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第三节相关研究综述
        第四节研究的基本假说
        第五节技术路线与内容安排
        第六节可能的创新之处
        第七节本章小结

第二章捕捞能力控制的历史考察
        第一节中国近海捕捞能力控制的制度变迁
        第二节主要的捕捞能力管理制度评述
        第三节本章小结
第三章捕捞能力控制的理论探讨
        第一节近海过度捕捞成因的理论探讨
        第二节近海捕捞过度成因的实际分析
        第三节解决近海捕捞能力过剩问题的理论探讨
        第四节近海捕捞渔业征收税费的理论依据
        第五节征收税费对近海捕捞能力影响的经济分析
        第六节本章小结

第四章中国近海捕捞能力的计量研究
        第一节捕捞能力计量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捕捞能力的数学计量
        第三节中国近海捕捞能力的计量
        第四节计量结果的讨论与应用
        第五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资源税费在捕捞能力控制中作用的数量化分析
        第一节 征收税费对近海捕捞能力影响的模拟分析
        第二节税费政策在东山县单拖渔业捕捞能力控制中作用的实证
分析
        第三节本章小结

第六章捕捞能力控制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第一节关于捕捞能力控制制度的再思考
        第二节国外关于渔业管理制度改进的两种构想
        第三节费与税的比较分析
        第四节象山县发展海洋经济，促进渔民退出近海捕捞的调查
        第五节我国捕捞能力控制的政策建议
        第六节本章小结第七章全书总结
        第一节本书的主要工作与结论
        第二节本书研究的局限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影响海洋渔业资源变化的因素很多，如环境、气候等，但捕捞强度的持续增加给渔业资源带来的沉重压力，已被全球渔业管理者公认为是世界各地海洋渔业资源出现不同程度衰退的主要原因。因此，控制过高的捕捞强度就成为全世界沿海国家渔业管理的重要任务。但各地究竟要控制到什么水平？不同的渔业管理制度对控制捕捞强度的绩效如何？怎样衡量？这些问题的提出，使国际社会开始讨论捕捞能力及其量化问题，以借此研究如何从宏观管理上对捕捞能力进行量化和控制。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我国近海捕捞能力的量化来探讨有效控制我国近海捕捞能力的手段与方法。鉴于捕捞能力是海洋渔业管理中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为避免理解上的歧义，本书首先对捕捞能力的概念作一系统的介绍。

一、捕捞能力的概念

在海洋渔业中，对“能力”的研究是20世纪末起才被日益重视的新课题，目的是使渔业资本在生态、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均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使渔业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渔业资源）都能得到合理的配置和最佳的组合。在英语中，capacity（能力）一词的本义起源于工业企业管理，是指在计划期内，企业参与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在原材料充分、组织技术既定的条件下，所能生产的产品数量，或者能够处理的原材料数量。它是一个动态的、短期的概念。但这个定义在海洋渔业的具体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之一是在渔业上很难获得在“能力”定义中所要求的复杂多样的经济、生物和技术的数据。这主要是因为渔业的产出具有多样性，渔船的生产具有流动性，而影响渔业生产的因素又有很多是不确定的。此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困难是：“能力”要求考虑所能得到的渔业资源量，而这种资源却没有一定的价格，不能被集中于生产船一起。特别是，这种资源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的收获量是有上限的。就是说，不管资金如何增加，可变投入的效率如何提高，其产出（或者说是渔获量）是不可能超过由资源自身决定的一个固定的水平的，这与一般工业生产中讨论生产能力时对生产原料的假设有很大的区别。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科学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很多经济学家、生物学家和渔业资源专家都对渔业上的“能力”概念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们从自己的特别需要和关注出发，分别给出了相关“能力”的不同定义，故关于“能力”的理解曾经有很多种。为取得共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聘请了各国的渔业专家成立了专题技术工作组，多次讨论“能力”的定义与计量方法，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我国参加该技术工作组的周应祺教授根据FAO提出的“fishing capacity”的内涵，提议在中文中将其译作“捕捞能力”，表达渔船具有的“潜在能力”的含义（周应祺等，2002），下文中讨论的捕捞能力即由此而来。

