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清正醇厚的中国文化滋味

杨绛：边缘化的思考界域

路遥：应该这样保持对文学的虔诚

刘震云：表达即风景

余华：失望中的忧思

何频：向来一瓣香犹在

焦国标：博士更有颗平民心

二月河：砂礓般文字遍地开

孙方友:民间叙事的精神隐喻

陈涌泉:浅而不薄的追求

鱼禾：暧昧的唯美

李乃庆:气场、气脉与气象

八月天:月光的模糊与隐匿

孙瑜:我不卿卿，谁敢卿卿

麦启:神秘气场的逃匿与消解

墨棣：一抔黄土掩风流

乔小乔:温柔纤细的唯美银针

王婕:迷茫下的剥离、游离与迷离

王开凡:赤诚热爱结慧果

赵俊杰:个人生命史与民族历史的辉煌激荡

高金光：“浅草”还须没马蹄

牛文丽：审美写作的当下意义

傅爱毛：走进人性的深渊

江媛：让生活在诗中瘦身

汪淏：自白下面的精神救赎

杜禅：当代知识分子的“时局图”

刘再复：西风欧雨中的学术嬗变

耿占春:思考在梦幻里

谢有顺：常识后面的历史真相

何向阳：笔力重、才情盛、思想寡

李建军：吹皱中国文坛的一池春水

孙郁:苍茫的生命底色

葛红兵：学术丛中的“青麻头”

钱钟书:文化昆仑上的雪莲

张中行:人至晚景文臻精

鲁枢元：沉醉于学术的岔道口儿

陈平原：平原地貌的学术景观

刘小枫：开启神学研究的另一扇窗

单正平：平坦中的崎岖思考

余世存：体制外的思想坚守

敬文东：化识为智的诗性学者

艾云:用文字滋养心灵的葱茏

刘海燕：柔韧的批评锐度

谢泳：淡定的学术淘金人

李彦华：让红学充满民间气息

沉毅:才子共歌哭文人同命运

奚同发：庆杰的才气

刘宏志：《红楼梦》研究与中国生活反思

沉毅：庆杰先生赋

李彦华：红学中的“一畦春韭绿”

