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左传》文学研究述略

　　一、宋代以前的《左传》文学阐释研究

　　二、宋元明三代的《左传》文学阐释研究

　　三、清代及近代的《左传》文学阐释研究

　　四、现当代的《左传》文学阐释研究

　　五、海外的《左传》研究

　第二节　《左传》文学纵深研究的空间

第一章春秋时期的历史巨变与《左传》的成书

　第一节　礼崩乐坏下的理性思潮

　　一、理性对天命的反叛与修正

　　二、对社会何以为治的理性思考

　　三、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理性认识

　第二节　史官地位职责的变迁与历史书写方式的变革

　　一、史官职责的变迁

　　二、历史理性的增强

　　三、历史载录与流传形式的多样化

　　四、从言事分记到言事相兼——历史载录方式的转变

　第三节　《左传》基本问题考论

　　一、《左传》的名称

　　二、《左传》的作者

第二章《左传》的编纂结构特征

　第一节　《左传》对《春秋》编年体的继承和突破

　　一、《左传》采取编年体的历史必然性

　　二、《左传》与《春秋》编年体的比较

　　三、《左传》对《春秋》编年体改造的具体手段

　　四、《左传》编年体结构的影响

　第二节　《左传》中的纪事本末体雏形

　　一、纪事本末体的概念及源流

　　二、《左传》纪事本末体运用的具体情况

　　三、《左传》纪事本末体的局限

　第三节　《左传》中的纪传体雏形

　　一、《左传》纪传体雏形的主要形态

　　二、《左传》纪传体雏形的局限原因

第三章《左传》的叙事艺术新探

　第一节　《左传》的叙事观念

　　一、《左传》对信史精神的强烈追求

　　二、《左传》对“春秋笔法”中“讳书”的突破

　　三、历史事实及发展规律符合道德的要求——《左传》叙事的自圆其说

　第二节　秉笔实书下的文学叙事

　　一、文学素材的选入

　　二、小说化的叙事手法

　第三节　叙事视角的多样化

　　一、全知视角

　　二、限知视角

　第四节　《左传》叙事法分类解析

　　一、顺叙及实叙、直叙、明叙、正叙和原叙

　　二、倒叙、逆叙、追叙、插叙、补叙、拖叙

　　三、预叙法、暗叙法、提叙法

　　四、侧叙、错叙、带叙、陪叙、串叙和对叙

　　五、语叙、言叙、虚叙、夹叙

　　六、连叙、类叙、琐叙

　第五节　《左传》神怪叙事及其原因探析

　　一、《左传》占卜、预言应验之原因

　　二、己虽不之信，必欲人信之

　　三、借天命、鬼神之意志，宣扬“德政理想”