1998年4月，FAO关于“捕捞能力”的专题技术工作组对“捕捞能力”（fishing capacity）的定义及其计量方法进行专题讨论，认为捕捞能力定义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技术方面的，称“技术能力”；另一种则是经济的角度，谓“经济能力”。“技术能力”（technical capacity）是指在可得到的资源、技术、资金以及可变投入被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在一段时间内所能产生的最大的潜在产出量。而“经济能力”（economic capacity）则定义为在给定的资金、技术、投入和产出价格并在生产的各因素均被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为获得最大的利润和耗费最小的成本所能得到的经济上的潜在的最适产出。一般来说，“经济能力”在数值上总是小于“技术能力”（FAO，1999）。

1999年11月，FAO关于捕捞能力的技术工作组再次聚会，具体确认了一系列能为大多数科学家采纳的渔业上的“能力”概念，主要如下述（FAO，2000）。

“当前捕捞能力”简称“捕捞能力”（fishing capacity），是一艘渔船（或一支船队）在给定的渔业资源结构和生物量的条件下，在现有的技术状态而且该船（或船队）被完全利用（即能力利用度达到100%）的情况中，在一段时期内（年或季）所能生产的最大渔获量。“捕捞能力”是一艘船或一支船队捕鱼的能力，即

YC=Y(EC,S)

其中，YC是当前的渔获量;EC是当前的捕捞努力量;S是资源量（生物量）。

“目标捕捞能力”简称“目标能力”（target capacity），是指在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渔业管理目标的前提下，在渔船被充分利用（即“能力利用度”达到100%）的情况中，所能生产的最大渔获量，即

YT=Y(ET,S)

其中,YT是目标渔获量;ET是被完全利用的船只产生的目标努力量;S是资源量（生物量）。

“相对捕捞能力”简称“相对能力”(relative capacity)，是“当前捕捞能力”与“目标捕捞能力”之比，即

相对能力=YC/YT

相对捕捞能力的值大于1，则意味着当前的捕捞能力过大。

上述系列定义统称为捕捞能力的技术定义，本书所称的捕捞能力主要是指“当前捕捞能力”。

除此之外，捕捞能力也可以给予经济方面的定义。

捕捞的经济能力（economic capacity）定义为：在给定船队规模和构成，给定资源条件、市场条件、技术条件和其他相关的限制条件下，在一段时期内（年或季）生产一定量的渔获量所需的最小成本（或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利润或税收）。经济能力定义的好处在于它提供了在市场、生物量或环境参数变化的时候，价格、成本和公司在投入产出方面的综合变化之间的一个清晰的结构关系。同时，它也提供了资金投入与恰当的社会目标之间的直接的关系，可以直接刺激投资的增加与减少。经济能力定义的缺点在于：它所需的相当的经济数据，往往不易得到。因此，对“经济能力”的估计通常是很困难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出的捕捞能力的概念不同于过去海洋渔业研究中常用的捕捞努力量（fishing effort）的概念。主要区别在于：捕捞努力量是以渔船的自然特性（如总吨位、功率）或渔船的作业特性（如出海天数、投网次数）来度量，而捕捞能力则是所有影响渔船渔获量因素的一个综合特征值，并且是一个动态的、短期的概念，它随着作业方式、作业海域、作业水平、管理方式和技术水平等的不同而会发生变化（周应祺等，2000）。

捕捞努力量一般只是用一个相关的指标来反映捕捞强度，即使用几个指标来描述，各指标间也是互相独立、没有联系的，因此其对捕捞强度的反映是比较片面的；而捕捞能力则要求综合考虑各种影响捕捞作业的因素，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一艘船（或船队）的捕鱼的“能力”。应该说，捕捞能力较捕捞努力量更准确地反映潜在的捕捞强度。

