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引论

第一章黎族文学研究状况与意义

第一节黎族作家文学的概念界定

第二节黎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概况

第三节黎族作家文学研究的现状

第四节黎族作家文学的民族性与开放性

第二章黎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根源性

第一节黎族作家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性本源

第二节黎族作家文学作品中的习俗影响

第三节黎族作家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性渗透

第四节黎族作家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性承接

第三章黎族作家文学的题材来源

第一节黎族作家文学对黎族神话传说的继承

第二节黎族作家文学对黎族民间故事的借鉴

第三节黎族作家文学对黎族史诗、歌谣的吸取

第四节黎族作家文学对黎族谜语、谚语的运用

第四章黎族作家文学的历史沿革与文化症候

第一节黎族作家文学创作的萌芽与正式序幕

第二节黎族作家文学创作的原发与蓬勃兴起

第三节黎族作家民族身份自我认同及文化症候

第四节黎族作家文学创作若现若隐的症候

第五章黎族作家的群体观念与艺术趋化

第一节黎族作家群体诞生的时代性特质

第二节黎族作家群体自觉肩负的文化传承性诉求

第三节黎族作家文学创作艺术趋化

——强烈的主体张力

第四节黎族作家文学创作艺术趋化

——鲜明的本土色彩

第六章黎族作家文学的话语气场与精神传承

第一节黎族作家文学中悲剧精神的传统

第二节黎族作家文学中的诗性绽放

第三节黎族作家文学中时代精神的追寻和表达

第四节黎族作家文学中的意象境界与自觉要求

第五节黎族作家文学中女性主义思想的追求

第七章黎族作家文学的多元化视野与融合

第一节黎族作家文学创作的多民族性视野

第二节黎族作家文学创作的西方理论视野

第三节黎族作家文学创作内容的多元融合

第四节黎族作家文学创作主题思想的开放性

第五节黎族作家文学创作艺术技巧的拓展

第八章黎族作家文学的成就与不足

第一节黎族作家文学的成就

第二节黎族作家文学民族特色的不足

第三节黎族作家文学“走出去”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章黎族文学研究状况与意义

黎族文学研究状况与意义黎族现有人口约146万，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之一，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和开发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黎族创造了斑斓多姿的文化，如神话、歌谣、乐器、舞蹈、黎锦、图符，以及礼仪、风俗、民族体育等。黎族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黎族文学是黎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一般包括两大部分：口头创作、传承的民间文学和作家创作的文字文学，即作家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黎族文学以神话、传说、歌谣等民间创作和口头传播为主要形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黎族文学出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开创了作家文学。每一个民族文化的进步，无不遵循着历史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新形势不断创造新文化，与优秀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构筑新的文化体系。黎族的原生态文化和文学传统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在黎族作家文学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文化融合令本地文化色彩在文学作品中日渐式微，甚至民族性都有可能在主流文化中逐渐消隐。这使得我们有责任研究和保护黎族文化资源、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展黎族文学，让我国的文化和文学宝库丰富多姿。因此，对黎族作家文学的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黎族作家文学的研究，需要把黎族作家文学从产生到发展至今作为一个整体，结合现代中国特别是现代黎族社会的发展，对黎族作家文学的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对黎族作家文学的创作及艺术特色加以分析和研究，并从黎族作家文学的民族性和开放性的角度对黎族作家文学的作品、发展轨迹、风格特征及成就与不足等问题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对黎族作家文学的滞后和未来的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节黎族作家文学的概念界定一般来说，作家文学区别于口头民间文学的特征是使用文字、读者知道创作者的名字。关于“黎族作家文学”的概念，一直以来都没有较为明确的界定。有观点认为：应该是黎族作家采用黎文写作，取材于黎族，反映黎族生活的文学作品叫黎族作家文学；有的说法则提出：黎族作家不管用哪种文字写作，只要反映黎族的生活，都算是黎族作家文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管是不是黎族作家，也不管用什么文字写作，只要反映黎族的生活，都是黎族作家文学。通常情况下，对于民族文学的界定，主要从语言文字、生活题材和作者的民族出身三个角度去讨论。下面就结合黎族文学的实际情况，对黎族作家文学概念的界定进行探讨。  第一，语言文字。从理论上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也是构成民族的四大要素之一。黎族有自己的语言。自黎族先民迁入海南岛至今，黎语已在海南岛存在了3000多年，这期间黎语受到了汉语、海南方言（属汉语闽南方言）、军话、儋州话、迈话等语言的影响。虽然黎语与这些语言之间相互吸收借用等现象很多，但仍然保持黎语的特色。黎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与其语言相对应的文字。因长期与汉族接触，黎族一般通用汉语言文字。1957年，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由专家和学者创制了一种拉丁字母形式的黎文，但是没得到广泛推广和使用，其被广大黎族群众认知的程度和对黎族社会生活的影响都十分有限，各地黎族村寨中的群众对黎文一无所知。