　　四、结论

第四章《左传》写人艺术探析

　第一节　《左传》写人方法探析

　　一、言行表现法

　　二、虚实相生法

　　三、细节　传神法

　　四、遗形取神法

　　五、夸张虚饰法

　第二节　《左传》人物分类解析（上）——天子、霸主与国君

　　一、周天子形象

　　二、春秋霸主形象

　　三、其他诸侯形象

　第三节　《左传》人物分类解析（中）——春秋贵族群像

　　一、治国之能臣大贤

　　二、齐家之德高远见之人

　　三、贪婪虚伪、谗险奸诈之小人

　第四节　《左传》人物分类解析（下）——春秋干政妇女群像

　　一、参与政事的原因

　　二、内政外交中的具体历史活动和作用

　　三、动荡变革中的悲剧命运

　　四、对后世的影响

第五章《左传》的辞令艺术探析

　第一节　《左传》辞令与春秋政治文化

　　一、辞令与春秋礼乐典章制度及文化

　　二、辞令中的“规谏”主题与春秋贵族文化

　　三、外交辞令与春秋列国政治

　第二节　《左传》辞令的分类

　　一、辞令主体

　　二、辞令场合

　　三、辞令中的文体

　第三节　《左传》《国语》辞令的差异及原因

　　一、文本形态的差异性

　　二、两书性质和宗旨的差异性

　　三、具体辞令篇章的比较

　第四节　《左传》外交辞令的模式化

　　一、《左传》外交辞令结构的模式化

　　二、句式的模式化

　　三、固定外交用语及句型的反复使用

　　四、外交辞令模式化出现的原因及评价

第六章《左传》语言的美学风范

　第一节　《左传》语言的整体风貌

　　一、言简意赅、平实畅达

　　二、婉而成章、意在言外

　　三、骈散相兼、排中有变

　第二节　《左传》修辞手法举隅

　　一、比喻

　　二、互文

　　三、反语、顶真、借代及其他

　　附录《荀子》对《国语》思想的接受与革新

　　一、《荀子》对《国语》思想接受的可能性

　　二、荀子对《国语》王霸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三、《国语》：荀子“法后王”的思想渊源

　　四、结论

　　参考文献

绪  论

《左传》是一部系统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作者为战国初期鲁国的盲瞽史官左丘明。是书以《春秋》为纲，记事起于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详细载录了春秋时期周王朝及各个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活动。可以说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最丰富、最权威的资料。清代皮锡瑞评价《左传》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9页。从经学上说，《左传》自汉代就已经确立其儒家经典的地位。魏晋以来其地位与日俱增，历代从经学的角度研究《左传》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然而《左传》的文学艺术之高，文学成就之大，亦足以为后世师法。即便是历来从经学、史学角度研究《左传》的著作，也大多注意到了其文学的成就，如郑玄、服虔、刘知几等，更不用说从文学的角度阐发的著作了。朱自清先生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章学诚更是尊左丘明为“古文之祖”张德纯《左绣》序云：“自有书契，六经炳垂。是时，元气混沦，著华未泄。于是乎有辟生人灵慧之府，轩襄极致，以章天地之大文者，丘明氏实为之创，而庄周、屈原乃继之。”（清）冯李骅：《左绣》，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2-13页。也认为左丘明是文章的开创者，是庄子、屈原的先导。更有人认为《左传》的文学成就大于其经学上的成就，如朱轼云：“《左氏》，文章也，非经传也。……近《庄》《列》诡谲之风，启战国纵横之习。大率定、哀以后，有绝世雄才，不逞所志，借题抒写，以发其轮囷离奇之慨云耳。”（清）冯李骅：《左绣》，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2页。大有司马迁发愤著书之气概，可见，左丘明也是通过写史来抒发自己的感慨、表达政治历史观点的。唐宋八大家、桐城派散文家无不奉《左传》为圭臬。《左传》以其完整的叙事框架、生动的人物形象、儒雅的言辞谈吐，成为我国叙事散文和史传文学的双重典范。时至今日，不论是何人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无不把《左传》置于先秦历史散文中最显赫的位置，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国语》无论是材料的年代或成书都应在《左传》之前，但无一例外被安排在《左传》之后，就是最大的明证。

第一节《左传》文学研究述略

一、宋代以前的《左传》文学阐释研究

对《左传》自觉进行文学方面的阐释研究和借鉴由来已久。据《汉书·儒林传》中所梳理的《左传》在汉代的流传情况来看，如贾谊、张苍等，已经对《左传》的文学价值予以注意。随后司马迁在《史记》对于《左传》文学特征吸收更大。因此，在两汉时期，虽没有明确的《左传》文学研究，但《左传》的文学性已经对两汉的文学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此外，贾逵、服虔、王肃等精通《左传》的经学大家在为《左传》作注时，都做过疏通文义的工作。在此过程中，不自觉地对《左传》用字、文法的妙处进行阐释说明。如隐公元年传文“谓之郑志”，服虔解释道：“公本欲养成其恶而加诛，使不得生出（出奔），此郑伯之志意也。”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对郑庄公的内心世界作了精到的分析。即便头脑僵化的经生如李育之流，也认为“读《左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义。”（晋）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74页。对《左传》的文学魅力仍不能无动于衷。

