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一

序二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经学与文学的联结

第二节本课题的研究价值、状况及其他

第二章中晚唐经学的新风与文学的新变

第一节安史乱后的现状与变革

第二节中晚唐经学的新风与文学的新变

第三章北宋庆历以前的经学与文学

第一节北宋庆历以前的政风、士风与学风

第二节北宋庆历以前的经学与文学

第四章庆历、熙宁间的经学与文学

第一节庆历、熙宁间的经学

第二节庆历、熙宁间的文学面貌与经学新风

第五章熙宁、靖康间的经学与文学

第一节党争、科举与经学、文学

第二节荆公新学与文学

第三节苏氏蜀学与文学

第四节二程洛学与文学

第六章余论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经学与文学的联结所谓“经学”，指的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包括字句的注解、义理的阐发等。在20世纪之前漫长的社会进程中，经学一直被视为学术的正统，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直接作用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又支配和制约着诸如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等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谈经学与文学的关联，应当讨论这样三个问题：①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具体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②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而得以实现的；③对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基本看法或评价。由于后两个问题都与第一个问题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们着重对第一个问题作详细阐述，对后两个问题则仅作扼要评说。关于经学与文学的联系殷绍基撰有《“经学”与文学》（刊于《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一文，较早地对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初步的专门的探讨，颇具启发意义，然主要是探讨了经学与文学关系的主要表现与基本评价，对于经学为何会对文学产生影响，或者说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哪些途径实现的，则未及考究。，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经学对文学有根本性的影响，而文学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受其自身规律的制约；或者也可以说，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受制于经学，要时常迎合经学，又不断地发现、挖掘自身的特质，表现出对经学的疏离和突破。具体而言，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一、儒家经典（这里主要指“六经”）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被后世视为文学创作的源头，即所谓“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文心雕龙·宗经》）。这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儒家经典本身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如《诗经》在先秦时本称《诗》或《诗三百》，到汉代被确立为儒家经典“五经”之一时，才称为《诗经》，它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诗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类，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思想意义，还运用了赋、比、兴等多种手法，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成为后世诗歌乃至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正是因为《诗经》丰厚的文学性，有的学者甚至指出：“我们与其尊它为‘经’，以道貌岸然的态度去读它，不如把它看作一部上古时代诗歌的总集，一部抒写情感的纯文学读”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颇有道理，尽管《诗经》所收并非全是抒写情感的作品。再如《尚书》，也称《书》或《书经》，是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正所谓“书，记也，以其为上古所记之史书，故称‘尚书’”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第46页。。尽管《尚书》不能算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且佶屈聱牙，历来号称难读，但它却是后世散文的鼻祖，其中有一些较早的又比较完整的论说文和记叙文。如《盘庚》（三篇）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训话，全文重点突出，夹叙夹议，且多用生动的比喻，如盘庚在劝说时“把旧都比作‘颠木’，把新都比作颠木新生的‘由蘖’。他劝告群臣服从王命，要‘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夫务田力穑，乃亦有秋’。他责备群臣以‘浮言’鼓动群众，好比‘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那就无法扑灭。又告诫人民要听他的话，好比乘船，若不好好渡过去，就会有沉溺的危险”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页。，从而起到了很好的论说效果。而《周书》中的《顾命》则是较有代表性的记叙文，它记叙了周成王临终顾命和康王即位的经过，先写成王对召公等臣子的遗嘱，次写康王即位的礼仪，最后再写臣下对康王的告诫和康王的答词，显得层次清楚，有条不紊。至于其他的《礼》《易》《春秋》以及后来增入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也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中的不少篇章无论叙事、抒情还是议论，或简而有法，或生动传神，或辨证博洽，显示出浓郁的文学意味。关于儒家经典的文学性，其实古人早有领会，南朝的刘勰就在《文心雕龙·宗经》中对此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总结：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至于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刘勰撰，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3-77页。另一方面，儒家经典又被视为后世文学发展的源头，从文学体裁、题材、创作手法、风格等方面，都对后世文学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后世各种文体多源于“六经”（或曰“五经”），这在古人早有论列。如刘勰指出：“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分别见刘勰撰，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78-79页和第1909页。颜之推也认为：“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颜之推《颜氏家训》，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19页。其次，后世文学的很多题材、创作手法、文学风格都取法于“六经”。就拿《诗经》来说，其中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的题材，为后世文人所注意，很多被当作语典和事典来使用，其他诸如赋、比、兴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都是极其深远的。倘若文学创作能够“宗经”的话，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刘勰这样指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刘勰撰，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83-84页。而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总结其创作经验时即提到要取法“五经”：“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柳河东集注》卷三十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四库全书》本。二、经学作为西汉以来的官方学说，从根本上制约着后世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批评与接受。易言之，很多文学理论都是基于经学而生成和发展的，而这种理论形成之后又必然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和接受；或者说儒家经典本身就有文学理论的因素，通过后世学者的阐发、提炼，逐渐成为指导或制约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理论，略如刘再华所说：“经学通过建构与其政治哲学相一致的文学理论，为统治阶级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主动规范文学的发展。结果形成这样的局面，儒家经典本身所包孕的文学思想既理所当然地呈现为一种经学话语，又自然而然地成为后世文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明显的表征就是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文论范畴大多数是从经典中抽绎出来的，能够在经典中找到其生成的依据。这些文论观点凭借其载体所拥有的话语霸权地位，在历代作家的创作中得到贯彻和实践。”刘再华《论经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譬如，“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据《今文尚书》，伪《古文尚书》将《尧典》下半篇分出，并加二十八字，题作《舜典》，见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和《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正义》。其后，学者多有解说，互有异同，正如殷绍基所言：“由孔子的‘诗言志’，而《毛诗序》的‘诗言志’，而董仲舒、而郑玄、而王肃、而孔颖达、而程、朱、而顾亭林、而清代朴学大师的‘诗言志’，变其本而加其厉，源其远而流益分。”殷绍基《“经学”与文学》，《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诗序》的解说，它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着重强调诗歌干预现实的作用，提出“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正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等观点。由于《诗经》的经典地位，《毛诗序》所提出的“诗言志”的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后世对“诗言志”的解释不尽一致，但诗歌的社会政治功用和教化作用一直被世人所强调，要求诗歌发挥其美刺功能，至白居易甚至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主张。而《毛诗序》中“诗言志”的理论，也深刻地影响到文学作品的批评与接受。典型者如屈原的《离骚》，正如司马迁所说，《离骚》乃是幽愤之作，所谓“盖自怨生也”，它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赞誉；而班固则对屈原其人其文多有批评：“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昏、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王逸《楚辞章句》卷三《班孟坚序》，《四部丛刊》本。无疑，班固的这种批评，与《毛诗序》倡导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风教”观念是颇有关联的。再如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文以明道”，也对文学创作和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所谓的“文以明道”，就是说文章要体现圣贤之道，也即“原道”，正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明道”或曰“原道”，往往与“征圣”、“宗经”联系在一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典籍的重要性就为人们所认识。孔子将之删定作为传授门徒的教材。荀子亦对《诗》《书》等经典作了高度评价：“《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他强调要学习这些经典：“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王先谦《荀子集解》，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第7页。，并进而主张辨说要合道，学道和言辞要以圣人及其经典为准则，从而树起了所谓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旗帜：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明而期，质请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81页。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道”字据刘台拱的意见增补）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王先谦《荀子集解》，第84-85页。其中“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云云，提示了辞、说、心、道相贯通的路径，其要求言辞、辨论合乎道的意图是极为清晰的，而这个道尽在圣人，尽在《诗》《书》《礼》《乐》《春秋》等经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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