，晚明经济发展、文化兴盛，仍然在自身固有的惯性中行进。但一场巨变正在悄然逼近。明亡清兴，繁华和平的大幕落去，露出了时代铁与火的残酷真容。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每一次的动乱与战火都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历史周期的怪圈反复出现，一代代勤劳的中华民族先人辛苦积累的财富往往化为灰烬，家破人亡的惨剧反复上演。明清之际就是典型的悲剧时代。从东北到西南，战火燃遍了全国各地，动荡旷日持久。清军南下，一系列大屠杀惨绝人寰，千万人死于非命，百姓生灵涂炭的苦痛自是不言而喻，而更加胸怀天下推崇孔孟之道忠孝节义的广大文人士子们，面对庙堂堂皇、交游唱和、诗词歌赋、花鸟鱼虫转瞬间转变成尸骨如山、山河破碎，他们感怀人生，有难以言传的精神和情感痛伤。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有违于儒家传统文化的温柔敦厚、仁义礼智信。战乱之际，众多文人游走在生死荣辱之间，一部分人选择了归顺清廷，一部分人视死如归起而抗清，更多的则是选择归隐，作隐士或遁入空门。但无论归隐何处身在何方，总归是无处可逃，内心的困惑、失落、沮丧都是自不待言，苦痛与挣扎难以排解，深深的幻灭与绝望无处不在。奔走与抗争，反清与复明，出世与入世等诸多矛盾集合于一身，呈现出复杂的多重意义。

遗民在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最多，不但涉及到改朝换代，也关涉到异族入侵，华夏文明受到威胁。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中有特解:“磋乎，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清·黄宗羲：《南雷文定前后三四集》卷二，清康熙刊本，第147页。清初邵廷采《宋遗民所知录》有云：“两汉而下，忠义之士至南宋之季盛矣。”“于乎!明之季年，犹宋之季年也；明之遗民，非犹宋之遗民乎?曰：节固一致，时有不同。宋之季年，如故相马廷鸾等，悠游岩谷竟十余年，无强之出者。其强之出而终死，谢仿得而外，未之有闻也。至明之季年，故臣庄氏往往避于浮屠，以贞其志。非是，则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遗民，自明季始也。余所见章格庵、熊鱼山、金道隐数人，既逃其迹，旋掩其名。”明·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浙江古籍出版社，《思复堂文集》，1987年版，第212页。遗民与遗民僧们体现着忠孝节义，代表着视死如归的精神。生于乱世的慷慨悲歌，包含有丰富的思想性与情感内容。

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年）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割据辽东，对大明王朝杀伐骚扰。从崇祯元年（1628）起，陕西农民大起义，然后遍及其他各地。大明王朝在天灾人祸、内外交困之下，朝政腐败、党争剧烈，已经国是日非、全面衰败，统治根基日趋削弱，最终亡国。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吊死；吴三桂降清，清军入关。几经更迭逐步败退的南明政权与大顺、大西农民军联合抗清。从东北到西南，战火燃遍了全国各地。紧随其后，三藩之乱起，历时八载。明清易代鼎革之际，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向明朝发难，至明遗民张煌言被杀的康熙三年（1664），有四十六年，到三藩之乱时间更为长久，时间是1681年。考虑到明遗民在重大事件结束后还会存在一段时间，明清之际的抗清斗争和思想文化动荡的时期则更为长久。丁志可在《明朝遗民的大清岁月》前言中说：“他们以‘汉臣’自居，他们是被大明王朝抛弃的孤儿。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万岁山自缢身亡，是为‘甲申之变’。崇祯帝的‘驾崩’宣告了有着二百七十六年基业的大明王朝的覆亡，而李自成则在北京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当起了‘皇帝’。只是未等李自成在北京站稳脚跟，投降了清军的明朝总兵吴三桂便带领着十余万清军对其进行疯狂的反扑，农民军未能击退清军的进攻，被迫撤离北京。5月初，清军进占北京，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明亡清兴，江山易手他族，在混乱中惊魂未定的汉族士人在新政权下很快就面临着自我安顿的问题，是俯首称臣还是自我放逐？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选择自我放逐于新政权之外，誓不向新政权称臣，或积极斗争、反清复明，或埋头著述、不问俗世，这些人被称为明朝遗民。”