晋人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对《左传》的文章特点也有一些总结，认为：“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6页。虽然杜预是想在主观上解释无传之经的必要性，但他对这些文字艺术性的概括确实是符合《左传》的实际的。唐代的刘知几、韩愈等人也开始注意到《左传》的文学价值。刘知几《史通》中的《杂说》《申左》《叙事》中对于《左传》的叙事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使得叙事在以后的《左传》文学研究史中成为重心所在。韩愈的《进学解》由于提出“左氏浮夸”这一命题，引发了后世持续不断的争论。对《左传》文采的富艳、夸张、虚饰等文学技法运用的探讨也逐渐深入。可以说，宋代以前的《左传》文学研究都是在经学研究的羽翼之下进行的，相关文学讨论十分精辟而引人深思，虽然不够系统，但这一时期是《左传》文学阐释的酝酿期，有了长时间的准备和积淀，摆脱经学的限制而独立关注文学性才有了可能。

二、宋元明三代的《左传》文学阐释研究

宋代之后，有不少学者开始用文章学的方法系统地研究《左传》的文学特征，这是与前代最大的区别。其中成就最突出的莫过于吕祖谦和真德秀。吕祖谦有《东莱博议》、《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续说》三部关于《左传》的专著（宋）吕祖谦：《东莱博议》，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春秋左氏传说左氏传续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东莱博议》选录《左传》文章60余篇，主要对它们进行史论性分析，影响极大。相对而言，《传说》和《续说》在论史的同时也有对文章章法的探讨，在《左传》文章研究上的价值更大。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是南宋时期影响很大的古文选本，它选录《左传》中多篇叙事、记言文章，对后世《古文释义》、《古文析义》等文章选本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中期以后，文学评点之风大盛，关于《左传》的各种评点著作也层出不穷，文学理论价值值得重视。重要学者及其著作有穆文熙《春秋左传评苑》（明）穆文熙：《春秋左传评苑》，四库全书存目，子部，第167册。、凌稚隆《春秋左传注评测义》（明）凌稚隆：《春秋左传注评测义》，万历十六年，吴兴凌氏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和钟惺《钟评左传》（明）钟惺：《钟评左传》，明汲古阁刊本。等。明代的《左传》评点著作一般都是史论和文论结合，大多是主观感受式的零散批点，没有形成缜密的系统。这也是中国大多数评点著作的通例。

另外如陈骙的《文则》、朱熹《朱子语类·论文》、吕祖谦《古文关键》、陈模《怀古录》、黄震《黄氏日抄·读文集》、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李凎《文章精义》、陈绎曾《文章欧冶》、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归有光《归震川先生论文章体则》、屠隆《由拳集·文论》《由拳集·言文》、朱全宰《文通》、王守谦《古今文评》等文话对《左传》的文学性也多有论及，具体内容散见文章各章注释。

