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出版时间: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
本书概述:本书基于微观的事件、一线的人物、现实的故事、田野的调察…… 通过精心挑选的具体案例、公共管理视角中的“浙江经验”、碎片化的“浙江模式”的核心要义等得以逐步呈现。贯穿始终的专业视角、学理思考、问题意识、
作者姓名: 周志山 王锟 张凤合
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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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定价:78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微观的事件、一线的人物、现实的故事、田野的调察…… 通过精心挑选的具体案例、公共管理视角中的“浙江经验”、碎片化的“浙江模式”的核心要义等得以逐步呈现。贯穿始终的专业视角、学理思考、问题意识、人本维度等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行政改革”、“制度创新”、“行政权力”、“公共政策”、“电子政务”、“社会管理”、“地方治理”、“非政府组织管理”、“政府与市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绩效管理”、“行政法规”、“教育法规”、“教育管理”等主题下,“浙江经验”的公共管理主旨清晰可见。
作者简介
周志山 浙江兰溪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哲学研究。出版专著4部,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省部以上课题5项,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项。
王 锟 甘肃天水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从事儒学与政治思想研究。出版专著2部,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张凤合 河南固始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博士,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出版专著1部,在《中国行政管理》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
以地方创新推动民主与善治(代序)
前言
第一章 行政改革案例
1 “扩权强县”中的浙江地方政府转型
2 博弈论视角下的省管县改革: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
3 杭州市政府“开放式决策”的一般要义
4 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的“浙江经验”
5 西湖的非门票经济
6 杭州市“红楼问计”中的善治
第二章 制度创新案例
1 制度创新与制度分析:以兰溪市公交车改制为例
2 后陈创举:“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与运用
3 松阳县:“宅基地换养老”实践运作与制度创新
4 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永嘉燎原社的包产到户试验
5 网络社会中的政治参与及其政府管理应对
6 权力监督的新样本:乐清市人大常委会的“人民听证制度”
7 “仙居工业性投资项目行政审批40个工作日办结”中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分析
第三章 行政权力案例
1 公共管理中的权力冲突分析
2 政府权力的边界:以浦江的“道德革命”为例
3 公共管理中的角色冲突分析
4 公共管理中的利益冲突分析
5 武义高山农民下山脱贫中的政府职能
6 厦门PX事件的公共选择分析
第四章 公共政策案例
1 杭州市上城区“居家就业”政策分析
2 杭州祥符桥社区“村规民约”的制度分析
3 省管县体制的政策过程比较:基于浙江、吉林的比较研究
4 医疗卫生服务中的政府工具选择
5 桐庐“江南时节”民俗改造的公共政策分析
第五章 电子政务案例
1 椒江区网上审批系统建设实践成果与思考
2 地市级政府部门网站的绩效考察
3 警务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4 政企信息共享建设中的效果分析
第六章 社会管理案例
1 瑞安市“外来人口协会”的管理功能分析
2 “杭州经验”中的城市消费品质化
3 城市品牌网群与社会管理创新案例评析
4 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建设中的文化互信
5 “杭网议事厅”:信息化时代的社会管理新思路
6 浙江省农村低保建设:基于底线公平理论
7 诸暨“枫桥经验”: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样板
8 精神保障:老年保障的重要内容
第七章 地方治理案例
1 武义县“村务监督委员会”中的民主监督机制
2 得罪政府还是得罪百姓:义乌市大三里塘村村长金××的现实“困惑”
3 “村委会选举”的竞选策略分析
4 天台县民主决策“五步法”:后选举阶段的民主机制创新
5 航埠镇“两监督一赔偿”改革:从“软监督”向“硬监督”的尝试
6 龙溪乡:“村民代表会议主席制”实践与创新
7 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协商民主取向公共参与创新
8 庆元县委组织部技能型乡镇政府建设
9 上虞市“四不出村”工作法实践与创新
第八章 非政府组织管理案例
1 “车友会”组织与管理的文化分析
2 消费维权运动的组织分析
3 杭州市“丝绸女装行业联盟”中社会复合主体多元治理
4 “美之声”组织:治理理论下的政府与非营利性组织
5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优势及局限性分析
6 中国慈善乱像,是谁的尴尬?——基于“郭美美事件”的分析
7 慈善是一门生意?