墨白:生命情感的证词

尚伟民:文化批评的银针

王辰迪:年年岁岁一床书

李晓娟：醉卧红楼

王庆杰：我一直在追求的语言风格

王庆杰：工具书品赏

后记

汪曾祺：清正醇厚的中国文化滋味

大学期间，我就喜欢汪曾祺的散文，买了一本《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后来又陆续购置了《汪曾祺散文选集》《旅食与文化》《汪曾祺自述》三本书。多年后，一位朋友送给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汪曾祺散文集：《人间有戏》《人间滋味》《人间草木》，再购置孙郁先生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放置书房，经常翻阅，温暖心怀，沁人心脾，滋润身心，这些书是我诸多藏书中的珍品。目前，汪曾祺散文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还停留在历史的维度上，论者多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文革中参与样板戏剧创作等多个历史维度点来探寻汪氏散文形成的文化历史脉络，忽视了从逻辑学层面也即文化心理学的横向层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汪曾祺散文骨子里追求写作与生活的统一。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对生活最真诚的坚守，也是对生活滋味最深入的咀嚼。生活是生命最本真的生存状态，散文是生活状态最真实的呈现。汪氏散文没有文人腔，而是充满生活气息。那些忆旧、饮食、花草树木文字，都是生活的表述，而不是艺术腔调的表述。汪氏散文不讲究艺术化的审美雕琢，也不遵从文艺写作美学的规律，而只是按照生活的真切感受，调动生活积累，把自己的认识体察感悟全都自自然然地写出来。汪曾祺是一位生活的热爱者，而不是生活的拷问者。他谈到语言，用揉面设譬，颇为生动传神：“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劲道，有劲儿。”艺术创作不是如我们惯常所言的“深入生活”之后的提炼加工，而是要“尊重生活”，把写作与生活如水和面般揉成一体化的面团。 这种生活是审美化的生活,远离生活中的邪恶、丑陋，追求宁静的写作心境，追求纯净的唯美境界。长期以来，我们解读沈从文、汪曾祺、孙犁、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总爱概括统称为“闲适散文”，总爱从明清小品文追踪索源。其实，在“闲适”的文字后面，流露着作家不同的写作心态。明清小品文闲适的后面，是作家枯寂孤独的心灵折射。沈从文的闲适是作家追求人格心理的逍遥。孙犁散文的闲适是游离于现实生活的孤愤，而汪曾祺散文的闲适是对人们生活观的校正，是对所谓革命生活的抗拒。汪曾祺先生在晚年的各种文章中表达了他对俗世生活的认识，“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掘进和开拓”，“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我不从生活中感到快乐，就不能在我的作品中注入内在的快乐。写旧生活，也得有新思想。可以写混乱的生活，但作者的思想不能混乱。”汪氏散文，在生活的审美与写作的唯美里获得了一种闲适的逃离，心灵的归隐，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怡然自得的心灵小屋。汪氏散文的文化价值不是体现在他有多么高深的思想，而是体现在那种对我们习焉不察的世俗生活温暖美好的描绘。当代学者孙郁先生称汪曾祺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认为他的写作“更好地处理了文学个人化问题。当人们还在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时，他无声地回答了诸多难题。”“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简直是我们躯体的一部分。”汪曾祺散文通过对草木、饮食的描绘，匡正了当代中国写作的生活异化问题，呈现了一幅幅世俗生活美好的画卷，提醒世人把眼光从那些貌似神圣高贵实则浮华虚浅的生活场景中逃离出来，在“豆汁、豆腐、马铃薯、萝卜、韭菜花、蚕豆”的世俗滋味里感受中国文化最美好最实在最本色的内在韵味。“中国的许多菜品，所用原料本不起眼，但经过一番‘讲究’，变成了人间至味。”这些世俗的话题，经汪曾祺点石成金的描绘，遂变成了艺术珍品。作家每一行文字，没有说教之气，在平和的叙述中，流淌着对凡俗生活无比的热爱之情。固然，作家的审美视角很狭窄，写作的切口很小，但是却能化俗为美、化俗为道、化俗为情。汪氏散文淡去了外在环境的色彩，充满个人性情趣味的精神色彩非常浓厚。审美情调清正醇厚，没有个人的怨气、名士气、颓废气，明朗清畅，生活的诗意与写作的诗情完全自然地揉和交融在了一起。

汪曾祺散文追求自然生态与写作心态的统一。写作从文化学看其实也就是一个人精神生态的培育。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就在于作家自觉地把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道法自然”的文化传统。“风骚”并重的中国文化表达，也是在尊重自然生态的宏阔背景下进行着文化生态的建构。人生活在充满勃勃生机的自然生态环境中，中国文化生态也是处处充满自然生态的生命气息。汪氏散文有很大一部分是“人间草木”系列，作者在“紫薇、腊梅花、天山行色、葡萄月令”等山川风物有滋有味的描述中，揭示了“寻常细微之物常常是大千世界的缩影，无限往往收藏于有限之中。”自然在汪氏笔下，成为他“仰观吐曜、俯察含章”的载体，成为个体审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生态的破坏，肇始于写作心态的破坏。乖戾、峻急的文风源自于焦躁、枯燥的心灵，冲和、淡雅的心境才能使作家笔下的文字“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文丽而不淫”。汪氏一篇《葡萄月令》在当代散文评论家范培松先生看来“是够格的散文家”。这篇观察细致入微的散文，把自然生态与写作审美心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二月里刮春风。

立春后，要刮四十八天“摆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

雪化了，土地是黑的。

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

葡萄出窖。

这些书写生命成长的文字，处处表现着作家对生活的无比热爱。文字洁净纯美，是自然生态与审美心态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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