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徐晓望徐思远

清前期闽台商缘的开拓许莹莹

晚清闽台商缘的发展黄洁琼

晚清闽台经济互动与台湾经济的雄飞徐晓望徐思远

清末民国闽台商缘的异化潘健

近六十年来闽台商缘的重续潘健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论明清闽粤海洋文化与台湾海洋经济的形成

徐晓望徐思远

在历史上，人类的海洋经济是其海洋文化发展的基础，而海洋文化往往又成为海洋经济定型的关键因素。台湾的海洋经济初步形成于明清时代，当其萌芽之际，台湾经济便受到了闽粤海洋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一影响渗透到台湾经济的各个层面，从而铸就台湾海洋经济之个性。

一明代闽粤海盗文化与台湾的开发

海盗文化是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海洋文化理论的黑格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提出：西方是以流动为特点的海洋文化，东方是以静止为特征的大河文明；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发达的海洋文化，参见：徐晓望《论中国历史上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征》，《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徐晓望《论古代中国海洋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广州：《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说：“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135页。这类以“征服与掠夺”为主题的海洋文化，即是海盗文化，它也是古希腊、古罗马海洋文化的一个特征。在中国的海洋文化中，海盗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内容。不过，明清时期海盗的出现，与明朝的海禁政策有关。

明代的海禁是中国海洋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中国唐宋以来传统的海洋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海禁最严厉的时代，多数港口失去了船影，北方许多地区，民众不以海鱼为食，马可波罗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渐渐退化为内陆商业城市，就连当地的福建市舶司，也从泉州迁到福州。但是，在研究明代初年的海禁之时，很少有人想到：其实明代的海禁政策并未在中国沿海得到全面的贯彻，至少在闽粤交界的漳州与潮州，当地民众仍然下海贸易，如果官军前来制止，他们便拿起武器反抗，于是形成了以漳潮人为主的闽粤海盗团体。明代初年，漳潮海盗多次与明朝水师作战，并将他们击败。徐晓望：《论明代双屿港的漳州海盗》，2011年8月浙江双屿港研讨会论文。于是，中国古老的海洋文化在闽粤边区得到延续，而海盗文化一时成为这一时代海洋文化的代名词。明代前期，漳潮人将自己的海洋文化发展到南洋的许多地区，这是郑和下西洋时在旧港遇到陈祖义为首的漳潮海盗的原因。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明代的海禁未能完全泯灭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它只是化明为暗，从海疆城市的公开交易变为海疆边远区域的私人贸易，而其贸易的主体，也从合法的市民变为非法的民间武装，这类武装，是当之无愧的“海盗”。

从明初以来，当海盗成为漳潮许多区域的“文化传统”，景泰年间，“月港、海沧诸处居民多货番，且善盗。”为了制止这些海盗，官府想尽各种办法。漳州知府谢骞的办法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将月港、海沧的民众请到府衙来做客，使他们没有时间去当强盗。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莅志，漳州府，谢骞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三册，第1855页。但这一办法肯定无法持久。其后王阳明、俞大猷等人的对策是在海沧、月港一带招募“海沧打手”充任官军，达到“以盗止盗”的目的。然而，迄至倭寇时期，仍然有许多漳潮人去当倭寇，因此，戚继光大败倭寇之后，“倭寇”的队伍不是从海上遁走，而是从福建境内逐步退到漳州和潮州，并在潮漳边界又坚持了十几年，一直到万历中期仍有活动。万历末年，漳潮海盗再度猖獗起来，并有泉州籍海盗参加，这就是袁进、郑芝龙系统的海盗。徐晓望：《郑芝龙之前开拓台湾的海盗袁进与李忠——兼论郑成功与荷兰人关于台湾主权之争》，漳州，《闽台文化交流》2006年1月。迄至郑成功崛起，闽粤海盗基本上控制了台湾海峡。正如崇祯年间的傅元初所说：“历稽往事，自王直作乱，以至于今，海上故不能一日无盗，特有甚不甚耳。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骛。”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二，兵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0页。