第一章 行政改革案
例1“扩权强县”中的浙江地方政府转型
【教学功能】
本案例适用于《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地方政府学》、《“浙江经验”与“浙江现象”解读》等MPA课程的教学,旨在使学生理解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领悟(地方)行政改革之于和谐社会解构建的重大意义。其中地方政府的概念界定、行政改革的内涵与外延、行政改革的要求与启示等是本案例分析的重点。
【案例正文】
从1992年至今,浙江省已经进行了五轮强县扩权改革。扩权主要采取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减少管理层级,原来县报市再报省,改为县直接上报省审批和管理;二是由省以交办的方式下放,直接由县审批和管理;三是市通过交办的方式将权限下放给县审批和管理。
2002年8月17日,第一轮“强县扩权”在浙江展开。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推动下,313项本该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空降”到20个县级行政区头上:绍兴、温岭、慈溪、诸暨、余姚等17个县和杭州、宁波的三个区。这313项权限事无巨细,一一罗列,被认为是“真金白银”。这份浙江省委办公厅下发的文件涵盖了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几乎囊盖了省事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
文件里用四个字来概括扩权的总体原则:“能放都放”,即除国家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的外,须经市审批或市管理的,由扩权县(市)自行审批和管理;须经市审核、报省审批的,由扩权县直接报省审批,报市备案。用绍兴县一位企业家的话讲就是,“企业今后审批,要么到县里,要么到省里,市里这一关就直接跳过去了”。
随后的一条规定更加显示除了浙江省高层强力推行“扩权”的决心:对国务院有关部委办文件规定的,须经市审核、审批的事项,原则也可以放,具体操作中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采取省、市政府委托、授权、机构延伸、个案处理的办法;二是积极争取中央有关部委办授权或同意。文件语言很枯燥,但对于经济强县而言,这些话的意义是实质性的,几乎一夜之间,他们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和行政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
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创新,2006年11月浙江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这一次,义乌成为主角,因为这次扩权只针对义乌。文件这么描述:“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推动义乌优化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脚大鞋子小”、“馒头比蒸笼大”。经过几轮放权,义乌已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公务员考试、汽车换牌、卫生系统考试、班车票价核定等,这些以前必须在金华市(地级市)审批的权限,都已下放到义乌。
2009年年初,浙江省开始了第五轮强县扩权改革。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年8月该省还配套出台了《浙江省加强县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若干规定》,这是全国范围内首部关于“扩权强县”的省级政府规章。这个规章规定,凡是法律、法规、规章明确以外的省和设区市的管理权限,除规划建设、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外,其他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原则上应当交由县(市)政府或其相关主管部门行使。也就是说,义乌的经验已经开始在浙江全省推广。
(材料来源:陈世香、王志华:《行政案例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有删改)
【案例分析】
在我们分析地方政府转型问题之前,有一个概念必须首先弄清楚,那就是什么是“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对此的界定,见仁见智,中外皆然。一般说来,它是管理某一国家行政区域事务的政府组织的总称,通常与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相对应。在我国它主要包括省(市)、地(市)、县(市)、乡(镇)级政府。有时,人们又将乡(镇)政府、街道、居民委会员等(村民委员会)称之为“基层政府”(grass-root government)。
宏观上,地方政府改革主要集中于行政体制与政府职能两个方面(即“行政体制改革”、“行政职能改革”):前者主要体现在:行政区划、行政区域调整、区域(地方)合作、机构整合(机构精简、大部制等),后者则表现为行政管理职能的集聚、整合、细化、强化、弱化等,如权力集中、权力下放、建章立制(regulation)、放松规制(deregulation)、强化监督、弱化控制、注重民生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进行了不懈地探求,并且硕果累累。理论层面上的探索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陶学荣:《公共行政管理学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一是修改宪法,变地区行署为一级实质政权组织;二是撤省建区,区管市,市管县;三是撤销地区,全面实行市管县体制;四是撤销市管县体制,实行省管县体制。但是第三种方案被采纳,于1983年市管县体制在江苏省试点,并逐步全国推行,成为主流改革模式。
