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学术文集,收录了《人民日报》《红旗文稿》《求是》等报刊上发表过的理论文章。书稿分专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共同体思想、经济理论的创新等层面进行了系统论述。有助于读者全面深刻认识和理解经济建设思想。
作者简介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骨干”博士生导师。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主持国家重点课题多项。在《人民日报》《求是》等报刊发表理论文章多篇。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报告》等图书多部。
目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
党领导经济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发展理念与分析方法
十八大以来经济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思维
十八大以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几个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问题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判断和思考
习近平经济思想: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
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研究略论
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崭新境界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现实价值
习近平经济发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的经济学思考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及其实践意义
十八大以来两大经济理论创新的独特价值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历史元素
经济共同体思想研究
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多元动力”
“新常态”思想的意涵和内容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研究
党领导经济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体现党领导经济工作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的集中体现本文作者:高培勇,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经济日益呈现出的深刻而复杂的转折性变化,从学术界到决策层,都在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思考。尤为重要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十八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建议》,便是这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体现。大致回顾一下这一系列经济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过程,无疑是必要的。2012年12月15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十八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全面评估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的基础上,第一次摒弃了以往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快”的追求——不再使用类如“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平稳较快”“又快又好”或“又好又快”的表述,而将经济工作的目标定位于“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把领导经济工作的立足点聚焦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此同时,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出发,第一次改变了以往作为反经济周期工具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不再局限于相对单一的熨平经济周期作用,而将“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这一双重任务同时赋予宏观经济政策,让宏观经济政策兼具起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两个方面的功能。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根据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深刻论断,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以此为契机,将改革引入宏观经济政策视野。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标题之下明确指出了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紧跟着,于同年12月10日至13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中求进”与“改革创新”结合起来,强调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同时,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以改革促发展、促转方式调结构、促民生改善。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办法来改善宏观调控,寓改革于调控之中。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关系的全新命题: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要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要冷静扎实办好自己的事,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把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内需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一年之后,在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关于“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论断被进一步高度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且,围绕经济发展新常态,分别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发生的趋势性变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又是一年之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建议》。在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础上,勾画了中国未来五年以及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蓝图:鉴于国际金融危机破坏了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新的自主增长动力没有形成,世界经济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力减弱,我们必须更多依靠内生动力实现发展;鉴于全球需求增长和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市场成为最稀缺的资源,我们必须更多依靠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鉴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发达国家推进高起点“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我国要素成本快速提髙,我们必须加快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这一进程中,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且,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第一次将经济工作的目标定位于“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到提出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关系的全新命题,从第一次赋予宏观经济政策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双重功能到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及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等一系列发展理念,从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深刻论断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部署到将其进一步高度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并全面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所发生的趋势性变化,从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到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从明确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须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到勾画中国未来五年以及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蓝图,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理念、思想、战略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是党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晶,也标志着党对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即是说,跨入“十三五”的我们,已经身处于一个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环境之中,站在一个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新的历史起点之上。故而,围绕“十三五”发展目标的一系列经济研究工作,要立足于新的发展环境和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全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来加以深化。在当前,尤为重要的是,将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支撑力量与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相对接,融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一,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确保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是确定不移、非完成不可的任务。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也必须放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加以研究和谋划。面对全球经济贸易增长持续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日趋严峻的形势,至少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扩大内需事实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为了确保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必须坚守经济年均增长65%以上的底线。为了坚守这一底线,就必须释放出足够的内需,保持足够的内需规模。这意味着,锁定于以足够的内需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这一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继续保持扩张状态,而且要持续加力增效。第二,注意到我国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系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再注意到依赖于反周期的扩张政策来刺激需求、拉动增长的效应已经趋于减弱。在如此的条件下,扩大内需的政策操作,必须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结合起来一并展开。在适度扩大内需的同时,着力于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意味着,与以往有所不同,旨在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固然位于需求一侧,但其视野所及,却不能也不宜局限于需求。由需求延伸至供给,在需求和供给两条线索上同时发力,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保持平衡,将成为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相适应的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常态。第三,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逆周期的扩张性操作也好,推动结构性调整也罢,绝不限于政策安排层面,除此之外,还须依赖于制度变革。事实上,在潜在增长率大致既定的条件下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靠潜在增长率加改革红利,两者缺一不可。因而,改革红利的释放是一个可以依赖的更为重要的力量。改革红利有的立竿见影,有的要假以时日。只要实质性地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在6.2%的潜在增长率基础上,增加不小于03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便可以达到经济中髙速增长的要求。这意味着,与以往有所不同,旨在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固然位于政策层面,但其实质内容,却不能也不宜局限于政策。由政策设计延伸至制度变革,在针对内需实施扩张操作的同时,与全面深化改革相对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领域改革的联动中,创新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运行新体制、新机制,应当也必须成为“十三五”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工作着力点。第四,鉴于我们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展开一系列政策操作,全面而适时地调整以往习以为常的理念、思维和做法,将宏观经济政策建立在贯彻并体现中央领导集体有关经济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基础上,非常重要。比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凡是市场和企业能决定的,都要交给市场要主动做好政府该做的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保持一定经济增速,主要是为了保就业;宏观经济政策要保持定力,向社会释放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坚定信号;只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宏观经济政策就保持基本稳定;要避免强刺激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如此等等。这意味着,与以往有所不同,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也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髙级、功能更齐全、作用更完整、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现实背景,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相契合。以此为契机,全面构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新格局。第五,随着形势的变化、对于形势判断的变化以及治国理政思路的变化,我国宏观调控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不仅宏观经济政策功能定位同时指向于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两个方面作用,而且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选择也同时指向于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调结构、稳物价、惠民生、促改革等多重目标。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将有限的宏观调控资源同时配置于双重作用和多重目标,从而难免使得以往的“歼灭战”演化为“阵地战”。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依托的宏观调控空间变窄,从而难免使得宏观调控的操作目标或着力点频繁调整。所以,与以往有所不同,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在兼容双重作用、兼顾多重目标的前提下加以实施和推进。无论是发挥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还是发挥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都要置身于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大棋局,在彼此协调、相互交融的过程中捕捉扩大内需的契机,探寻扩大内需的方法,构建扩大内需的机制。说到这里,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举措,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我们做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的经济工作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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