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美国的中国学谈起

第二章   生在中国

第三章   深入腹地

第四章   对中共革命成功原因的解析

第五章   新中国观察

第六章   经世致用

第七章   发展中国研究

第八章   中美关系新思考

第九章   教育公众

第十章   遏制而不孤立

第十一章   谨慎的乐观

第十二章   70年代的任务

第十三章   老问题与新挑战

第十四章   镇静“欣快症”

第十五章   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倒退论”的批判

第十六章   售台武器的建议

第十七章   与中国建立积极与全面的关系

第十八章   模式的变迁

第十九章   治学精髓

第二十章   经历、情感与个性

第二十一章   学术启示

参考文献

鲍大可年谱

鲍大可主要学术兼职

第一章 从美国的中国学谈起

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在历史上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古典中国学一般称汉学（Sinology），以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为主，旨在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文历史等方面特性， Yung Wei, “Social Science and the Method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A Critical Evaluation”, in Yu-ming Shaw, ed.,Power and Policy in the PRC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5),  p.323.属人文学科范畴。汉学在世界各地的兴起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由于美国是一个后起的殖民主义帝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打交道的时间较晚，是在中国从事商业和传教活动的后来者，因而相对于西欧、日本等国际汉学研究中心，美国的汉学研究也起步较晚。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美国商业资本向东方大陆的扩张，美国的传教士也纷纷漂洋过海前来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出于传教需要和对异域文明的浓厚兴趣，一些传教士开始对中国的语言、文化及风土民情进行研究。于是，裨治文（Elijar C. Brindgman）、卫三畏（Samul W. Williams）、丁韪良（William A. Martin）等美国最早的汉学家便从这批传教士中应运而生。裨治文于1932年在澳门创办英文月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主要对中国的历史、风俗、重大时事和传教士的在华活动进行报道，可谓美国最早的汉学研究刊物。1842年，裨治文、卫三畏、顾盛（Caleb Cushing）等一些在远东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员发起创立了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学会的宗旨是“传播关于东方的知识，促进对东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8页。其中，中国是研究的重点。美国东方学会的创建，表明汉学研究在美国真正扎根，并且进入了组织化的研究阶段，虽然它还只是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1848年卫三畏出版的二卷本著作《中国总论》，通常被学术界看做是美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之作。这一时期产生的具有同样重要影响的汉学研究成果还有卢公民（Justus Doolittle）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中国的现状与前景》和明恩溥（Arther Henderson Smith）的《中国的特色》等。从美国早期汉学研究成果所涵盖的内容来看，美国的汉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独具特色的总体论的特点，在研究内容上已注重对中国作总体性、全貌性的概括，内涵丰富，涉及面广，远远超出了欧洲传统汉学单纯的文化研究范畴。这意味着美国汉学研究一开始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美国现代中国学之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称的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雏形。地区研究也称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以世界某一特定地区为研究对象，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专门的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地区研究是美国汉学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是为“适应美国建设世界战略、准备战略政策的需要而产生的研究”。 [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93页。

但汉学作为一种严谨的学术事业，在美国获得长足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事，并且，这种发展还伴随着研究特征从古典汉学遗风向地区研究的实质性转变。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坐获渔翁之利，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将自己的扩张触角进一步伸向东亚。与此相应，为了促进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东方文化的了解，洛克菲勒等国内一些基金会也纷纷为亚洲研究大力提供经费资助。因此，从20年代开始，美国的东亚研究机构、中国研究机构在数量上得到较大发展，其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最有影响的当数1925年成立的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太平洋关系学会最初是由夏威夷关心太平洋地区社会经济事务的学者、商人和宗教界人士发起成立的，旨在“研究太平洋各民族状况，以求改进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在财政上受到糖业种植园主的资助。后来，学会进一步扩充，吸收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持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并且得到美国政府和一些财团的支持，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总部也迁至纽约，并在中、美、日、韩国、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加拿大、英国、法国、和苏联均设有分会。鉴于当时远东地区国际局势错综复杂，而传统的东方学对于解释这一地区的复杂现象又显得无能为力，太平洋关系学会在兼顾整个亚太地区的同时，把远东作为研究的重点，研究议程涉及美国政府急需了解的各方面信息，如人口问题、土地占有和农业技术问题、工业化问题、家庭问题、殖民机构问题、民族运动问题、劳工组织问题、国际政治关系问题、商业和投资问题，等等。所以，在哈佛大学等美国高等院校尚未设立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之前，太平洋关系学会是美国政府获得有关太平洋和远东地区详细信息的最重要的信息源。 同上，第36~37页。更为重要的是，太平洋关系学会使得传统的东方学、汉学开始走出古典语言文学、历史和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研究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地区研究由此成为东方学和汉学研究的新方向、新特征。但在地区研究兴起之初，中国研究仍未摆脱传统的从属地位，太平洋关系学会等学术机构的中国研究是在宽泛的亚洲研究背景中进行的。 John M. H. Lindbeck, 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1), p.36.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东地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加之中美之间不久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美国政府对亚洲问题专家和远东地区有关信息的需求加强，亚洲问题专家因此经常成为美国政府的座上客，尤其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基于在远东研究方面的突出地位，在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政治需要反过来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学术界对远东特别是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有关中国问题的地区研究因此活跃起来。

在中国研究方面，鉴于传统汉学无法解决战时中国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难题，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一些进步学者提出要加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并特别提出要突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新闻封锁，了解中国共产党力量的真实情况。为此，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分会董事、《太平洋评论》主编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美亚》杂志编辑比森（T. A. Bisson）曾于1937年夏天访问了中共在陕北的根据地。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刊物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但就对战时中国的观察实践来看，最值得称道的是以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和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等为首的一批左翼新闻记者，他们通过深入到中共革命根据地实地采访和考察而写出的《西行漫记》、《中国人民的命运》等采访报告首次使世人能够比较全面和客观地了解中国革命的真实状况和性质。从海外中国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这批西方记者可谓现代中国学的最早拓荒者。

现代中国学（modern China studies）与传统汉学的区别在于，现代中国学不仅把中国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加以专门研究，从而使中国学摆脱了对于东方学的从属地位，而且在于研究的重点不再囿于传统的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而是注重对近现代中国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解读与探究。从研究的性质和意义来说，现代中国学已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立足于解释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和为国家政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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