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研究缘起
        一、 婚姻迁移的变迁
       二、婚姻迁移带来系列问题

    第二节文献回顾和问题提出
       一、婚姻移民研究
       二、社会适应研究
       三、问题提出和研究拓展
       四、相关理论准备
    第三节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二、研究地点的确定
       三、调查对象的选择
       四、研究方法

第二章婚姻移民的迁移与择偶
    第一节婚姻移民的迁移方式
       一、迁移趋势和特征
       二、迁移模式的变迁
    第二节婚姻移民的择偶模式
       一、择偶的特征
       二、择偶模式的变迁

第三章婚姻移民的联姻模式
    第一节女性婚姻移民的联姻模式
       一、外地媳妇
       二、本地丈夫
    第二节男性婚姻移民的联姻模式
       一、外地女婿
       二、本地媳妇
    第三节联姻模式的时代变迁及原因分析
       一、联姻模式的时代变迁
       二、联姻模式变迁的原因分析

第四章婚姻移民的经济适应
    第一节经济适应的总体状况
       一、就业情况
       二、收入水平
       三、住房情况
       四、主观感受
    第二节 经济适应中的问题与调适
       一、经济适应中的问题
       二、经济适应中的调适
    第三节 经济适应的时代变迁
       一、弱势经济地位的改变
       二、主观感受的变化：从“苦”到“一般般”

第五章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
    第一节社会适应状况
       一、公共生活参与
       二、社会交往情况
       三、主观感受
    第二节社会适应中的问题与调适
       一、社会适应中的问题
       二、社会适应中的调适
    第三节社会适应的时代变迁
       一、人际交往的文化障碍
       二、感受到的排斥和偏见
       三、社会支持

第六章婚姻移民的心理适应
    第一节群体身份认同
       一、群体身份认同现状
       二、群体身份认同影响因素分析
       三、调适：身份认同的建构
    第二节地域认同
       一、地域认同现状
       二、影响地域认同因素

第七章结果与讨论
    第一节研究结果
       一、初级阶段的社会适应
       二、 社会融合
       三、时代变迁
    第二节讨论
       一、本研究的局限
       二、对于移民社会适应的反思
       三、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参考文献附录一访谈个案编码表附录二访谈提纲附录三调查问卷致谢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研究缘起〖1〗
一、 婚姻迁移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加剧，我国人口的远距离通婚大幅度增加，人们的通婚圈日益扩大，出现了大量异地通婚行为，这种通婚模式可以称作异地联姻，即夫妻双方来自不同的县、市、省甚至国家而形成的跨地区通婚。异地通婚的增加导致新的婚姻迁移现象和婚姻移民大规模出现，这种婚姻迁移与传统婚姻迁移最大的不同在于通婚距离加大，远远超出了传统通婚圈的范围，因为婚姻而发生迁移的人口与本地人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差异和心理距离，是社会学意义上转换了社会文化空间的“移民”。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婚姻迁移一直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形式，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在大部分族类中，“男娶女嫁”的婚姻模式和从夫居住制度都占据主导地位，婚姻会带来个人生活地点的改变，从而导致人口地理空间的流动和迁移，尤其是中国女性，绝大多数人一生之中起码要经历一次生活地点的转变，但是这种婚姻迁移是近距离的迁移，因为除了受到交通、信息、择偶成本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外，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也使得人们不能自由在地区间流动，户籍制度带来的人口隔离不仅是城乡隔离，还包括地域之间的隔离，各地区人口流动和迁移非常少，不同地区人群间的通婚更是难以实现，所以改革开放前我国人口的通婚多发生在县的范围以内，人们的通婚地域都集中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内（农村一般在方圆二三十公里以内），同时远距离通婚只是一种零星的、个别的现象。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婚姻迁移有了新的发展态势，各地区人口之间的大规模通婚有了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基础，异地联姻尤其是远距离通婚开始大量涌现，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婚姻而发生的迁移在我国国内的人口迁移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从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婚姻迁移已经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式之一。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异地联姻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虽然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研究主要集中提出了浙江、江苏和四川的异地联姻现象（田华，1991;顾耀德;1991，王金玲;1992，张和生;1995），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地区进行研究做出的报告中都发现异地联姻现象的大量出现（谭琳，1998;仰和芝，2006；宋丽娜，2010），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参见图11和图12）也说明婚姻迁移现象包括跨省远距离通婚并非局限在个别省区，比如仅从“四普”中的女性婚姻迁移总人数来看，四川、广东、河北、江苏、山东、湖南、河南、安徽等8省名列全国前八位，总人数都达到了20万人以上，其中河北、广东、山东、安徽、江苏5省的女性跨省婚姻迁移人数都达到了8万人以上；而且，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随着人口迁移总量的大幅度增加，婚姻迁移人数的总量也大大增加，“五普”期间婚姻迁移人口的绝对数量是“四普”期间的331倍，可见婚姻迁移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而且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婚姻迁移尤其是跨省迁移更为活跃。