还需要注意的是，本书所称的捕捞能力（fishing capacity）也不同于在一些文献中常出现的表述网具效率的“fishing power”，后者往往也被译成捕捞能力或捕捞强度。

影响捕捞能力的因素多种多样，主要有：渔船的大小、功率、容量和作业时间，总登记吨位，捕捞技术和仪器设备的改进，渔具的数量和主要尺寸，鱼类的资源量及其分布，可变投入的变化及其组合情况，船长的能力和船员使用设备的水平，作业海域的海况以及相应的渔业管理状况等。

为了描述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距，Nelson（1989）给出了“能力利用度”的定义。“能力利用度”（capacity utilization）是指在给定条件下的实际产出（Y）与最大的潜在产出（Y*）之比，即Y/Y*。根据捕捞能力的定义，能力利用度也就是实际产出与能力产出之比。

二、捕捞能力管理研究的国际背景

海洋水产品是人类所需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海洋捕捞已成为世界上很多人口，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人口赖以生存的基础。19世纪中叶以前，由于人类活动对海洋资源的干扰程度有限，因此人们一直认为海洋渔业资源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自然的恩赐，但19世纪后半叶起，由于蒸汽机在拖网渔船上的应用，渔船实现了机械化。20世纪50年代，新型网材料的使用以及鱼群侦察技术和渔获保鲜技术的应用，使渔船的捕捞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陈新军，2000）。渔业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对渔业资源的破坏程度也逐渐加强。人们开始认识到，水生资源虽是可再生的，但并非是无限的，要使海洋水生资源对日益增长的世界人口作出可持续的贡献，就需对其进行适当管理。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海洋捕捞强度的持续增加，以及环境变迁的影响，一些经济价值较高的鱼类资源逐渐减少、衰竭甚至消亡，生态环境的多样性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人类社会的隐性经济损失日益严重，海洋捕捞渔业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可持续性，日益引起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关注。1995年10月，世界粮农组织大会通过了《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下文简称“《守则》”），明确提出“负责任捕捞”、“负责任渔业”等概念，为各国家（地区）和国际社会努力确保可持续开发水生生物资源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框架。由于捕捞能力过剩促成了过度捕捞、造成了海洋渔业资源退化、食物生产潜力下降以及大量经济浪费。因此，《守则》规定各国应采取措施防止或消除过剩的捕捞能力，确保捕捞能力的水平和利用程度符合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

联合国粮农组织于1998年4月在美国拉霍亚（La Jolla）召开有关捕捞能力管理技术工作组会议。会议指出：1954—1998年的13000个数据、200多种鱼种资源的数据资料分析结果表明，全球渔业资源中有35％的鱼种被过度捕捞，其中5％可能恢复，5％的资源被破坏。在当年7月的预备会议后，联合国粮农组织于10月在罗马举行了正式磋商会。这两次会议拟定了《捕捞能力管理国际行动计划》（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Fishing Capacity，IPA）（下文简称“《计划》”），1999年2月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COFI）第二十三届会议通过了《计划》，同年6月粮农组织理事会也批准了《计划》。

《计划》提出的直接目标是各国和各渔业组织在其各自的权限框架内，并与国际法保持一致，在全球范围内对捕捞能力实现有效、公正和透明的管理。特别是面临捕捞能力过剩问题的国家和区域的渔业组织应首先努力将用于受影响渔业的捕捞能力限制在现有水平，并逐渐压缩该渔业的捕捞能力。在已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区域，相关的渔业组织仍需要注意避免捕捞能力的增长破坏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计划》同时指定了许多要采取的紧急行动，包括①评估和监控捕捞能力；②拟订和实施国家计划；③对需要紧急注意的主要国际渔业给予国际考虑和采取立即行动。

国际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一致认为应继续作出巨大努力，以控制船队的捕捞能力，尤其是大型渔船的捕捞能力，酌情采取措施减少过剩的捕捞能力，并防止其进入其他已充分开发或过度开发的渔场。根据该会议的建议，2004年6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计划》的技术磋商会。

