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内地会与怒江傈僳族概况

  第一节  内地会在华传教活动概述

    一、内地会的创立、神学思想与组织特点

    二、内地会的本色化进程

    三、内地会在民族地区的活动

  第二节  怒江傈僳族概况

    一、族源

    二、语言

    三、20世纪上半叶怒江傈僳族社会、经济、文化概况

第二章  “傈僳族使徒”傅能仁与傈僳族教会的建立

  第一节  傅能仁的早期活动

    一、来华前的预备

    二、在云南腾越、保山的传教活动

    三、傅能仁早期宣教不利的因素

  第二节  创制傈僳文、建立傈僳族教会

    一、缅甸浸礼会与内地会的合作

    二、腾越宣教事工的发展

    三、宣教重心的转移

    四、创制傈僳文字

    五、傈僳族教会的进展

  第三节  富有成效的传教方法

    一、因地制宜的传教方式

    二、坚持本色化原则

    三、传教士的坚持与耐心

    四、传教的成果

第三章  杨思慧夫妇的传教活动与圣经翻译

  第一节  在云南潞西木城坡的传教

    一、在龙陵地区的活动

    二、木城坡教会的建立与发展

  第二节  里吾底教会的发展

    一、前往怒江上游的缘由

    二、麻栗坪、里吾底的福音传播

  第三节  傈僳文《新约》与全本《圣经》的翻译出版

    一、傈僳文《圣经》的印制

    二、傈僳文《圣经》的回顾

第四章  杨志英夫妇的传教活动与圣经学校

  第一节  查经班与巡回布道

    一、在云南的早期活动

    二、在麻栗坪的传教

  第二节  雨季圣经学校与教会教育的发展

    一、雨季圣经学校的建立与发展

    二、女子圣经学校

    三、青少年与儿童的圣经教育

    四、麻栗坪教会学校

  第三节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教会的态度

    一、国民政府对教会活动的抵制

    二、国民政府视野下的边疆安全与教会

  第四节  内地会撤离怒江地区

第五章  傈僳族教会本色化进程探析

  第一节  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的缘起

    一、本色化传教策略的提出

    二、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

  第二节  傈僳族教会本色化进程

    一、傈僳族教会本色化的由来

    二、教会的自传：本土传道人的培养

    三、教会的自主管理

    四、教会的自养

  第三节  与其他少数民族基督教会本色化的比较

第六章  20世纪50年代怒江傈僳族教会

  第一节  新政权对教会的改造

    一、中央访问团的活动

    二、新政权对教会的改造

  第二节  50年代怒江傈僳族教会的“三自”爱国运动

    一、50年代教会的自传

    二、50年代教会的自治

    三、50年代教会的自养

  第三节  50年代新政权教会改造探析

……

第一章  内地会与怒江傈僳族概况

内地会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于1865年创办。正如赖德烈（K.S.Latourete）赖德烈，传教士，美国历史学者。他于20世纪初在中国传教，兼从事教育活动。他主要研究的领域是中西关系史，侧重于在华基督教史，其论著《中国基督教传教史》为基督教史学研究的著作。所言，“从某些方面来看，内地会的成立与发展是中国基督教宣教史上最令人注目的篇章，戴德生是历代最伟大的传教士之一。在19世纪因各种目的（世俗的或宗教的）来华的外国人当中，因其宣教的成效而成为最具影响力的4至5位之一。”K.S.Latourete,A History of Christain Missions in China, Taipei: Cheng-wen Pub. Co., 1966; reprint of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p.382.作为拥有最多传教士人数的新教差会，内地会派遣的传教士几乎遍及中国的各个省份，该会的神学思想、组织结构、传教士的培训等深深地刻下了戴德生的烙印，办会的本色化策略对怒江傈僳族教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第一节  内地会在华传教活动概述

一、内地会的创立、神学思想与组织特点

经过在华几年时间的传教，戴德生认识到基督教的传播发展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面对中国人数众多的民众，传教士的人数实在有限。更为严重的是，传教士全部住在几个通商口岸，广大内陆地区无人宣教。因此必须妥善安排传教士进入内地，处理差会行政事务并通过合理的财政制度，对传教士给予合理的支持。1865年春，戴德生夫妇合作写成了《中国：属灵的需要与呼求》（China: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总结了几年的宣教，并表达了他对华宣教期望。最为重要的是，戴德生在书中提出了对华宣教的原则：

（一）任何具备合适资格的传教士候选人，不论宗派，只要拥有健全的基要真理信仰都会被接受。

（二）传教士要在生活所需上信靠上帝，差会并不保证任何收入，不借贷，只使用按时送来的专款。

（三）不接受任何团体或个人的劝捐。J.H.Taylor,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 p.87. 所谓不劝捐的意思，即不以捐款为目的集会，不在布道集会上向听众募捐。如1866年戴德生在英国西岸巡回演讲时，曾有人在会在提议捐款，即被戴德生拒绝，称“不想会众受情感影响而捐款，希望日后若有意，可捐助任何去中国宣教的个人或团体，或寄交内地会办事处。”