三、清代及近代的《左传》文学阐释研究

清代文章评点之风日炽，《左传》文学评点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几部有较大影响的《左传》评点学著作。小说评点大家金圣叹亦非常看重《左传》的文学价值，其《唱经堂左传释》（清）金圣叹：《唱经堂左传释》，乾隆九年，傅万堂刻本。一部，专评《左传》。其《才子古文》一书选录《左传》文章数十篇，对每一篇的篇章结构、笔法都一一细致分析，影响极大。自此以后，《左传》评点著作就如雨后春笋般，纷呈迭出了。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部：王源《文章练要·左传评》（清）王源：《左传评》，清康熙居业堂刻本。、魏禧《左传经世纱》（清）魏禧：《左传经世纱》，《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韩菼《批点春秋左传纲目句解》（清）韩菼《批点春秋左传纲目句解》，光绪二十二年，湖南书局。、冯李骅和陆浩《春秋左绣》、周大璋《左传翼》（清）周大璋：《左传翼》，文盛堂重镌宋遂初堂藏版。、方苞《左传义法举要》（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台湾：广文书局，1977年版。、张昆崖《左传评林》（清）张昆崖《左传评林》，清刻本。、李文渊《左传评》李文渊：《左传评》，乾隆刊本《贷园丛书初集》。等。其中，尤以王源《左传评》、冯李骅和陆浩《春秋左绣》、方苞《左传义法举要》影响最大。王源的《左传评》和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都是选取《左传》中的精要篇章进行章法分析，总结其艺术规律，胜义迭出。《春秋左绣》更是《左传》评点史上的空前巨制，它对《左传》全书全文大到篇章结构、小到用字选词都作了细致的分析。尤其是在正文之前的《读左卮言》一篇，更是高屋建瓴地对全书章法、结构、笔法、艺术风格等全面地分析，对后人启发极大，此书既是《左传》评点的集大成之作，同时又开系统评论之先河，价值极高。书中对文本的详细解读，逐字逐句的分析，尤其可以看出作者的水平和苦心。钱基博、张高评等学者对此书都盛赞不已，此书也确实是我们研究《左传》文学的基本必读书目。

近代以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传统古文研究的治学方法渐受冷落，但这一时期也还出现了不少以文章评点方式研究《左传》的著作。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不少著作多以启蒙教材的面貌出现，因此，对文本的解读更为细致生动。这一时期代表著作有：林纾《左传撷华》林纾：《左传撷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吴曾祺《左传菁华录》吴曾祺：《左传菁华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吴闿生《左传微》（清）吴闿生：《左传微》，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何漱霜的《左传文法研究》何漱霜：《左传文法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等。其中以《左传撷华》和《左传微》的影响较大。林纾是清末桐城派代表人物，有《春觉斋论文》《韩柳文法研究》等古文理论著作。除了对文章章法的精妙分析之外，林纾还善于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出文本中隐藏的深意。吴闿生的《左传微》主旨虽然在于阐发《左传》“正言若反”的微言大义，有时不免穿凿附会，却也常有新奇透辟的见解。此外，他对文本章法、风格的分析也有较多可取之处。韩席筹的《左传分国集注》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虽然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于50年代，但它所用的治学方法、史评均未受马列主义的影响，仍属于传统的评点著作。可以说是《左传》评点学史上的殿军，同时也代表了在中国大陆延续了数百年的《左传》文学评点学的终结。

四、现当代的《左传》文学阐释研究

现代以来的《左传》研究，由于受到晚清经学与今古文学派争端及疑古学派的影响，众多学者都围绕着《左传》是否为伪书、《左传》作者及成书年代等问题展并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偶尔还能见到单篇论文进行探讨，但未能有一个确切的结论。这一时期，《左传》的文学研究相对较少，仅有陈柱《中国散文史》陈柱：《中国散文史》，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和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等少数文学史著作从文章学的角度，对《左传》的风格进行分析。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五、六十年，对《左传》从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有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几本重量级的《中国文学史》对《左传》文学价值的肯定和论述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将《左传》定位为历史散文，并对其艺术成就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影响巨大。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也发表了关于《左传》文学特征的论文，如陈咏光《略说〈左传〉创造人物形象的艺术》陈咏光：《略说〈左传〉创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光明日报，1956年12月16日第8版。、胡念贻的《论〈左传〉的叙事倾向》、郭维森的《〈左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郭维森：《〈左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教学与研究汇刊》，1958年第二期。等，论文的数量不是很多，研究范围还不很广。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的《管锥编》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一书中关于《左传正义》的67条札记，从书法义例、训诂、文学、风俗、思想等多个方面对《左传》进行探讨，提出不少新颖的观点，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很大启示。