在世界史上，海盗是海上秩序的破坏者，同时，他们也是一批海洋冒险家，海洋上的边远岛屿常是他们驻足的地方。闽人探航台湾有悠久的历史，宋元时期，福建与台湾的联系已经相当频繁。台湾岛北部的流求国，“别置馆于海隅，以待中华之客”。李复：《潏水集》巻五，与乔叔彦通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20页。参见：徐晓望《隋代陈稜、朱宽赴流求国航程研究》，《福建论坛》2011年第3期。明朝海禁政策实行后，澎湖巡检司撤退至泉州，台湾海面一时罕有福建水师活动。但是，福建水师放弃的地方，往往成为闽粤海盗活动的区域。明弘治、正德之际，费宏在送陆君美的一文中说：“琉球、日本诸海国，去闽仅数千里，而彭湖、鼋鼊、高华诸屿，隐然可数于烟波浩淼之间。奇货珍材以售于华人，获辄数倍。故滨海冒禁之民，往往通贾胡，驾巨舶，倚风涛，旁午出没。”费宏：《太保费文宪公摘稿》卷九，送福建按察司副使陆公君美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31册，第435页。此文中的“彭湖、鼋鼊、高华诸屿”，便是当时对台湾的称呼。这条史料表明，闽粤海盗早在明代中叶就来到了台湾，乃至费宏等人怀疑倭寇也有在台湾活动。其实，明中叶以后的倭寇有一些为华人在中日学术界，最早持这一观点的有日本的田中健夫与中国的戴裔煊、林仁川等人。参见：戴裔煊：《明代嘉隆年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田中健夫《倭寇——海上的历史》，日本，教育社1982年。，而且主要是漳潮海盗。倭寇活动的后期，漳潮海盗受到沉重的打击，便向澎湖与台湾逃窜，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潮州海盗林凤、林道乾。徐晓望：《晚明在台湾活动的海盗》，北京：《台湾研究》2003年3期。万历三十年，福建水师参将沈有容在台湾海面袭击一股来自广东的“倭寇”，而后登上了台湾，访问当地的东番首领，从而使福建官府与东番首领之间建立了共同对付海盗的同盟。陈第：《东番记》，沈有容：《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本，第26-27页。万历末年，泉州同安人袁进纠合海盗驻扎于台湾的“赤磡（即赤嵌）”，他们有数千盗伙，并有大船数十艘。徐晓望：《郑芝龙之前开拓台湾的海盗袁进与李忠》，福建漳州：《闽台文化交流》2006年1月。袁进被招安之后，明末又有颜思齐、郑芝龙、李魁竒、锺斌等海盗团伙在台湾活动，他们也在台湾驻扎数年。崇祯十三年吏科都给事中王家彦在奏疏中说到：“闽省海壖，地如巾帨，民耕无所，且沙砾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赋急，穷民縁是走海如骛。长子孙于唐市，指窟穴于台湾，横海鸱张。如先年周三、李魁竒、锺斌等，其最毒者也。”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二，兵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6页。

明代的海盗往往是亦商亦盗。张增信认为，林道乾等人在台湾的海盗活动，对台湾沿海航路的形成有其重要意义。张增信：《明季东南海寇与巢外风气》，张炎宪：《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台北中研院1988年刊，第339页。事实上，袁进及颜思齐、郑芝龙在台湾时，也是漳泉海商在台湾活动的时候。明朝严禁月港的海商到日本贸易，但允许月港商人到台湾的鸡笼、淡水、北港等港口贸易，于是，漳泉商人以到北港贸易为理由申请“船引”，抵达台湾的北港后，又北上日本的平户及长崎二港。有时候，他们也在北港与南下的日本商人贸易，这便使台湾的北港成为一个贸易据点。袁进及李忠的海盗在名为“赤墈（今台南赤嵌）”的地方建立水寨，开始长期定居。徐晓望：《论明代台湾北港的崛起》，《台湾研究》2006年2期。其实，正是闽粤海盗的活动开发了台湾的北港、鸡笼、淡水诸港，而闽粤海盗的主要港口北港，恰是中日贸易进行的地方。明万历末年，台湾海盗袁进被招安之后，林锦吾成为台湾北港的海商首领，但其人无法处理当地商人之间的争执，不得不申告福建右布政使沈演等人。徐晓望：《早期台湾海峡史研究》，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第179-181页。至于明末海盗首领李旦及郑芝龙，干脆以北港为基地做贸易，往来于日本及台湾、漳泉之间。岩生成一：《明末侨寓日本的中国人甲必丹李旦考》，许贤瑶译：《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1年，第59页。天启年间，荷兰及西班牙的“海盗政权”出现于台湾。据张燮《东西洋考》的记载，荷兰人之所以来到台湾，首先是一些闽南商人将荷兰人带到澎湖列岛，在引起明朝抗议之后，又是李旦、许心素为首的闽南商人居间调停，最后明朝的官员默许荷兰殖民者占用台湾的北港。岩生成一：《明末侨寓日本的中国人甲必丹李旦考》，《东洋学报》第23编第3号，1936。

台湾分别被荷兰人及西班牙人占据后，再次成为国际海盗的巢穴。当时的荷兰人及西班牙人，都在海上劫掠对方的船只以及与对方贸易的中国船只，这给中国商人带来巨大的压力。不过，荷兰人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城堡，客观上成为闽粤民众深入台湾的据点。就在荷兰人城堡的周围，逃荒至台湾的福建移民开垦了大量的农田，发展水稻种植业和甘蔗种植业。然而，荷兰人的残酷剥削最终激怒了他们。为了对付荷兰及西班牙的海上力量，闽粤海商力挺郑芝龙及郑成功父子。徐晓望：《论17世纪荷兰殖民者与福建商人关于台湾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福建论坛》人文版2003年2期。而郑氏父子在海上崛起，也被明清二朝视为海盗，但就是在他们的领导之下，闽粤商人全面控制了台湾，郑成功及郑经将土地分给军队的将领，鼓励他们开发良田，发展农业陈汉光：《郑氏复台与其开垦》；曹永和：《郑氏时代之台湾垦殖》，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77页。，从此，台湾的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

总之，在明初的海禁之后，最早是闽粤海盗探索台湾沿岸的各个港口，并在当地屯住，从而开拓了台湾的对外贸易的港口。而后荷兰及西班牙人的“海盗政权”，在台湾南北分别建立了驻扎军队的据点，控制了部分沿海平原，这使台湾沿海区域进入农耕时代；迄至郑成功及郑经时期，闽粤民众对台湾的开发深台湾内地，为台湾平原区域的农耕经济及城市经济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