以此作为宣教原则，戴德生于1865年夏与原中华传道会的皮尔士合作，在伦敦郡立银行以“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内地会的名称是戴德生在朋友布迦的客厅中想出来的。参见徐欣娴，《全然为中国的戴家：从戴德生到戴继宗》，台北：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第80页。（后文简称为内地会）的名义开设户头，存入10英镑，正式成立差会。

内地会的传教策略与组织结构的形成，深受戴德生的影响。作为一个跨宗派的宣教组织，它并没有一个严谨而综合的神学思想的表述，其基本教义纲领可归结为：（一）受圣经感动，（二）视圣经是最终、唯一的权威，基督徒的指南，（三）信三一（Trinity）的教义，（四）亚当堕落而引致全人类的沉沦，（五）凭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带来赎罪，（六）将来的回报与惩罚，（七）此生试验的限制K.S.Latourete,A History of Christain Missions in China, Taipei: Cheng-wen Pub. Co., 1966; reprint of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p386, n.119. 赖德烈引自Hulbert,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Vol4, p.256. 。内地会的神学思想，是以“信靠上帝，一切凭信心做工”为中心的，费多（Klaus Fiedler）称之为“信心差会”（Faith Mission），这些神学观念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总结形成的。20世纪以后，内地会的大多数传教士持有基要主义的神学观点，这与上述内容也是一脉相承的。

内地会在组织结构、人员选择、资金筹措等方面有别于其他在华宣教的基督教新教差会，从形式上看，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差会，更像是一个“联邦似”的共同体，即由不同宗派、教会的传教士签署宣言加入，早期由戴德生领导，中后期由总部指导，各省监督管理的共同体。它具有以下七大特点：（一）以福音传播为主要任务。倡导深入中国内地，培训并借助中国同工传播福音。内地会特别强调福音传播，虽然内地会也从事了医疗、文字、学生等工作，但与其他差会相比，其工作的大部分内容是与直接传福音相关的。（二）内地会总部设立在中国，由在华传教士负责，并在时机成熟时交由中国本土同工领导。这样就可避免以前中华布道会因不了解国情而犯下的错误。其他诸如圣公会、长老会等多是由国外的董事会制定政策、指导工作。内地会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加快了本色化进程，教会的工作更多地交由中国教牧人员来管理。而在民族地区，特别是傈僳族、苗族地区，本土传道人从教会发展的早期开始就承担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三）内地会招募的传教士只需接受过正统神学训练即可，内地会更看重传教士属灵的素质，而非牧师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虽然内地会并没有规定传教士接受神学教育的学校名单，但20世纪以后，有许多传教士来自北美地区，而这些传教士毕业的学校，例如芝加哥圣经学院（Chicago Bible Institute）、多伦多圣经培训学校（The Toronto Bible Training School）都具有保守派神学的特点。来自不同宗派的传教士只需签署一份简单的信仰宣言即可成为内地会的传教士。不同背景的传教士以基督教基要原则为纽带共同合作，同时又保持了各宗派的特点，使得内地会具备了超宗派与国际性的结构特点。（四）采用“伙伴差会”（Associate Mission）的方式与其他差会合作，即一些来自欧洲或北美的差会自筹资金，名义上由内地会领导，资金由内地会上海总部管理，负责在华各个教区的传教。例如瑞华会（The Swedish Mission in China）等，被归为“内地会系”的差会。（五）女性传教士在内地会的宣教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与其他差会很少派遣女传教士相比，内地会不仅将女传教士差派到内陆省份，西北甘肃、新疆与西南贵州、云南等地都包含在内。其中不乏冯贵珠（Evangeline Frances）、冯贵石（Francesca Law French）姐妹、盖群英（Alice Mildred Cable）、杨宓贵灵（Isobel Kuhn）冯氏姐妹与盖群英这三位女性在中国西北传教，杨宓贵灵在云南怒江傈僳族中传教。详见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China: Her Life and Her People,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1946; Valerie Griffiths, The Ministry of Women i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1920~1990(unprint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58. 等著名人物。（六）内地会不进行劝捐，不设收捐站，不公布捐献者名单。捐献者将收到一份注明日期与编号的收据。《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杂志创办后，内地会便将捐献、收支情况明细发布其上。差会并不对传教士的薪金收入做出保证，并且禁止负债。（七）注重传教的本色化。内地会传教士按规定均穿中国服装，用本土语言宣教，在中式房子内进行礼拜Steer Roger，梁元生译：《挚爱中华：戴德生传》，香港福音证主协会出版，第22页。。

内地会所具有的这些特点，直接源自戴德生在华几年时间的宣教经历。作为内地会的灵魂人物，从内部管理而言，戴德生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在华亲自指挥宣教工作。英国本部则负责招募人员，处理财政，派遣传教士。这种模式在内地会发展早期提高了工作效率，发挥了较强的凝聚力作用。

