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一章  传统文人意识的消解与平民意识的形成

（一）城市文化的形成是文人化意识消解的基础

（二）明末清初商业文化的兴起与小说的繁荣

第二章  “救亡图存”话语政治背景下的矛盾抉择

（一）西学东渐的曲折之路

（二）盛世危言中的希望

（三）含苞待放的前夜

第三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萌动——世纪之交的文学革新运动

（一）近代文人从“士大夫”意识到“平民”文学意识的转型

（二）严复与林纾的翻译——近代翻译史的高潮

第四章  启蒙文化语境中的“五四”知识分子

（一）筚路蓝缕的现代勇士

（二）稳中求变的理性智者

（三）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想转型

（四）从“五四”小说看作家创作理念的变化

（五）从文学观转型看现代作家创作心态

（六）带来新世纪曙光的前驱

第五章  用文学诠释新思想的中国现代文学

（一）从“为政治”到“为人生”文学观的转型

（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三）鲁迅思想的另一种解读

（四）不同音符的时代交响

（五）“后五四”知识阶层的诞生与文学转向

（六）四十年代文学创作中的新潮流

参考文献

再版后记

第一章  传统文人意识的消解与平民意识的形成

（一）城市文化的形成是文人化意识消解的基础

所谓“城市文化”就是指与精英文化相对而形成的一种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化与通俗化的文化形态。如果说精英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那么市民文化就是社会群体；市民意识虽然决定不了社会的整体文化走向，但社会主体意识的形成如果忽略大众文化意识的存在，他就很难生存，它就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近现代社会不同于上古社会和中古社会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因为近现代与传统意义上文化的最根本区别就是“大众话语权”越来越受到重视，而“霸权话语”越来越走向弱化，或者说逐渐向民间化靠拢。

西方近代文化形成的基础是什么，应该说是以“文艺复兴”运动为背景突破中世纪教会的精神统治而逐渐形成的人文主义精神。而“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是什么，那就是作为城市文化主体的新型市民阶层的出现。正是这一新型阶层的出现，把以“神话”为主体的中世纪宗教从漫无边际的天空拉回到了地面，使“神”变成了不再神秘的人。

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传统意义上的儒家道德文化中的“重义轻利”的社会。如北宋的繁荣，就不仅仅是因为农业和农民的稳定，而在一定程度上以商业文化为基础的城市文化的出现，也是其繁荣的重要因素。当然，文化的繁荣其实是与当时政治上的开明不可分开的。而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开明和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背景下的城市规模的扩展，这就为市民文化阶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当时开封的人口已经达到150万人左右。这样的城市规模不用说是在近千年前的宋代，就是今天也是不算小的。所以当时能产生张择端的鸿篇巨制《清明上河图》实非偶然。《清明上河图》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在于它的文化价值。它是文人从传统绘画“写意”的文人内心世界和情感特征向市井社会下层转移视野的心理预示；是中国文人绘画中自我内心的浪漫主义夸张模式向现实主义绘画的一次转折。

而唐代业已形成的中国诗歌的完美模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致的诗歌范本。为什么宋代以后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而逐渐构建了一种新的模式——宋词呢？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不难看出，任何一次主流文学形式的转换，都不能离开社会现实和文化现状而孤立地看待，它必然有它产生的理由和依据。人们一般认为宋词是“诗余”，那意思是说词是由诗而来，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完全的，如果说从文学的承继关系来看是有道理的。但从文学文化学的层面看，显然是不完善的说法，因为词与诗的文学表达方式有着本质上不同，从这一层面看，词是对诗的一次革新。

道理何在呢？“词”与“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唐诗几乎没有叙事，而词则增加了叙事的成分。而且从语言上看，宋词也更加接近当时的口语，更加通俗，更加形象；从文学意向而言，尽管还有较浓的诗歌意味，但实际上更贴近现实的生活，更让读者有情节和故事的想象空间，如陆游的《钗头凤》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在市民文化兴起的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以卖艺为生存手段的文化现象的出现。一般认为，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为“话本”。其中代表作品有《简帖和尚》、《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是民间说话艺人的创作，既具有口头文学的清新活泼的特色，又发扬了志怪、传奇等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一定成就。宋代话本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而且中国最早的古典长篇小说的形成也无疑是首先在民间口头文学流传的基础上逐渐演化而成。“话本”既不同于传统的“志怪”和“传奇”的流传形式，又不同于后来的文人小说，它更接近市民阶层的心理和现实，不同程度反映了民间普通百姓的愿望和要求。无论在伦理思想或是政治倾向上，