 虽然务工经商远远高于其他原因，但婚姻迁移也已经成为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式之一；“四普”“五普”数据均显示因为婚姻迁移而发生迁移的人口在总迁移人口中稳居第四位；而且，跨省迁移比例较高，远距离迁移比重较大，约三分之一的迁移为跨省迁移。“四普”统计数字显示，1985—1990年的5年间，全国共有迁移人口约3570万，而婚姻迁移人口一共有4938万人，婚姻移民占所有移民的百分之十四左右，根据该种类型的迁移人口在总迁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排列，在九种不同原因的人口迁移中婚姻迁移排名第四位，而女性人口迁移中婚姻迁移的比例更大，“四普”期间以结婚为原因的女性迁移人口约有43257万人，占女性总迁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八，而其中省际婚姻迁移人数有13852万，占整个女性婚姻迁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左右，可见远距离通婚比例较大；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信息中关于迁移人口的信息是通过按家庭户10%抽样调查汇总的结果，按照此汇总数据，全国总迁移人数大约有12466万人，其中女性6518万人，男性5948万人，如果粗略推算，即将此数字除以95%，以获得全部人口的迁移信息，得出婚姻迁移的人口总数将近1500万人，婚姻迁移人口占总迁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婚姻迁移（1202%）仍然是位于务工经商（3073%）、拆迁搬家(1452%)、随迁家属（1285%）之后的我国人口迁移的第四大原因。虽然“五普”数字显示的婚姻迁移人数比例与“四普”相比略有所下降，但是由于迁移人数的总量在增加，所以婚姻迁移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在大幅度增加，而且由于有许多外嫁妇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进行婚姻登记或户籍登记，很有可能没有计入人口普查的迁移人口中，因此“婚姻迁移和流动态势远比我们统计的更为活跃（谭琳，1998）”。

图11女性婚姻迁入人数排序图图12女性婚姻省际迁入人数排序图
二、婚姻迁移带来系列问题

对于个人来说，婚姻迁移为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带了机遇，同时也使个人的生活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婚姻不但是人们尤其是妇女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手段和途径，在中国特殊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下，婚姻还是人们尤其是妇女实现跨地域流动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我国婚姻迁移的主要流向是从西部较为贫困的农村向东部、南部较为富裕的农村迁移，占一半以上，其次是从乡村到城市、到城镇，约占三分之一，而仅有小部分是从城镇到城市、城镇，城镇到乡村，不管发生婚姻迁移一方其户籍有无加入迁入地社区，但是他们比一般的劳动力迁移人口更有可能长期生活在迁入地社区，因为婚姻关系一旦建立（起码在人们的理想中）便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再加上其迁入目的地是相对于自身原有社会来说是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更好的地区，婚姻迁移给移民个人尤其是妇女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机遇。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婚姻移民尤其是跨省长距离迁移的移民来说，其迁入地是一个与其出生、成长的地方有不同程度自然差异或社会文化差异的空间，他们刚刚迁移、定居到异乡后，进入本地人家庭，不可能像其他类型的移民（比如农民工和整体搬迁的工程移民）那样生活在一个有更多外来人口的聚集区，而是分散居住，他们更加无法逃避社会、文化差异带来的震荡，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能面临着一些不适应，即不能与新的环境保持和谐、平衡的状态，从而引发心理或行为的失调，他们可能需要在工作与劳动、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等多方面做出种种调整，从而适应他们所处的新的生存环境，他们要经历一个从最初的不适应到逐渐适应，最终实现与当地社会融合的适应过程，这个过程给移民个人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如果适应不良或者无法融入当地社会，那么迁移不仅不会给移民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机遇，反而会给其生活带来不少的烦恼，甚至是更多的痛苦。

