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代社会与文学

  第一节  明代商业与文学

  第二节  明代文艺思潮及士风与文学

第二章  四大奇书与女性主义

  第一节  女性主义

  第二节  现实：文学作品的土壤

  第三节  女性逐渐成为文学活动的参与者

第三章  四大奇书中的女性形象

  第一节  四大奇书中女性形象的继承性

  第二节  四大奇书中女性形象的嬗变

第四章  英雄阴影下的女性（上）

  第一节  时代的呼唤与百姓的期冀

  第二节  从历史英雄到草莽英雄

  第三节  “忠义”旗帜下女性的异化

第五章  英雄阴影下的女性（下）

  第一节  令人抱屈的女性英雄

  第二节  令人玩味的淫妇形象

  第三节  维护道义的女性

  第四节  贞节  女性

  第五节  被欺凌的女性

  第六节  助恶的女性

第六章  现实社会中女性形象的变形

  第一节  艰难的跋涉形成了思绪飞扬的基础

  第二节  充满女性气的神（仙）佛

  第三节  受尽磨难的人间女性

  第四节  神奇的人妖（鬼）变换

第七章  尤物抑或玩物

  第一节  独特审美视野下的女性观

  第二节  “妒”与“淫”的代名词：潘金莲

  第三节  “无情”与“多情”的李瓶儿

  第四节  让人看不懂的庞春梅

  第五节  女奴仆中的同与不同

  第六节  模糊的背影抑或模糊的泪眼

第八章  叹息复叹息

参考文献

第一章  明代社会与文学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有几个历史时期比较特殊，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复杂的一个时期，它既是封建专制制度进入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蜕化等待新变的时期，是一个思想上沉默却在苦苦寻找的时期，文学上既沉静却又亮点频现的时期。文学总是与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们血脉相通，却并不一定同步。

 明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并非是一条直线呈线性的发展，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的发展在各个阶段是不平衡的。而其中很多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商业方面尤为突出。

第一节  明代商业与文学

 从朱元璋登皇帝位的公元1368年起，至1644年共276年，这个时间正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相当。是一个新旧杂陈的时代。

明初的封建经济仍然显示出自给自足的内循环式经济。经过大力屯垦、兴修水利交通、建立赋役制度、田赋折色与田赋减免，生产关系得到部分调整，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解放，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生产因此得到迅速的恢复，并且有了新的发展。明初的户口数，据《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浙江、山西、陕西、河南、广西、山东、北平、四川、江西、湖广、广东、福建十二省，总计10654362户59873305口，计征米麦豆谷26155251石，钱钞222036贯，丝棉、棉花、蓝靛1030629斤。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这些地区总计有10684435户56774561口。若扣除云南75690户，354797口，则比十四年户增30073户。洪武二十六年，户部统计该年：凡粮储32789800余石，钞4124000余锭，布帛512000余匹，金2000两，银25000余两，丝棉等物3654000余斤，盐1318000余斤（《明太祖实录》卷二三○）。户增口减是因为明初统治者进行了较为规范的户口管理，而征缴的粮米豆谷及钞银等的大幅增加都证明，明初的经济不仅在恢复而且在发展。

 洪武二年明太祖下令“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九《户部》）。规定暂以元朝的册籍为准，人以籍定，各色人户均依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确定户籍，向封建朝廷纳粮当差。洪武三年十一月又进一步在全国各地核实民户、统计人口。各级官府每年统计户口升降之数，类编为册，进呈皇帝，并自此成为一种常规制度。朝廷又于洪武十四年正月命令全国编造赋役黄册。其编制有里，有甲，十户为一甲，每里编为一册，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纳租。交租税皆以户为主，户分军、民、匠三等。沿海等地从事制盐的称为灶户，各以其业著籍，不许漏口、脱户。所有人户不得擅自变动，不得随意迁居或外出，出门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明初为了恢复手工业生产，朱元璋还对元代的工匠制度做了初步改革，分匠户为住坐和轮班二等。“住坐之匠，月上二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工匠们不必像过去那样天天上工，甚至可以银代工，从此有了一部分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也就有了自主创造产品进行交易的时间，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当然也就由此有所松动。洪武十七年正月，工部尚书麦至德奏：天下工匠多有隐为民籍而避役作者，宜起至京役作之。朱元璋以匠籍既定，不可复扰于民，加以拒绝（《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宣德元年九月，令工匠户有二丁、三丁者留一人，四丁、五丁者留二人，六丁以上者留三丁。余皆放回。单丁则视年久近，依次放免，残疾老幼及无本等工程者，皆放免（《明宣宗实录》卷二一）。