从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的30余年，《左传》的文学研究逐步进入了繁盛期。传统的治学方法还在继续，并硕果累累，如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等。然而，随着各种西方文艺理论的全面引进，《左传》的文学研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研究方法和角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成果在数量、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纵观30余年来，《左传》文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数量十分可观，下面分别来谈。我们先看专著。

首先，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港台或海外，都出现了对《左传》文学成就进行全面总结、分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对《左传》进行研究的专著，影响甚大。如台湾学者张高评《左传导读》、《左传之文学价值》、《左传文章义法探微》张高评：《左传导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左传之文学价值》，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左传文章义法探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简宗梧《镕裁经史的经典——左传》简宗梧：《镕裁经史的经典——左传》，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版。及大陆学者郭丹《左传国策研究》、何新文《左传人物论稿》。张高评《左传导读》全面地清理了《左传》经学问题、作者及成书时代，为后两本书做了铺垫，也扫清了道路。《左传之文学价值》侧重于探讨《左传》在叙事、文章、传记等方面的特征及成就以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左传文章义法探微》运用古代文章学及评点学方法，对《左传》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虽不免有重复、琐碎之处，但却取得不小的成绩。张高评还有《左传之文韬》《左传之武略》及《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等著作，是对前三书的一些补充，也有一定价值。可以说，张高评是三十年以来在《左传》领域成果最为丰富的学者。只是，他一直坚持传统评点的研究方法，没有使用新的理论，这既是他的长处，同时也是他的不足。简宗梧的《镕裁经史的经典——左传》和郭丹的《左传国策研究》郭丹：《左传国策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左传》在叙事、人物形象塑造、战争描写上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较全面的概括。方朝辉《春秋左传人物谱》方朝辉：《春秋左传人物谱》，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版。选取《左传》中最主要的150多人，将《左传》中与每个人有关的史料全部辑录于一处，并对人物作了简明的评价，这是一部工具性质的书籍，为《左传》人物的研究带来巨大的便利。何新文的《〈左传〉人物论稿》何新文：《〈左传〉人物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专门论述《左传》写人方面的成就，并结合先秦时期“人”的觉醒，全面总结了《左传》的写人艺术，并整理出《左传》中的八个形象系列，重点进行八个个案分析，是近年来《左传》人物研究中成绩比较突出的一部著作。

美籍华裔学者王靖宇《〈左传〉与中国传统小说论集》与《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左传〉与传统小说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等著作在中国出版后，对《左传》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将西方叙事理论引入了《左传》研究之中，此后，中国学者纷纷仿效这一做法。先后出现了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单良的博士论文(辽宁大学)《〈左氏春秋〉叙事的文化阐释》等著作。这些著作在将西方叙事理论研究用于《左传》研究时，为适应中国的文化、文学特点，都对西方理论做了一些调整。

其次，结合春秋时期的历史文化现状来谈《左传》的文学特征，是近年来《左传》文学研究的新趋向。张树国的《春秋贵族社会衰亡期的历史叙事——以〈左传〉为例》张树国：《春秋贵族社会衰亡期的历史叙事——以〈左传〉为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黄鸣的《左传与春秋时代的文学》黄鸣：《左传与春秋时代的文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前者全面分析了春秋时期贵族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对我们认识《左传》所记叙的特定的贵族时代有较大帮助。后者则试图利用《左传》《国语》等相关著作，勾勒出春秋时代文学活动的基本面貌，并用地域文化视角来分析春秋列国文学的地域风貌的差异，颇有新意。

第三，《左传》的文学接受史研究也成为当前《左传》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才训《源远流长——论〈春秋〉〈左传〉对古典小说的影响》陈才训：《源远流长——论〈春秋〉〈左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是两部专门探讨《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关系的著作。孙著有开创之功，并专设章节比较了《左传》与希腊史诗，眼光独到。陈著则分析更为详尽、细致。刘成荣《左传的文学接受与传播研究》刘成荣：《左传的文学接受与传播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是一部研究《左传》文学接受的专著，该书分为四个部分：其一，考察《左传》的著述性质及成书过程；其二，探寻《左传》文学接受的根源；其三，勾勒《左传》文学接受的演进轨迹；其四，分析明清时期的《左传》文学评点。由此可见，真正探讨《左传》文学接受的只有第三个部分，是书开创之功虽有，但尚有许多补充完善的空间。