 对于迁入地来说，大规模的人口流入也使得其社会发展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婚姻移民的迁入改变当地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不仅带来当地人口机械发展，还直接缓解了当地婚姻市场的“挤压”问题，其本人和“移民网络”效应也给当地带来了较为稳定的劳动力，有利于各地区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但是另一方面，如何协调、处理好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关系，协调双方的利益，使得双方都能和谐、同步发展，让婚姻移民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当地生活，顺利地融入当地家庭和社会，更好更快地“落地生根”，以此推动家庭和睦和当地社会发展，因此婚姻迁移人口的流入也给当地管理者和普通居民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挑战。

 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的研究既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其一，学术意义在于：（1）婚姻迁移是一种新的大量涌现的社会现象，但是学术界对该人群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对婚姻移民社会适应的考察，尤其是农村——农村的迁移类型，其社会适应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亟须我们去做一番探索。（2）对于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不但可以补充、丰富我国现有移民研究的内容，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思现有的其他类型的移民社会适应，并有助于通过不同类型的比较而得出移民社会适应与融合的一般规律。（3）婚姻移民绝大多数为女性，对于其社会适应的考察也有利于从另一个角度来反映当代中国妇女的生存现状和社会心态。

 其二，现实意义在于帮助我们了解农村婚姻移民的生存现状和适应逻辑，帮助我们了解其社会适应与融合的规律和逻辑，为加快其社会适应进程、促进社区良性发展和加快新的社区整合提供理论参考。

第二节文献回顾和问题提出

一、婚姻移民研究

（一）研究内容

 婚姻移民主要分为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婚姻移民、跨国(或跨界)移民，由于在西方国家不存在或很少存在人口流动的制度限制，婚姻很少成为人口地区间流动的手段，或者说在人口自由迁徙下不同地区之间的人相互通婚不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或“学术问题”，因此国外专门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联姻的文献并不多，而更多的是针对“跨国婚姻”或者是国内不同种族、民族之间的联姻做出的考察，当然后者也是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联姻，其部分研究成果有借鉴价值，因而也选取一些观点。从具体内容上看，对婚姻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迁移的原因、人群的基本特征、婚姻移民的婚姻质量和家庭关系，迁移对个人和社区带来的影响等四个大的方面。

 1迁移原因

 异族联姻的宏观原因包括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制度因素提供根本可能性，而根本因素是经济原因，文化因素即社会的开放程度也影响到异族婚姻的发生率（Spickard,1989；Klein,2001）；Elisabeth Beck-Gernsheim（2007）对1990—2005年间欧洲的跨国婚姻研究进行回顾，认为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严格的移民政策和当事者跨国发展的野心均是导致跨国婚姻移民增加的原因。