黎族人民几乎不使用黎文，用黎文创作的作家文学作品更是鲜见。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有的民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有的民族历史上有过文字，但现在不通用了；有的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有的连本民族的语言也没有。因此，在文学创作中，有的民族用本民族文字创作，有的民族用汉字创作；一个民族内部有用本民族文字创作的，也有用汉字创作的。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是用汉字写作的，大部分少数民族作家也是用汉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包括那些最有成就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如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艾克拜尔·米吉提等，他们的作品多数是用汉字写作的。在全国各种文学评奖中获奖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也多是用汉字写作的。如此说来，虽然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学民族特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但仅仅是语言文字，还不能决定文学成为民族的，还不能把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根本特性表现出来。因此语言文字不能成为界定的主要标准，以语言文字作为界定“黎族作家民族文学”的标准，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第二，题材。以作品的题材作为标准划分民族文学的归属，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人中占有相当的优势。有学者认为：“既然少数民族文学和一切文学一样，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就可以说，凡反映了某个民族生活的作品，不管（作者）出身于什么民族，使用何种文字，采用什么体裁，都应该是某民族的文学”单超：《试论民族文学及其归属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第13页。。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少数民族作家写少数民族生活是值得提倡的，这些作品反映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真实生活（历史的和现实的），表达的少数民族人民的感情、理想和愿望，以及呈现的民族气质等，都是任何其他民族的作家所不能取代的。但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把作家的创作圈定在一个固定的题材范围内。并且，题材多样化是发展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作家在选择题材上有充分的自由：汉族作家可以写少数民族生活，少数民族作家也可以写汉族或其他民族的生活，甚至外国人的生活。我国具有多民族杂居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及其作品题材的广泛性。从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创作题材的确十分广泛：有的着眼于本民族新时期的现实生活，从中捕捉时代的信息、撷取生活的浪花；有的以新的思想观念去考察社会、思考问题、揭示矛盾；还有的反映本民族以外地区的生活。具有民族特色的乡村生活、灯红酒绿的都市繁华尽收眼底。尽管大多数作品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为主，但已广泛地涉猎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显示出少数民族作家驾驭创作题材的功力。另外，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学作品的题材更是异常广泛的，完全不能决定文学的归属。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写的是意大利和丹麦的生活及人物，但它们不是意大利和丹麦文学，而是英国文学。高尔基的《意大利童话》反映的是意大利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劳动、斗争，当然也只能归属于苏联文学，而不是意大利文学。社会生活本身就是艺术创作的源泉，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少数民族作家的足迹遍及全国乃至世界，他们所接触的本民族地区以外的生活也会进入他们的创作领域。苗族作家李必雨曾长期居于缅甸，他的大部分作品，如《野玫瑰与黑郡主》《红衣女》等，都是描写异国风情和异国人物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们归属于缅甸文学。黎族作家董元培的散文《羊城茉莉》中描写的是一位勤劳善良的汉族姑娘，当然也不能把它归属于汉族文学。按照作品题材的标准来划分民族的文学，有可能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可以由别的民族的作家来代替创造；二是，导致民族文学的研究过多地注重表面的生活现象，引导作家去写那些所谓具有民族特色的现象。因此，题材也不能作为界定民族文学的主要标准。第三，作者的民族出身。民族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等外在因素，是容易改变的，但是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民族心理气质及其表现的文化结构，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然，民族心理气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凝滞的，它既然是历史的产物，就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其他民族的交流、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少数民族文学中表现出某些与汉族文学在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类似或相同的特色时，是民族之间文化上互相交流、影响、渗透的必然结果，不能因此就否定其为民族文学。但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在心理上的差异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比较稳定的，并且这种民族心理总会或多或少地在文学作品中打上烙印。