在2002年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峰会上，与会国代表一致同意，保护海洋的国际合作行动必须在2004年以前开始，这包括防止和阻止直到杜绝非法捕捞（IUU fishing）；在2012年前，根除毁灭性捕鱼行为；在2015年前把鱼类种群恢复到可持续水平。并提出：完成这一既定目标需要紧迫的意识和行动。

2006年，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有意在世界范围内对渔业资源租金的流失进行评估，以游说各国政府进一步采取关于捕捞能力的控制措施。世界银行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的官员指出：“持续的过度捕捞不但对海洋生态系统而且对世界银行在减轻贫困方面的努力都是很大的威胁。”（FAO & World Bank，2006）

上述一系列行动充分表明了国际社会对合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制止资源量下降趋势的重视。捕捞能力管理已成为当前全世界渔业管理工作者的最为迫切的任务，捕捞能力管理制度的创新及其绩效评价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世界渔业管理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点。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我国渔业管理制度的创新与量化评价进行研究，因此为了便于下文的阐述，也为了研究的严谨，有必要对研究对象首先予以界定。

海洋渔业管理具有管辖性质的区别，即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和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域。本书为探讨我国的海洋渔业管理制度，将研究范围限定于由我国政府管辖的我国内海、领海、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及其他管辖海域，下文将这些海域统称为“我国近海”。

渔业生产又有养殖渔业与捕捞渔业之分，本书只讨论捕捞渔业，而捕捞渔业按其作业区域可分为海洋捕捞与江河捕捞两类。本文的研究对象则只限于海洋捕捞。

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由我国政府管辖的，在我国近海范围内的，海洋捕捞的渔业生产，下文将其简称为“近海捕捞渔业”。

四、我国近海过度捕捞的状况

为了对本书关于捕捞能力管理制度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首先对近年来我国捕捞能力过剩的严重程度进行一些考察是完全必要的。

在我国，数目庞大的渔民依海为生，渔业作为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但由于对海洋生物资源和渔业经济的特性认识不足，使得长期以来近海捕捞渔业盲目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海洋机动渔船数呈显著增长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水产品市场放开，渔业经济效益上升，因此不仅沿海各地大力发展捕捞业，而且与沿海省份相连的省和地区，也积极鼓励农民下海，参与海洋捕捞。尽管渔业部门大力限制渔船的数量和吨位，但1998年我国渔船数达到了历史峰值约283200艘。过于强大的捕捞能力使我国近海的主要经济鱼类受到了过大的捕捞压力，大都出现了较大的衰退。目前维持高产量的品种主要是在食物链中处于位置较低的鱼和虾，甚至经济鱼类的幼鱼也被大量捕获。近海捕捞渔业的经济效益逐年下降，严重影响了我国渔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按照我国渔业管理区划，我国近海水域被分为黄渤海渔业区、东海渔业区和南海渔业区。其中，黄渤海渔业行政管理区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东海渔业行政管理区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和福建；南海渔业行政管理区包括广东、广西和海南。下面作者就根据渔业管理区划，参照有关文献（杨正勇，2006），分别介绍三大海域渔业资源的利用状况，以说明我国近海过度捕捞的严重性。

（一）黄渤海过度捕捞的状况

黄渤海是我国海洋渔业开发最早的重要渔区，2002年的捕捞产量为4487×104t，占我国海洋捕捞产量的313%。据估算，黄渤海捕捞渔业的最大可持续产量为103×104t。从1950年到1970年以前，黄渤海捕捞产量一直徘徊在690×104t以下。1971年开始，由于捕捞强度增加，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1985年海洋渔业体制改革以后，黄渤海海洋渔业捕捞产量持续递增。1986年为1043×104t，首次超过最大可持续产量水平；1999年高达5102×104t，为最大可持续产量的49倍。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各项渔业政策的执行，黄渤海海洋捕捞产量趋于稳定并呈现下降趋势，但仍维持在最大可持续产量的43倍以上的高过度捕捞水平。