 国内婚姻迁移中，迁入地的“引力”是引发婚姻迁移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迁入地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是迁入地未婚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而引发的婚姻挤压。（田华，1991；张和生，1995；谭琳，柯临清，1998;谭琳，黄博文，1999；程广帅，万能，2003；孙琼如，2004）。而移民网络为异地联姻的快速增加起到了信息传递的作用，农村未婚女性的外出打工与通婚地域范围的拓展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邓国彬，刘薇，2001；马丽，2004；仰和芝，2006；宋丽娜，2010）。个人层面，女性长距离婚迁的动因是对富裕生活和自身发展的追求（谭琳，1998；程广帅，万能，2003）；女性婚姻自主性的增强和择偶观念的改变也是重要因素，即个人不仅追求物质，同时也追求爱情和婚姻质量，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谭琳，1998；邓国彬，刘薇，2001；孙琼如，2004；全信子，2006）。

 2移民个人及配偶家庭特征

 女性婚姻迁移者占据全部婚姻迁移人数的90%左右（田华，1991；谭琳，1998；程广帅，万能，2003）；女性迁移者普遍较年轻，主要在20—24岁组（黄润龙，2002）；对于外来女性的文化程度存在不同的看法，江苏的研究发现外来女性文化程度低于本地女性（张和生，1995；谭琳等，1999），也有人发现外来媳妇比当地女性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一些（黄润龙，2002；周海旺，2005）。

 娶外地媳妇的家庭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他们的经济条件在当地一般是处于中下水平的，当事者或家人有生理缺陷或者家庭残缺从而导致他们在当地很难找到合适的配偶，选择外地媳妇是家庭出于无可奈何的选择（张和生，1995；谭琳，1999；马丽，2004；宛敏华，2009）。

 3婚姻质量与家庭关系

 许多学者发现因为异族联姻对社会的规范（同族婚姻）提出了挑战，其婚姻的稳定性和家庭融合要差于同族联姻（Lind，1964;Tsteng,1977;Schewertfeger,1982; Betty lee Sung,1990）。Charlles Joanides等人（2002）对美国信奉传统希腊天主教的376对跨国婚姻夫妻进行个案访谈后发现，文化差异较大或者夫妻间宗教信仰的差异会影响夫妻关系和家庭幸福，夫妻婚前的讨论和婚后交流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国内异地联姻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异地联姻的婚姻质量和稳定性不高，地域差异造成婚姻中的风险，冲突、不适是基本主题（张和生，1995；黄润龙，2002；仰和芝，2007）；但也有人认为异地联姻家庭中夫妻关系和睦是主流（谭琳等，1998）；南京大学博士生周建芳的博士论文（2010）指出异地联姻的婚姻质量与本地联姻并没有差异，异地的因素并不直接影响其婚姻质量。

 4对个人及社区的影响

 在社区层面，Root (2001)和Rosonfeld (2002)认为跨国婚姻会导致个体或群体的文化发生融合，异族联姻是不同族群间同质化或者不同族群融合的标志，异族间联姻的增加意味着移民人群的社会融合程度越好，异族通婚比例越少则意味着更大的社会距离和种族隔离（Bijl et al,2005）。婚姻迁移有利于改变落后地区的封闭状态，加速人口流动和外出务工，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田华，1991），但是女性人口的单向流动会造成流出地区的人口性别比失调（田华，1991；邓国彬，刘薇，2001；孙琼如，2004 ），对于流入地来说，缓解当地的男性婚姻挤压，为当地带来了稳定劳动力，有利于经济发展（谭琳，1999），但是大量育龄妇女的流入冲击了当地的计划生育工作（田华，1991；张和生，1995；黄润龙，2002；孙琼如，2004）。

 在个人层面，由于大陆新娘在台湾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排斥，实际上并未融入当地社会（孙琼如，2004；颜国铉，2006）；谭琳等人(2003)从被访者的主观感受出发，发现张家港外来媳妇在新社区的融合存在障碍；仰和芝（2007）运用生活质量测量表发现农村异地婚嫁妇女在社会交往和心理方面的问题突出；赵丽丽（2008）指出城市女性婚姻移民心理适应状况良好，但是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比较不适应，户籍制度和参照群体不利于其社会适应，但是较高的家庭地位有利于其社会适应；沈文捷（2007）对城乡联姻中的农村媳妇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由于户籍壁垒、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限制以及个人适应能力存在差异，外来媳妇发生了分化，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缺乏开放心态的人始终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状态，无法很好地整合到城市社会的结构中。