 匠人有匠籍表明匠人已成为当时社会一股不可忽略的社会力量，明初匠人管理得稍微松绑，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往往使其产品变为商品产生了极大的可能，有的匠人不仅以物易物，还间歇式地出卖自己的产品，甚至是作坊与商店合二为一。于是他们就有了两个身份，即匠户与商户兼及。另外商品的大量出现，由于社会的需要，也由于个体对利的追逐，商人群体也迅猛增加。对作坊与商店合一的情况，朝廷逐渐给予允许，并在经营规则与税率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规定。朝廷明文规定：凡纳税地，置店历，书写所止商氏名物数。凡应征而藏匿不纳者没收其货物之半。至正二十二年十月，明政府下令设关市批验所官，主通百货，盐十分而税其一，他物十五分税一。至正二十四年四月，进一步放宽税收“令：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取者，以违令论”（《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但是也不是所有商品都如此收税的，洪武元年八月令书籍、农具等一部分商品免征税收。十九年六月，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征税（《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同年十二月，为加强市场管理，监督物价，防止侵犯消费者的利益，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市管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侩姓名，平其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司，一体兼领市司（《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民间贸易方面，永乐时有一度因钞法不通，禁止金银交易。宣德元年三月，明宣宗下令：“不可以钞法阻滞而禁止民间贸易，布帛菽粟，民所服食，不可一日无者。互相贸易，以厚其生，岂可禁绝。”（《明宣宗实录》卷一五）所以，虽然明初统治者推行的还是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但是，在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国家管理稍显松弛，并进一步规范，降低赋税以及允许民间贸易等政策的驱动下，生产关系有所变化，商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由于特权的存在，财富的高度集中，皇亲贵戚、达官贵人周围往往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商圈，皇族所居、王府所在、官僚贵戚密集之地，商业也就十分发达。北京逐渐形成了北方商品的集散中心，贸易枢纽。据万历时的宛平县知县沈榜记，万历十六年对铺户编核，顺天府的宛平、大兴两县分别有上中二则铺户3787户和6383户。据户部尚书张学颜言，这两县，“原编（铺户）一百三十二行”，其中“除本多利重如典当等项一百行”外，其他是针篦杂粮行、碾子行、炒锅行、卖笔行、柴草行等三十二行。这三十二行显然也包括理发、餐饮、修理等服务行业和一些流动摊贩在内，应属下三则铺行。据万历十年（1582年）的统计，这两个县的下三则铺行总共约有34377户之多。而顺天府府丞宋仕则说：当时“铺行之下则什倍于上中”。铺户的分布不仅广，而且数量呈迅猛增加的趋势。开封是周王宗藩所居之地，其商业呈现出“奢侈”消费的特征，其情形在十七世纪中期成书的佚名《如梦录·街市纪》中有详尽记载。“大街小巷王府、乡绅牌坊鱼鳞相次满城街巷不可计数，势若两京”并非过誉之词。南京是个“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之地。史书记载，早在东晋至南朝时期，开垦良田规模很大，炼钢术、造纸术和制瓷术很发达，所以到明初，南京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当时城内有一百多个工商行业，其中与丝织业有关的达20多个，官营的丝织业以织造高级的锦缎、素缎和绫、罗、纱、绢为主，尤以织金锦和金银线织成的彩色妆花缎最为精工，单是织锦工匠集中的地点就有三个作坊。另外南京的建筑业和造船业是两项规模巨大的官营手工业，雕版印刷业亦闻名全国。到了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繁荣和社会生活景况的写实性作品《南都繁会图卷》，为我们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南京市场繁华和市民生活富庶的场景。画面上街巷纵横，店铺鳞次栉比，招牌琳琅满目。据王宏钧、刘如仲先生统计，画面上的幌子招牌就有一百零九种，如“义兴油坊”、“涌和布庄”、“绸绒老店”等。