民族感情、气质、理想和愿望的表达是民族文学特性的核心。文学作品的民族特色，首先是由少数民族作家独特的心理气质、文化素养（包括地域的共同性和历史的继承性）所决定的。“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页。，这种少数民族作者独特的民族心理气质决定着他们观察生活的眼光、选择题材的角度、理解问题的方法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一个民族的宇宙观就是那种带有一种或者几种最基本的光谱的灵智三棱镜，这个民族通过这种三棱镜来观察万物存在的秘密”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页。，对作为民族心理具象化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去寻找打开文学民族特性的钥匙。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语言、题材等方面的特色是由少数民族作家独特的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气质所支撑的。有些少数民族作家长期在本民族聚居地区生活，熟悉本民族的生活和感情，并在作品中反映了这种生活和感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俄国作家果戈里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诗人甚至在描写异邦的世界时，也可能有民族性，只要他是以自己民族气质的眼睛、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它，只要他的感觉和他所说的话使他的同胞们觉得，仿佛正是他们自己这么感觉和这么说似的”果戈里：《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文学的战斗传统》，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因此，有些少数民族作家虽然长期脱离民族地区，与本民族群众较少联系，作品主要以汉族生活为题材，但是这些也是他们以“民族气质的眼睛”观察汉族生活的结晶，仍然是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和研究对象。别林斯基也说过，“每个民族之民族性之秘密不在于哪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方式”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86页。。民族独特的心理气质，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赖以维系的主要条件。它在文学上表现为特殊的民族审美意识，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民族化的重要保证。综上所述，从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来看，在划分和界定少数民族文学时，除了要考虑语言文字、题材等因素，更重要的是要看作者的民族出身。由此，我们得出 “黎族作家文学”的概念：凡是由黎族作家创作的，不论用什么语言文字，无论根据什么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均属于黎族作家文学范畴。第二节黎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概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执着而坚韧的文学跋涉者的出现，使黎族首次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队伍，开创了作家文学的新局面，结束了黎族文学史上单一化的民间文学状况，实现了从口头创作向书面创作跨越的历史性转变。黎族作家的主体是一支自新时期以来相继出现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主要成员有龙敏、王海、亚根、董元培、黄照良、黄学魁、韦海珍、马仲川、李美玲、王文华、王月圣、卓其德、高照清等。前期活跃于文坛的有符玉珍、王艺、王积权、黄荣彬、王斌、陈文平、文洪等。作家们深入生活，并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相继推出了一批具有民族性和强烈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长篇小说有龙敏的《黎山魂》，亚根的《婀娜多姿》《老铳·狗·女人》《过山流风》《槟榔醉红了》，黄明海的《你爱过吗》《楔子》《色相无相》《书给狗读了吗》《心近地远》，黄仁轲的《张氏姐妹》《大学那些事》《猫在人间》等，邹其国的《哩哩美》《岁月如歌》，廖堃的《鬼叫门之人皮灯笼》《兰宫密码：盗墓贼的诡异经历》；中篇小说有龙敏的《黎乡月》，王海的《记忆中的小路》《我们曾经也年轻》《梦影》，高照清的《婚乐》《禁锢》，符永进的《一叶归根》《赖乖山寨》等；短篇小说有龙敏的《同饮一江水》《卖芒果》《老蟹公》《年头夜雨》《忏悔》《路遇》《青山情》《同名》《苦恼》《桥》《出山》《阿慎哥》《阿光哥》《阿亮哥》《阿聪哥》《阿明哥》等，王海的《吞桃峒首》《帕格和那鲁》《五指山上有颗红荔枝》《弯弯的月光路》《舐犊情》《我家门前有条河》《失落在深山里》《梦中的彩虹》《班格老人》《阿龙》《月亮照在小路上》《轻风掠过夏日的山坳》《他们都在爱》《走过了那个路口》《欺骗》《采访》《鬼影》《母与子》《肝肠寸断》《蝉蜕》《梦的旅行》《寻回的失落》《洒满阳光的归家路》《电话奇缘》《卖鸡蛋的小男孩》《未及升起的新星》《朋友阿年》《陪太太上街》《芭英》等，马仲川的《一条半》《会丈母娘》《陈才卖鸭》《屋外，满地阳光》等，李美玲的《受罚》《信》，符玉珍的《拜妮》《大表姐》，王斌的《芒果情》《锄头》，王艺的《科长和他的女司机》《纯心浴》，谢来龙的《海湾》《年肉》，符永进的《家信》《情债》《呦呦鹿鸣》《天命人情》《新秘方》《宛白寨》《南浩桥》《寄托》《仙鹿献花》《驼老妈》，李其文的《游在河里的啤酒瓶》《风吹唢呐声》《没有什么比一场雨来得突然》；诗歌有黄学魁的《东方夏威夷》《热带的恋曲》（组诗）、《寄梦，于如梦如画的三亚》（组诗）、《中部恋曲》（组诗）、《在三月，让我们轻轻地踏歌——写给黎族传统节日“三月三”》《凤凰花》《致鹿——写在“鹿回头”雕像前》等，黄照良的《山园箫声》《新居夜歌》《黎家的秋天》《五指山》《童年的小路》《木棉花开》《织筒裙》《跳竹竿舞》《冬，冬冬……》《田野上》《山栏熟了》《槟榔树》等，亚根的《织筒裙》《甜甜的槟榔声》，马仲川的《20年，我在寻找答案——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王艺的《因为我是在爱……》《万泉河》，叶传雄的《咏百花廊桥》，黄培祯的《祭拜黎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