第四，关于《左传》评点研究以及《左传》学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继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之后，罗军凤《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罗军凤：《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李卫军的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左传〉评点研究》是专门的《左传》研究史著作。沈玉成、刘宁的著作首先将《左传》的基本问题作了梳理，并以史为纲，将《左传》学史上重要著作，特别是清代以前我们难以见到的珍稀资料网罗在内，是一部功力深厚的著作。罗著则弥补了《春秋左传学史稿》对清代《左传》研究评点著作收录不足的缺点，搜罗大量清代《左传》学著作；李著则专门介绍《左传》评点类著作，两书各有侧重，均网罗大量文献、分门别类，给后来学者提供很大便利。

三十余年来，关于《左传》文学研究的论文更是浩如烟海，不下数百篇，从各个层面对此问题加以探讨，其中水平差异很大，有的很有见地，但大部分都是在做重复的研究，意义不大，具体来说，大致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左传》的叙事研究。

如何法周先生《读〈秦晋崤之战〉——〈左传〉散文艺术手法三例》《河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文章以《秦晋崤之战》为个案，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左传》文章的艺术手法。首先论述了秦千里偷袭郑国的过程，看似与崤之战无关，然而正是作者表现主题深刻、处理材料恰切之所在。其次讨论了记叙与讨论的地位问题，认为《左传》重在记言。最后论述了《左传》的侧面描写和细节描写。何法周先生是近三十年来较早关注《左传》叙事艺术的学者。易平《〈左传〉的两种特殊叙事体例》《阜阳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认为《左传》有两种最基本的叙事形式，一种是“每事自为一章”，另一种是“分年散见，隔《传》相接”。特别是“分年散见，隔《传》相接”的论点是在综合吸收前人的观点基础上提出的，然而，也有自己的独见，为《左传》叙事艺术手法探讨史上的不刊之论。易平继而提出了《左传》的“绝不相蒙而连缀成章”的叙事之例，这是继承冯李骅的观点进行发挥。刘凤泉《〈左传〉叙事文学略论》《济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4卷第2期。从五个方面全面探讨了《左传》的叙事艺术的独特性——《左传》历史书写与叙事文学存在着部分交叉重叠关系。第一，从书写的材料看，《左传》包含着丰富的叙事文学素材；第二，从材料的加工方式上，历史书写和叙事文学也存在着部分交叠关系，文章分别从叙述语言层次、材料组织层次和人物描写层次三方面具体论述；第三，《左传》的叙事文学成就，首先表现为具体形象、丰富多彩、逼真含情的文学语言。这种语言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叙述语言具体形象；其二，人物语言逼真含情；其三，引用语言辞约义丰。第四，《左传》叙事文学的成就还表现在它波澜曲折的故事情节方面，从故事情节的完整性、曲折性来具体论述。第五，《左传》运用多种写人技巧，描写了众多独具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表现了叙事文学的长足进步。刘凤泉立足于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全面论述《左传》叙事艺术，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其他值得关注的论文还有罗军凤《文化和传统在“中国早期叙事文”中的迷失—对王靖宇〈左传〉研究的批评》《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夏之卷。和《论〈左传〉的特殊叙事方式—记言》《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加00年总52期。，丁琴海《〈左传〉叙事视角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张新科《〈左传〉叙事文的艺术结构》《人文杂志》，2005年第3期。，过常宝《〈左传〉虚饰与史官叙事的理性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贺陶乐的《对刘熙载论〈左传〉叙事艺术的阐释》《扬州的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刘希庆《论〈左传〉中的顺叙和倒叙》《海淀走读的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等，都对《左传》具体的叙事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颇有新意。

