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说：“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时期的编辑工作,自以为两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点。”巴金：《致〈十月〉》, 《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74页。(以下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引自此文。)正是身兼编辑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对两者他才有很深入的体验,也才有很深刻的认识。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作家的创作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创作的成果乃是心血的结晶。作为编辑应该理解作家创作的不易而珍视作家的劳动及其产品。因此,编辑就要在头脑中树立起明确的作者意识,离开了作者,编辑就会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艰难境地而一事无成。有长期编辑经验的巴金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说“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讲真话的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真是一语道破了编辑的作者观。

巴金认为,编辑的作者意识在于他能够“发现新的作家”。这是因为, “新作者的‘处女作’常常超过成名作家的一般的作品”巴金：《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萌芽〉创刊致辞》,《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00页。。作为编辑就要有那种独具的眼光和胆识,“众里寻他”,把他“发现”出来。新作者之所以有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新”,在于他有超常规、超常态乃至超常度的表现,或是逆反而表现出“新”,或是破旧而表现出“新”,或是创造而表现出“新”,这种“新”往往不易被人接受,但很有可能是很有生命力的。编辑就要能够“发现”这种“新”,以编辑的眼光看到他的发展前途而大胆地予以发表。这是编辑应有的责任,也是编辑应该具备的识力。巴金对此有特别深的体会,他就是被叶圣陶“发现”,而走上文坛的。巴金说过,如果不是叶圣陶“发现”了他,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灭亡》,那么,他也许就不会从事文学创作，以创作为职业，而走上另一条道路。可见,叶圣陶的“发现”,对巴金的人生道路影响之大,巴金正是以叶圣陶“发现”自己为显例而去“发现”他人的。在现代文学史上,被巴金发现而走上文学道路的新作家是不乏其例的。为编辑界、文学界传为佳话的是巴金对戏剧家曹禺的发现。1934年,巴金在编辑《文学季刊》时,在靳以那里看到已存放了两三年的曹禺的剧本《雷雨》,他一口气读完,不仅“被它深深感动”, “而且为它掉了泪”。一种“发现”的快感激动着巴金,他说：“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巴金：《关于〈雷雨〉》,《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68页。于是巴金决定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发表《雷雨》。就这样,一代著名的剧作家曹禺由巴金的“发现”而走上文坛,为中国现代戏剧掀开新的一页。此时,巴金也只有30岁,曹禺只有25岁,巴金不只“发现”了曹禺,发表了他的《雷雨》,以后还把这部作品和《日出》《原野》,分别收进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1集、第3集和第5集。《曹禺戏剧集》也是由巴金编辑的、交由他担任总编辑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可见一个作家的成功,离不开编辑的劳绩,尤其是新作家,更离不开编辑的“慧眼”。不仅曹禺,像何其芳、罗淑等作家都是因为巴金的“慧眼”发现而被推上文坛的。何其芳的名诗如《罗衫》《梦歌》《秋天》《花环》《爱情》等最早即是由巴金在担任主编或编辑《水星》、《文学季刊》 和《文季月刊》时发表的。女作家罗淑在当时默默无闻,正是巴金发现了她的才华,把她的《生人妻》发表在《文季月刊》上，为中国现代文坛推出一位优秀的女作家。至于像芦焚（《谷》）、臧克家（《运河》）、陆蠡（《海星》）、丽尼（《黄昏之献》）、刘白羽（《草原上》）、肖乾（《栗子》）、荒煤（《忧郁的歌》）等人无不是被巴金发现而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使他们在文坛上成了名。这种发现完全是出于一个编辑的职责,是不带任何私心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要靠新人的不断被发现而得以更新、创造和发展。巴金正是以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为基点,以编辑的“慧眼”注视着文坛上的无名作家,因而才有大批优秀作家的被发现。他指出：“编辑要是不能发现新的作家……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成绩。”他甚至大声疾呼：“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从这里可以看出,巴金对编辑的职责——发现新作家是多么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