二、内地会的本色化进程

内地会本色化（Indigenization）的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世纪如何有效地在中国传播福音，二是在20世纪如何有效地建立真正的本土教会。差会的本色化包含了传教士的本色化与差会组织的本色化两个层面。就传教士本身的改变而言，19世纪晚期内地会传教士所到之处，大多是风气未开的内地城乡，加之“疑洋排外”的情绪，造成宣教的种种困难。因此，在内地会本色化进程的初期，主要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消除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芥蒂，如何与当地同工搭配合作。蔡锦图：《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建道神学院，1998，第170页。差会的本色化，意味着要建立适于中国宣教的机构，制定合适的机构运作规章。

因此，按内地会规定，传教士无论男女都必须穿着中式服装，男士还要剃发束假辫子。戴德生认为：“在不违反真理的大前提下，让我们把自己中国化……我们换上他们的服装，学习他们的语言，效法他们的习惯……外国人穿上中国服装，虽然还是被人认出来，但至少不会到处被人群围观；在街头讲道时，虽然衣服不吸引，但话语却吸引了很多人。”Steer Roger，梁元生译：《挚爱中华：戴德生传》，香港福音证主协会出版，第211～212页。为提高传教士的汉语水平，内地会于1866年开办了传教士语言训练学校，专门对传教士进行汉语及宣教事工的培训。名为语言学校，实则是传教士的培训中心，设男子部与女子部，分别位于安庆与扬州。学校主要的目的是“为新来的传教士服务，不仅是在语言学习方面，而且在传教工作的原则方面，给予他们最大的帮助。”J.J.Coulthard,“The Province of Gan-hwuy”,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uary 1903, p.4.日后在傈僳族地区传教的傅能仁、杨思慧、杨志英等人均在此处接受过培训。

内地会在华宣教伊始，即着力教会自传、自治与自养的建设，建立真正的属于中国人的教会。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中国教会的领袖也提出了本色化教会的观念，主要有两个焦点，一是如何使基督教适合中国之需要，二是教会的一切事工，应交由中国信徒负责诚静怡：《本色教会之商榷》，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

内地会从一开始就注重本土同工的培养与运用。在二十年代以前，内地会雇用的中国同工约有1412人从事福音布道工作，是所有在华外国差会雇用中国职员最多的。雇用从事教育事工的职员为629人，居于第4位，而从事医疗事工的只有84人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咏春等译，《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803页。。由此可以看出内地会对福音布道的重视。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工更多从事的是辅助性的工作，教会仍然由外国传教士管理。担任教区监督管理的中国同工数量很少，例如席胜魔负责山西平阳地区、洪洞等地区详见Mrs.Howard Taylor，刘翼凌编译，《席胜魔传》，香港：福音证主协会证道出版社，1988年。，王来全负责浙江北部地区等，到1920年，尽管中国牧师的数量只有32名，却是所有来华外国差会中人数最多的。20年代以后，内地会加快了教会自治的步伐，总主任何斯德（D.E.Hoste）认为：“……建立自治、自养和自传的教会，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必须将教会的监督权由传教士完全转移到中国领袖手上。”D.E.Hoste,“A Re-Statement of Policy”, China Millions, American Edition, Jan, 1929, p.3.1943年10月，内地会在重庆召开大会，总主任华福兰（Frank Houghton）再次重申内地会将工作交由中国同工的原则，认为内地会应成为教会的“辅助者”而非“管理者”。二战以后，中国同工已在内地会各个传教点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正如华福兰在谈及外国差会与中国教会关系时指出：“所有基督徒的工作自此都必须以教会为中心，而不是以差会为中心。只有这样，外国传教士才能为变化的中国所接受。”Frank Houghton, China Calling,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Newington Green, N.16,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L. T. Lyall, 1948 revised, p.190.

自养是教会本色化进程中最难以实现的部分。内地会的收入，来自欧洲、北美及中国等地信徒的奉献。自内地会在华宣教伊始，尽管面临许多困难，自养的政策仍严格地得以执行。但20世纪以前的“自养”，虽然奉献收入都源自信徒，教会按规定也没有负债，但其中很大部分的奉献并非源自中国信徒。这是因为内地会以尽快将福音传至中国每一个省为目标，传教士所接触的多为下层民众，信徒大部分非常贫穷，根本无力奉献。进入20世纪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善，到1920年，来自中国信徒的奉献已占到教会总收入的42%。后因社会动荡，部分教会自立，奉献收入降低，至1940年，中国信徒的奉献占教会收入的约19%蔡锦图：《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建道神学院，1998，第184～185页。。由于内地会并未建立大学，在教育、医疗事工方面投入较少，且中国同工的薪金在所在差会中是最低的，加之内地会以福音布道为主的传教策略，使得中国信徒的奉献能够基本满足教会日常运作所需。到1949年之前，内地会在各地建立的教会已实现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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