不同于正统文学

它都是一种新的平民文学萌芽的基础。话本小说抛弃了正统文学中的一切清规戒律，具有灵活且极富生活化、情趣化和人性化的新鲜活泼的特征。它不是一种正统话语，更不是简单的民间文学，而是更受市民和平民易于接受的新的美学观念的兴起，因为它有着更为广阔的受众群体。也就是说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在看似不变的社会秩序中则蕴含着某种变化。“粗看起来，艺术创造似乎是部分可变因素和部分不变因素的互动过程。事实上，艺术创造既不依赖于‘独立的变项’，又不依赖于‘不变项’，它完全是相互依赖的变项之间互动的结果。艺术活动的所有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是在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中发生作用的。”［匈］阿诺德·豪译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所以，“话本”这一初具文学形态的艺术形式，是和北宋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以及政治文化发生变化而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市民阶层的形成有着紧密的关系。市民社会的产生，肯定会带来生活方式上的变化，而生活方式的变化，同时又会带来思想方式和心理以及道德标准的微妙变化。正是这一变化，无疑会在某种程度上引发审美趣味的改变，它为后来文学艺术的渐变已经埋下了伏笔。这一过程尽管不是一帆风顺的，会经历很多的曲折与反复，但发展的趋势则无法终止，一旦在某种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具备的情况下，就会破土而出。

所以宋代后的元代，不管政治上发生何种变化，而文学的变化和“革新”则是明显的。“一个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或者欣然接受，或者坚持自己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形式，这取决于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与地理和生态无关。西方的发展显示了地方传统不断削弱的总趋势。”［匈］阿诺德·豪译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编，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尽管，元代的文学和艺术并没有割断与传统的承继性，但它在承接前代的基础上发生了又一次的变革，那就是元散曲和杂剧站在了当时文学的前沿，而且更趋通俗，更加接近民众化和娱乐化。因为“种族和民族因素对艺术创造也是有作用的，尽管它们与各种历史因素相比具有‘停滞’的性质，但比起地理和气候条件来却有着较大影响，因为一方面民族性格对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和创造性具有‘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种族和民族也属于某种历史结构，同样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尽管如此，当我们考虑艺术和文化发展的地方因素时，我们仍发现，社会关系的作用比种族和民族因素要大得多。”同上。所以游牧民族中极其自由散漫的“娱乐文化”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当时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倾向。那么，在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化因素时不能不考虑占主导文化的民族因素。很显然，“元散曲出现在中国文学由上中古雅文学向近世俗文学转变的时期，它在语言风格、题旨境界等方面，均表现出迥异于诗词的鲜明美感风貌：以俗为美，这一总体审美特征，正是元散曲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作出的独特贡献，也是元散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杨景龙：《元散曲的俗美特质》参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说它具有俗美的价值，就在于它比传统的诗词更为形象化和情景化。譬如马致远的深受读者喜爱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虽然从这首散曲的内在本质上看，仍然表现出文人的特有思维和文学意境的表达方法，但画面感已经极为生活化，更让读者有亲近感。“元散曲的俗美特质首先体现在作品的语言运用上。清人李渔在《窥词管见》中说：‘诗有诗之腔调，曲有曲之腔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运用浅俗的口语描俗景、叙俗事、写俗人、抒俗情，乃是元散曲语言艺术的根本特征。”杨景龙：《元散曲的俗美特质》，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如果说散曲还没有完全脱离文人特有情调的话，那么元杂剧的出现，则大大拉近了文学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不仅是其思想性更适合民众的心理和愿望，而且其舞台性的特殊效果更为文学的普及化拓展了民众空间，即使是不识字的一般百姓，也可以欣赏。显示了正统文学思想被不断削弱的文学发展趋势，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文人贵族性文学理念被不断消解。

（二）明末清初商业文化的

兴起与小说的繁荣

虽然明代初叶，一部分文人试图恢复原有的传统，但随着明代晚期商业文化的再度崛起，小手工业的发展，城市文化的日益繁荣，对整个社会文化思想和价值取向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早在明中叶的王阳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自由”思想。他在“心学”为其核心的著述中不断阐述一些做事与做学问的道理。“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王阳明：《答罗整菴少宰书》，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古籍书店1992年，上册第76页。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 “理学”传统观念的趋向。嵇文甫在评价王阳明时道：“这种大胆的言论，正可和当时西方的宗教革命家互相辉映。他们都充满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精神。阳明实可算是道学界的马丁路德。”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不管怎样，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体系，为后来者的启示是明显的，他的一些大胆言论无疑为后学拓展了理论和思想的想象空间。他的“心学”本质上说是对“程朱”理学一定程度上的变革，具备了把个体从圣贤经书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基础。“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王阳明：《答顾东桥书》，参见《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书店1992年版。

如果说王阳明的学术中有了一定的离经叛道思想，而晚明的李贽则可以说具有了鲜明的离经叛道精神。“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此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此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过矣。”李贽：《续焚书﹒又与焦弱侯》，见《李贽文集》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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