 除了都市商业经济外，小城镇商业和农村小集市的迅猛发展也体现了当时商业经济的活跃繁荣。明中叶以后，江南苏、松、杭、嘉、湖五府，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生长出二百来个市镇。吴江县弘治年间修志时县志仅载有二市四镇，嘉靖年间则增为十市四镇，明末清初又增为十市七镇。嘉定县市镇由正德年间的十五个，增加到万历时的三市十七镇。松江府正嘉间市镇四十四个，崇祯时达六十五个。这些小城镇要么贾户千百，铺店密布，要么以产业类而集中，呈放射状。吴江盛泽镇，在万历、天启年间成了一个丝织业大镇，“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在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蜂攒蚁集，挨挤不开”（《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它以丝织业为主，带动了饭铺、酒馆、杂货等行业的发展。

作为明代商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外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也发展较为迅速。不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对外贸易活动其实早就存在，到汉唐时已十分活跃。宋元时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事业更趋繁荣，特别是民间海上贸易。由元入明，为了迅速恢复社会经济，显示大明帝国的威势，明太祖、明成祖都积极开展对外贸易。表现在一是在边境地区设置边贸市场，二是东南沿海民间海上贸易。前者政府主导，后者以民间为主。前者在明初主要是茶马交易。马市在东，茶市在西。马市一是在东北辽东，与女真等族交易；二是在塞外大同，主要为蒙古各部。永乐三年三月鞑靼以马至辽东与明互市。明成祖命兵部定价：上上等马，每匹绢18匹，布12匹；上等绢4匹，布6匹；中等绢3匹，布5匹；下等绢2匹，布4匹；驹，绢1匹，布3匹。大同马市，设于正统三年，令只易驮马，禁易兵器、铁具。茶市，主要设在西南、西北等地。朱元璋仿唐、宋以来以茶易马，以制异族的传统做法，命立茶法，官茶、私茶俱入边易马。官茶，由国家控制，私茶由商人经营。商人买茶，必须具数到官府纳钱请给茶引，方许出境贸易。每引，百斤，纳钱二百。经营数量也有限制，并且府州县登录商人姓名，以凭钩稽。若私自非法贩茶，与非法贩盐同罪，皇亲国戚亦不例外。洪武三十年六月，驸马欧阳伦就是因私贩茶叶罪而被赐死，茶货没收入官府。若官吏放私茶出境处以罪刑。茶市的设置，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当时陕西、四川一带有很多人专门种植茶叶，称为茶户。洪武四年十二月户部报告：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诸县有茶园45顷又73亩，种茶864058株，每10株，官取其一。民所收茶由官府给值收购，到西域易马。洪武五年二月，户部奏：四川产巴茶之地凡477处，种茶2383943株，每10株征茶2两，计得茶19280斤。洪武八年五月，命太监赵成带着罗、绮、绫、帛并茶叶往河州易马。茶马互市，以茶叶为易马的主要交换物。同时又从实际出发，量各所需，广开货源，有不少茶马是用白金、钞、米、盐、布、绢等物作为交易品的。《明史·食货志》说：“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费。”

 明初开拓的对外贸易，既给大明帝国带来万国来朝的政治局面，也为大明帝国树立了高大的形象，争取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外部环境。但是其贸易之目的主要指向为宣扬国威，显示皇恩浩荡，而不是以经济利益为主，所以糜烂经济，耗费国库，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例子。郑和下西洋所进行贸易的物品，多属观赏品、奢侈品，如象、虎、苏木、胡椒、香、象牙、琉璃等，政治利益大于经济利益。但是由于统治者也意识到海外贸易的不可杜绝，虽明令禁止，但不很坚决，结果是一边进行海禁，一边在朝贡贸易的背后允许公开走私，也不是很坚决的杜绝民间的海外贸易。如朝贡贸易本有许多严格规定，但对来朝之人携带的走私品，非但不加管束，反而一律免征其税。因此外国贡船往往夹带大批私货，明朝政府在朝贡之外允许他们在京师会同馆与城内各处开市贸易，允许他们在途中与军民私下交易。洪武三年十月，中书省臣奏：朝鲜使者入贡，多带私物货卖，请征其税。朱元璋说：“远夷跋涉，万里而来，卖货求利，难与商贾同论，听其交易，勿征其税”（《明太祖实录》卷五七）。十七年正月，他又命有关衙门：“凡海外诸国入贡，有附私物者，悉免其税”（《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永乐元年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日本贡使私载兵器刀矛卖于民，宜依禁令止之。”明成祖说：“岂当一切拘之禁令。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蹈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资费亦多，其各卖货，以助给路费，亦人情也”（《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于是朝贡活动中衍生的走私经济在政府的允许下逐渐发展起来。