（二）主要观点述评

 总的看来，国内学者对婚姻移民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仍然滞后于现实的发展。异地联姻现象的大量涌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而这一现象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关于该现象的研究至今有20年的时间，经过本人在中国期刊网（CNKI）上的搜索，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至今，发表在各级学术期刊上的、与婚姻迁移现象有关的研究论文大约只有二三十篇，领域主要涉及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尤其是人口学视角的研究较多，社会学角度较少，并且关注这一现象并且有兴趣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具体来看有以下一些不足之处：

 1迁移原因：缺乏综合考量和互动视角

 首先，各个时期的研究者都对异地联姻发生的原因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结论也都基本一致，从宏观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动因去探寻人们远距离通婚的原因，虽然推—拉理论和移民网络理论一直以来就被作为解释异地联姻发生的理论观点，但是推—拉作用不仅是经济作用的推拉，而是社会综合因素的影响，很少有人从妇女自身的客观社会地位和社会性别意识的推拉力量来分析远嫁妇女的选择。

 其次，研究者很少从社会结构和个人互动的观点来看待人们选择迁移的原因，笔者认为，相对于宏观的推—拉理论和微观的迁移选择理论，迁移的过程理论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1981年，迪琼和法克德（DeJong and Fawcett）提出了迁移决策的概念模型（a conceptual model of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在这个模型里，社会和文化规范、个人和家庭的特征等各种机会结构都影响着人们对迁移目的地的利益评价，从而影响人们的实际迁移行为，过程理论将宏观的推拉理论和选择理论整合到一起，既强调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对个人迁移的影响，又看到在社会文化限制下个人的动机和调适，一方面看到什么样的结构性因素在制约个人，而另一方面个人如何在结构中做出理性的选择，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再次，对于婚姻移民来说，缔结婚姻的决定不应该只是发生迁移的一方，还包括接受迁移者的一方，双方互动和相处关系的逻辑起点就产生于两者的理性选择之中，只有对双方的选择做出合理化的解释，才能看清楚移民与当地主流社会之间的相处关系，即双方的相互适应和融合情况。

 2研究内容和视角单一

 既有研究认为外地媳妇在经济参与、社会融合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障碍，这些研究都强调移民对于当地社会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较为忽略从当地主流群体对待外来者的态度、从双方的互动关系来看待其社会适应与融合的问题；其次，虽然提出个人面对异乡生活可能遇到的困境，但在研究维度更偏向于人际交往层面的“社会适应”，而缺乏一个广泛的视角，婚姻移民对当地的适应是多方位，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再次，由于婚姻移民是一个性别特征非常强的群体，而性别差异在我国社会广泛存在，在看到其性别特征的同时，对于婚姻移民的更有说服力的研究应该注重将他们与主流社会同性别人群之间进行比较。

 3联系社会整体，注重差异

 从已有文献的回溯发现这样不同时期学者得出的不同结论可能是因为调查地点的不同，也可能是因为调查时间的不同，因为在横向的层面，异地联姻现象复杂而多元化，婚姻移民分化明显；在纵向的发展层面，婚姻迁移现象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在研究婚姻移民现象时既要具有整体观又要具有历史观，结合当地社会整体环境和理清历史脉络，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和个人行为是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紧密结合的，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受到诸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各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个人做出的理性选择也可能对结构产生作用，最终导致结构的变迁，对个人或某一群体的行为研究应该联系当下的整体环境和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是我国社会加速转型时期，即使是同一个地方，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即便同一个地区早期的异地联姻与现在相比可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时期移入的移民所处的社会环境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所以在婚姻移民的研究中应该注重历史和时代的线索，结合该地区的整体环境和历史发展过程才会使得研究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