在政府职能改革方面,包括浙江在内的诸多地方政府主体更是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在职能定位方面,由“管理型政府”逐步转向“服务型政府”;职能核心由“经济建设型政府”渐次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决策模式由“技术型内部决策”渐渐转向“开放式公共决策”;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由“公共权力导向”逐渐转向“公民权利取向”……
本案例论及的浙江省“强县扩权”,行政改革意旨浓厚,它既有行政体制方面的些许调整,又有更多的政府管理职能的“扩权”。从2002年起,浙江省“313项本该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空降’到20个县级政区头上。……几乎一夜之间,他们在经济管理权限上几乎和行政上级地级市‘平起平坐’了。”尤其是经过2006年的第四轮强县扩权、2009年的第五轮强县扩权,包括义乌在内的县级市的行政管理职能空前强化,“凡是法律、法规、规章明确以外的省和设区市的管理权限,除规划建设、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外,其他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原则上应当交由县(市)政府或其相关主管部门行使”。
“强县”之所以要进一步“扩权”,是因为这些县(市)“脚大鞋子小”、“馒头比蒸笼大”,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强县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的发展,是为了探索经济社会发展中政府、市场、社会、企业之间和谐关系模式,是为了进一步保障广大民众的各种合法权利,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除此之外,“强县扩权”的“浙江经验”给予我们的主要启示还有:(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行政改革应始终围绕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人民服务”等核心公共管理价值观念展开,并以保护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为基本政策指向;(2)有效政府、顺势而为。行政改革中,抽象地谈论“大政府、小社会”“小政府、大社会”“大政府、大社会”之优劣可能对行政改革意义不大,问题的关键是从本地出发、因势利导、审时度势、有可为有可不为。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脚踏实地;(3)基层入手、顶层设计。广大民众对行政改革的期盼与热情,对改变现状的智慧与意愿,一点也不比政府官员少,时下我国行政改革的关键是政府、政府机构、政府官员能否放下身段,认认真真倾听民众心声,能否把广大民众的闪光智慧(哪怕是些许的、稍纵即逝的智慧)切实融入到现实的政策框架、政策实践中,少做或不做那些有违民意、有失民心、不利民生的事;(4)依法行政、法治取向。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民权利、制度创新、利益表达、利益博弈、利益分配等这些时下公共管理的核心要素,若要积聚起来共同成为行政改革的积极力量,其中的法制(依法行政)、法治(以法行政)的因素必不可少。
【问题与探讨】
(1)地方政府的改革过程,事实上就是不同政府主体之间利益表达、利益博弈与利益分配的过程,但这些都离不开公众的利益(公共利益)。结合本案例,说明如何看待和处理政府利益(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二者之间的关系。
(2)浙江省把更多的权力赋予县级市以后,地(市)级政府随之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境地(由“父子关系”变为“兄弟关系”),这种尴尬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
(3)从公共管理的视角,说明“强县扩权”与“扩权强县”之间的异同。你认为判断“强县扩权”行政改革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程序是什么?
【参阅书目】
1陈世香、王志华:《行政案例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易重华:《中国地方政府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王阳:《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定位》,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沈荣华:《中国地方政府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薄庆玖:《地方政府与自治》,五南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版。
6胡盛仪:《地方政府原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
7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8孙荣等:《行政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娄成武:《行政管理学》,东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齐明山:《行政学导论》,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案例撰写:李长根张凤合(主题:行政改革)2博弈论视角下的省管县改革: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