据陈昌海1997年的报道，黄海中部深水区作为我国底拖网渔船开发利用较早的重要渔场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越冬季节，这里曾是以小黄鱼为主的多种鱼、虾构成的复合渔场，但1997年时在北纬34度以北，小黄鱼已经相当稀少，而黄海的绵鲥鱼、鲱鱼和鳕鱼等鱼类也因过度捕捞而正在逐渐衰竭。陈新军在2004年也指出，由于过度捕捞，黄渤海渔业资源的种类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小黄鱼、蓝点马鲛等优质经济鱼类比重减少，而黄鲫鱼等经济价值较低的小型中上层鱼类已成为优势种，渔业种群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二）东海过度捕捞的状况

东海是我国渔业资源生产力最高的海域，2002年我国内地在该海域的捕捞产量为5144×104t，占我国海洋捕捞总产量的359%。对东海的最大可持续产量的评估数据随研究方法不同而有所变化，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海域初级生产力和渔获物食物层次的变化，对渔业资源的生产潜力的评估表明，东海渔业区最大持续产量为308×104t；但最近根据东海区34种鱼类平均营养级从261级下降为246级的情况，评估该海区渔业资源的持续渔获量约为400×104t；用Schaefer模式估计的最大持续产量为279×104t。

如果以上述估计值中的最大者（即400×104t）为比较标准，则1990年东海的捕捞量仅为最大可持续产量的518%；从1990年到1995年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东海渔区股份制改革进程的加快，捕捞产量迅速增长，1995年首次突破最大可持续产量，达到4378×104t；2000年时达到最高水平，为5506×104t，是最大可持续产量的14倍；之后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该最大可持续产量的13倍以上的水平。

作为过度捕捞的结果，从东海渔区“近几年来主要捕捞种类的产量统计和渔获物的生物学测定来看，渔获物中优质种（如大黄鱼、小黄鱼、鲳和鳓等）的比例下降，主要捕捞种类小型化、低龄化、幼鱼比例越来越高。因此，海洋捕捞产量虽有所上升，但主要是靠大幅度增加捕捞努力量，加强对低龄幼鱼和低值小杂鱼类的捕捞得到的”（陈卫忠等，1997）。

（三）南海过度捕捞的状况

南海北部和北部湾的渔业资源主要为广东、海南和广西三省区利用，该海域的可持续产量合计为180×104t—190×104t（陈新军，2004）。该海区的海洋捕捞产量，1950年为81×104t，1955年下降到425×104t，1956年到1979年一直在40×104t至80×104t徘徊。1980年以后由于机动渔船数量的增长，海洋捕捞产量也直线增长，1980年为552×104t，1992年首次突破潜在渔获量，达2068×104t；1992—2002年实际捕捞量一直逐年递增，2002年已达到3588×104t，是潜在捕捞量的189倍。

以上指标表明，南海渔业资源也已处于严重的过度捕捞状态，渔获组成也向小型化和低值化转变，优势种类渔获率明显下降，捕捞量中约有60%—70%为低值的尚未成熟的幼鱼。不同时期的底拖网调查结果表明，南海北部大陆架区的渔业资源持续衰退，目前已处于严重的捕捞过度状态，现存资源密度02t/km2，仅相当于原始资源密度的1/20和最适密度的1/10（陈新军，2004）。

从上述我国实际产量与可持续产量的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近海渔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过度捕捞。这种过度捕捞是由捕捞能力过剩引起的，其导致捕捞费用过大，捕捞经济效益低下；同时，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也降低了水生资源的再生能力，浪费了鱼类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捕捞能力过剩所导致的鱼类种群枯竭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鱼类种群枯竭，该渔业的捕捞能力将转移到其他种群，从而导致其他种群的捕捞能力过剩，并进而导致其他种群的枯竭。我国目前许多海域渔业资源逐渐枯竭，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因此，近海捕捞渔业盲目发展带来的捕捞能力过剩问题已成为我国近海渔业的主要问题，对海洋渔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使沿海渔民生活和渔区经济的和谐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