 如果说官方的海外贸易在半遮半掩中糜烂着中国经济，民间的海外贸易则发展迅速。明太祖和明成祖都禁绝宋元以来日益发达的民间海上贸易。洪武四年十二月，明太祖下诏禁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洪武十四年十月，令禁沿海居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三十年四月，重申人民不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明太祖身后，其子孙仍恪守祖训，继续禁止开海。永乐二年正月，下令禁止民船下海，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由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宣德六年四月，诏沿海居民有私自下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人交通者，命行在都察院出榜禁戢。十年七月，恐引倭寇登岸，明英宗令严禁私自造船下海捕鱼。（《明太祖实录》卷七○）正统十四年六月，从福建巡海按察司佥事董应彭之请，命沿海居民私通外夷贸易番货以及泄露事情与引海贼劫掠边地者，正犯极刑，家人戍边，知情故纵者罪同。明中叶以后，依然禁海。直到隆庆初年始予废除。我国民间海上贸易却并非可以以禁令阻止得了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贸易活动的频繁发生，商业的发达，其发展趋势已是无法阻遏。对此，明朝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明太祖说：“中国金银、铜钱、缎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太祖实录》卷七○）既然利益丰厚，百姓参与者也逐渐增多，成化弘治之际，就有“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嘉靖年间(1522—1566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明朝人洪选善的《瓶台谭侯平寇碑》载：“异时贩西洋，类恶少无赖，不事先业；今虽富家子及良民，靡不奔走。异时维漳沿海居民习奸阑出物，虽往，仅什二三得返，犹几幸少利；今虽山居谷汲，闻风争至，田亩之夫，缀耒不耕，赍贷子母钱往市者，握筹而算，可坐富也”。至于船上人员“其舵水悉雇佣贫民”，可见，明代从事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人众很多很广泛，贫者趋之，富者也加入，贫者因为想富，而富者想更富。所以，到了晚明,海外贸易发展经过了两百多年积累，已经成磅礴浩荡之势，繁盛已极。这在明代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中有大量的体现，《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第一卷）就叙述了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故事：商人文若虚在国内做生意屡遭挫折，眼看就要到破产的境地了。后来朋友到海外经商时顺便邀他同往，开船前他用了朋友凑给的一两银子买了一篓太湖特产洞庭红准备在中途享用。没料到了海外吉零国，这一篓橘子竟卖出了1000多两银子。他在返程的路上又偶然捡到了一只大龟壳，到达福建后被一个波斯商人用5万两银子买去。至此文若虚用赚来的钱在沿海重置家业，娶妻生子，家道殷富不绝。这篇话本小说反映了明代商业兴旺，商人们出海冒险经商的生活现实，文若虚转运虽然掺杂有“命中注定”的糟粕成分，但这篇作品也暗含有与生活、与命运抗争的主观精神。

 城市商业的发达，乡镇经济的发展，“有闲阶级”即市民阶层就出现了。所谓市民阶层，是一个人员庞杂的群体，它包括手工业者、商人、店员、贩夫、游民、士族、下级官吏、乞丐和娼妓等。称其有“闲”是因为他们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他们以为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减低，或者已经没有了土地，所以，他们往往希望经过自己的努力，很快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以期获得自己经济的好转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有人希望一朝之间有奇迹降临，获得财富，实现一朝暴富的梦想。而这些人中也有很大一层希望暴富后能够实现自己享受“奢侈”生活的梦想。而这些人中往往有一部分是具有某种技能或者一定文化知识的，这更促进了其实现梦想的欲望。于是这些人成了社会中的活性因子，因为他们的追求欲望使得社会的发展有了活力。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成了文娱活动群体中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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