丁志可：《明朝遗民的大清岁月》前言，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田崇雪《遗民的江南》中说，“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走向了它的末世黄昏。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再次面临新一轮的考验，这一次的考验特别的严酷。特别之处在于没有了选择。以往的‘遗民’或战或降，或进或退，还有个选择。这一次大不同了，隐也不是仕也不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所谓进退两难。更大的不同还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在当了两千多年的奴才之后似乎有些若有所悟，表现在许多著名的‘遗民’对‘遗民’自身的认识上。在清康熙十五年，黄宗羲曾多次郑重其事地诊释‘遗民’的内涵。他认为，遗民产生在国破家亡之际，表征着人间正气，道德人心。”田崇雪：《遗民的江南》，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明清之际，“忠义人物前仆后继，大量涌现，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壮烈赞歌。据清康熙年间徐秉义撰《明末忠烈纪实》一书中所收明清对峙时因抗清而死的义烈近三百人。清初屈大均撰《皇明四朝成仁录》一书收录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1628-1662年）因抗清而死事的人物即达三百余人。近人孙静庵撰《明遗民录》一书所收拒不与清统治者合作而守志不屈的明遗民有八百人。而乾隆年间敕编的《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书所载，在明清对峙的全过程中因抗清不屈而壮烈死难者更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足见明清之际忠义人士之多。”张玉兴：《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明清之际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孙静庵在《民史氏与诸同志书》云:‘又思宋明以来，宗国沦亡，孑遗余民，寄其枕戈泣血之志，隐忍苟活，终身穷饿以死，殉为国疡者，以明为尤烈。’明清之际，国破动荡，国家沦亡，百姓流离，而士人们不事清朝，宁死不屈者大有人在，而更多士人则是选择以‘逃禅’的方式隐于山林以避乱世。佚名朝鲜人撰之《皇明遗民传》中共收录明遗民716家，孙静庵所辑《明遗民录》中辑遗民800余家，而近人谢正光、范金民先生据208种明遗民传记资料所汇辑《明遗民传记索引》计得遗民共1393人，其中逃禅者217人，这还仅仅是有姓名事迹可考者，‘而其所遗漏者，尚汗漫而不可纪极也’。病骥老人序孙氏《明遗民录》云:‘尝闻之，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者，凡八百余人;南洋群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者，凡二千余人。’遗民漂泊海外者就有数千人之多，其整体队伍之庞大可以想见。遗民不仅队伍庞大，分布的区域也极为广泛，几乎遍布了大江南北及东南亚各国。逃于海外者因资料医乏而无从详考，主要应集中在朝鲜半岛、日本群岛和南洋诸岛。遗民大抵分南北论，南方遗民群体以南京为核心，分布于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各省，其中江苏和浙江是遗民活动的两个中心，也是遗民相对集中的地方。南京是朱元璋开国之国都，又是南明弘光政权的所在。因此，遗民们燕集此地，凭吊故国、怀念故都，更重要的是他们拒不接受国亡的事实，企图东山再起，有所作为。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是抗清势力相对集中、抵抗顽强的地区，其原因是因为三地的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基础，著名遗民有杨园、黄宗羲、张岱、方以智、陈确、阎尔梅、屈大均等。北方则以关中、山左地区为中心，尤以关中为盛，著名遗民有李二曲、朱子斗、王弘撰、李柏和孙枝蔚等，著名遗民顾炎武晚年定居于关中。因地域文化差异及清兵入关时间的先后，清政府对各地的戮掠程度亦有不同，南北方的遗民人数明显呈南多北少的形态。”刘雪梅：《明清之际遗民逃禅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25页。刘雪梅还作有“明清之际逃禅遗民统计表”，共记遗民21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