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序二

绪论

　一、研究缘起

　二、研究意义

　三、理论架构与研究方法

　四、研究目的

万荣后土祠古庙会

　一、对本研究基本概念界说

　二、后土祠古庙会活动

　三、后土祠古庙会祭礼祀仪式

　四、后土信仰文化整合研究

河津高禖庙古庙会

　一、河津市地理、文化概况

　二、高禖古庙会活动

　三、高禖信俗文化整合万荣大兴村古庙会

　一、万荣县地理、文化概况

　二、三官古庙会活动

　三、三官古庙会祭祀仪式

在戏曲萌生的百年间，河东祭祀礼俗如何滋养了新型杂剧？

　一、寻觅戏曲萌生时段的总体视角与基本观念

　二、戏曲萌生前夜各种艺术要素的涌动

　三、北宋市民社会饱含活力的文化生态

　四、标志戏曲萌生的文化事象

　五、新型杂剧三百年间的三种社会功能

　六、河东杂剧传统对元杂剧的孕育滋养

活态的社火表演

　一、新绛县地理、文化概况

　二、社火活动

　三、社火状况分析

　四、社火活动的民众思想

　五、乡民眼中的乡土文化整合

中文参考文献

后记

绪　论

河东，在我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里，曾为尧、舜、禹故都；这里经历的周、秦、两汉、魏、晋都是京畿重地；这里，山河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人才辈出，将相名流，代不乏人。

（运城市区图沈康图）

“河东”一词，以《左传》记载最早。《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于是秦始皇征晋之河东，置官司马。”《孟子·梁惠王章》载：“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这时的“河东”，还仅仅是地理范畴，指的是今天山西南部黄河以东的地区。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裴駰《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之三十六郡者：三川、河东、南阳……与内史为三十六郡。”在这里，河东郡首次在名次上居内史（王都直辖地区）、三川（指境内有黄河、洛水、伊水二得名）之后，排行第三。另宋代王应麟明确指出，“三川、河东居诸郡之首者，盖所以陪辅官中，地势莫重焉。”足可以体现出河东郡在诸郡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当时河东的具体范围，唐代杜佑《通典》中记载得很清楚：秦之“河东，今河东、绛郡、陕郡之北境、平阳、大宁、文城等郡皆是也。”足以看出秦时的河东，管辖范围大体相当于现在的临汾、运城两个地区。自此，“河东”的概念，除了其地理含义，也有了行政区划的含义。

“汉随秦制”，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只是在郡之上又增加了一级行政机构——司隶部与刺史部，河东郡在当时是属于司隶部的，直属中央管辖。郡治设在安邑，包括安邑、大阳（今平陆）、猗氏、解县、蒲坂（今永济）、河北（今芮城）、左邑（今闻喜）、汾阴（今荣河）、获泽（今沁水西南）、端氏（今沁水东南）、临汾、垣（今垣曲）、皮氏（今河津）、长修（今稷山）、平阳（今临汾南）、襄陵（进襄汾县北）、彘（今汾西）、杨（今洪洞）、北屈（今大宁）、蒲（今蒲县、隰县）、绛、狐讘（今永和）、骐（今新绛西北）。

魏、晋时期，变化较大。取消了“部”，设置了“州”，成为州——郡——县三级行政单位。河东郡的管辖范围缩减了一半，略小于今天的运城市区。只管辖安邑、闻喜、垣、汾阴、猗氏、解、蒲坂、大阴、河北九县。

到了唐代，“河东”一词所包含的地理概念，行政区域划分的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唐帝国地方三级——道、郡（府、州）、县行政机构中，都有“河东”的名称。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河东道就是其中之一。《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的河东道，包括了汉代的河东、上党、西河、雁门、代郡、钜鹿、常山诸郡，及赵国、广平国之地。共辖府二（河中、太原）“州十九、县一百一十，”大体相当今山西全境及河北、内蒙古之一部分。河东郡，共辖八县，即河东县（今永济）、猗氏县、安邑县、解县、虞乡县、桑泉县（今临晋）、宝鼎县（今荣和）、永乐县（今芮城）。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宋太宗改“道”为“路”，将天下分为十五路。宋仁宗改为十八路。宋神宗时又分为二十三路。至宋徽宗时增设京畿路，共二十四路。至此，河东路就包括府三（太原、隆德、平阳）、州十四、县八十一。并取消了“河东”的名称，原先所辖的县，分别隶属于绛州、解州和陕州。

元帝国建立后，把全国的行政区划改为路、府、州、县四级，路上有“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开始出现了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省”。“河东”一词，作为行政划分，在元代只指河东县。

明代取消了行中书省，设立了十三个布政使司，分管全国府、州、县。在河东大地，区划出六个州，蒲州、解州、绛州、隰州、吉州和霍州。“河东”一词，地志中已不再出现。

清时期把明代的布政司改为省，省下设道、府、州、县、这一时期河东道管辖的范围分别属于二府、四洲，即平阳府、蒲州府和解州、绛州、隰州霍州四个直隶州。

辛亥革命后，全国共有三十个大行政区划，即二十八省和西藏、外蒙两地区。山西省在辛亥革命后，成立山西军政府，后来在清军反扑下，被迫解散。以温寿泉、李岐山为首的同盟会会员，在运城成立“河东军政分府”。“河东”一词，经过数百年的沉寂后再次出现。民国三年，内务部规定，全国地方行政区划分为省、道、县三级，山西省分为冀宁、雁门、河东三道。此时的河东道辖安邑、临汾等三十五县，与今天的运城、临汾市区大体相当。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全国各省取消了“道”的建制，各县直接属省。从此以后，“河东”一词，再也没有作为行政区划使用了。

一、研究缘起

运城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最早叫中国的地方，素有“五千年文明看运城”的说法。世界上最早的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署猿化石——世纪署猿的发现，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证明运城是人类的远祖起源地，在漫长的华夏文明史前时期，河东地区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场所。位于黄河岸边的芮城县境内西候渡文化遗址，则将人类用火的历史推前了130万年。古代帝王尧、舜、禹的活动区域和建都之地，沉淀了极其丰富而深厚的古文化层。因此，古河东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特殊的重要的地位。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和越来越多考古资料充分说明，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

千百年来，古河东一直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从春秋到秦汉，有表演歌舞、滑稽、杂技、散乐、木偶戏的出现；隋唐、五代戏曲逐渐形成，有了具有表演形式的参军戏；尤其是唐玄宗还设教坊、兴梨园，招收梨园弟子，河东闻喜县的礼元镇就是因唐代曾有梨园而得名。河东的锣鼓杂戏更是盛极一时。宋代已有杂剧活动，到元代，杂剧日趋成熟，达到高峰。明初，蒲剧出现萌芽，明中期，蒲剧脱颖而出，也称山陕梆子，唱红京都，清代达到鼎盛时期。蒲剧不仅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影响衍生了众多梆子剧种，称蒲剧为梆子戏鼻祖当之无愧。由于河东戏剧渊源历史悠久，剧种多样，艺人云集，戏剧活动广泛普及而被誉为“戏曲之乡”。她是勤劳智慧的河东人民智慧与劳动的艺术结晶，是河东根祖文化中一枝奇葩。她不仅是中国戏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千古绝唱。

河东沉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与文化意蕴紧密联系的民俗事象也随着历史的变迁传承下来。在长期的民俗传承中，河东民俗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征，在黄河民俗文化中极富代表性。

河东是我的家乡，自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每每听到父辈讲一些乡村活动时，都会让我感到兴奋，让我产生想去看的冲动。在河东乡村，民俗活动非常兴盛，时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一边是举行祭祀神佛的仪式，一边是善男信女们进香朝拜、许愿求福；再有就是借此机会进行的文艺和商贸活动。四面八方赶来的信徒加上逛庙会看热闹的人们，便构成了庙会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在大量的实地考察过程中，笔者发现民俗事象是历史的横向呈现，也就是说流传至今的民俗事象，在作为当地民众的生活需求传承的同时，也承载着民众的希望和期盼。费先生曾经说过，“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合于其他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用作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这就是获得科学结论的最好方法。”选择河东乡村礼俗活动作为研究课题，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乡村礼俗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对此进行探讨，以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艺学的视角来关注河东乡村礼俗活动，以期在小范围的田野调查中获得研究成果，同时也期待获得一种做学问的方法。

二、研究意义

乡村礼俗活动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认为礼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鬼神祭祀的特性，有着迷信色彩；但是又要把仪式作为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这二者产生的文化碰撞，以及在当今社会大环境下，礼俗活动产生的影响日益扩大，都使我产生很多思考。通过在对河东民众对乡村礼俗活动的行为、互动等研究和分析，力图达到以下研究目的：

1.通过田野考察，深层次描述当前礼俗活动的全过程，折射出当地民俗文化形态；

2.运用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艺学的理论来分析和探讨礼俗活动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功能。只有保持活态的民俗事象，才可能在脆弱的民俗生态中得以延续生命。民俗是动态的，因为她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研究民俗文化的着眼点不仅要放在事象本身上，更应该放在执行了这一活动的人，即俗民身上。马志华：《民间舞龙习俗中的民俗主体与乡土文化》,收于蔡秀清、钱永平主编：《社火·社戏：从娱神到娱人的智慧》，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三、理论架构与研究方法

河东乡村礼俗活动的状况离不开她所处于的社会文化背景。民俗学家仲富兰在《民俗与文化杂谈》中认为，民俗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间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从本质上说，“民俗是一种带有鲜明特点的，沟通传统与现实、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文化现象。”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运用和吸收了人类学的理论学说。一是人类学把学者自己当成“工具”的学说，用以解决民俗学者对待民众的观念问题、参与观察的能力问题、田野关系问题和弹性听力问题等。二是人类学研究“他者”的学说，用以识别民间叙事的语言象征系统、身体运动规则、社会组织结构、地方文化脉络和民族认同机理等。三是人类学研究“民俗”的学说，用以接纳、欣赏和阐释民俗的非主流文化，扩大“民俗”的外延，提升民俗文化中美好的、和谐的、自然的和永恒的精神意义，在全球化、高科技、高消费的现代社会中，深植人文之根。董晓萍：《田野民俗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再者，人类学自称为“人与文化的学科”，重视描写文化、社会、人之间的关系。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如果想把人类学的这一观点运用到本土文化的研究中，那就必须在相应的理论框架中，找寻人类学的社会、文化、个人三者在本土文化中的契合点。

除了要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外，在本土文化研究中，采用文本证明文本或者文本与历史对接的方法，来佐证所要证明的民俗事例，产生的研究结果是不能令人信服和满意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得采用社会学的研究办法。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在董晓萍著的《田野民俗志》一书中指出：“从民俗学的历程看，在田野工作方面，与人类学的双跨现象更为突出，已建立了彼此共享的渊源联系，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成果也为多学科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