其次是《左传》的引诗、用诗研究。

《左传》是先秦典籍中引诗、用诗最多的一部，它与《诗经》这部文学的权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左传》引诗、用诗情况进行研究，既可以探究《诗经》在先秦时期流传、接受的实际情况和经典化过程，也可以考察《左传》的文学观念、思想观念。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三十余年来，学者们在此方面也发表了相当多的论文。

刘丽文《从〈左传〉看周代采诗制度的变迁》《北方论丛》，1999年第4期。考察了《左传》中引诗、赋诗的情况，认为进入春秋以后，源于西周的采献诗制度及行为在若有若无之间走向消亡，春秋中叶以后，这种采诗活动就彻底结束，上层贵族的兴趣已从献诗采诗完全转移到引诗赋诗方面。万平的《试论〈左传〉“君子曰”之引诗》《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从四个方面论述《左传》“君子曰”引诗的特色和意义：一，“君子曰”引诗之目的——减否人事，议论是非；二，“君子曰”引诗之方法——赋诗断章，余取所求；三，“君子曰”引诗之体式——格式固定，句法规范；四，“君子曰”引诗之氛围——时尚风气，注重实用。这可以说是对《左传》引诗、赋诗情况的总体论述。其他可注意的文章还有王清珍《〈左传〉中的楚人引〈诗〉》《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张林川、周春健《〈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王源明《从〈左传〉与〈史记〉称〈诗〉引〈诗〉的对比研究看〈毛序〉的作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韩国良《论〈左传〉“逸诗”的属性问题—兼驳前人对“古诗三千余”说的质疑》《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毛振华《〈左传〉各国赋诗共性考论》《江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也值得注意。

有关《左传》文学研究的论文所涉及的领域还包括《左传》的巫祝描写与梦境，《左传》的写人艺术，《左传》的行人大夫辞令，《左传》的修辞等问题，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五、海外的《左传》研究

相对于大陆和台湾，海外的《左传》研究也有自己的特色。日本学者在《左传》文献整理、注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安井衡《左传辑释》和竹添光宏《左传会笺》，在训诂及校勘方面贡献很大。贯名荀对冯李骅的《春秋左绣》作了不少增加、校订工作，弥补了这部《左传》评点著作的不少不足之处，很值得注意。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有《左传注释》与《左传真伪考》两部《左传》研究方面的专著。在文字、音韵和《左传》成书年代问题上有很多发明创见。美国学者Burton Atson在1962年出版的Early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以专门章节论述《左传》的思想、人物、叙述和艺术手法等方面。但是。总体来说，目前海外汉学界的主流还是将《左传》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材料来对待和使用，对其文学性的关注还相对较少。

第二节《左传》文学纵深研究的空间

由上述研究现状的分析来看，三十余年以来，《左传》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在一些热点问题如叙事、写人、战争和外交辞令、赋诗等方面，可以说硕果累累。然而，对于《左传》这部先秦时期的文史巨著的研究是远远不足的。从目前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左传》的文学研究还有相当大的空间，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西方理论的借鉴是研究《左传》文学问题的新方法和新思路，然而，从近年的研究状况来看，能很好地把二者融为一体的论文和著作并不多见，大多还处在介绍、套用的阶段，因此，运用新的理论开启《左传》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还大有可为。

其次，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有一套自身的话语系统，大量的“文话”著作及相关的理论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探讨古代散文理论的丰硕成果。这些文话著作或者散见于学者的文集之中，如朱熹的《论文》、王应麟《辞学指南》等，都包含在《朱子语类》和《玉海》中，没有独立成册；或者因为种种原因，不为普通学者所见，长期以来也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2008年，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历代文话》得以出版，大量珍贵的文话著作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在理论上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真是学界一大盛事。这些文话著作中的方法和观点，是在充分把握中国古代散文的自身特点之后提出来的。相比于一些扞格不入的西方文论，这些中国的本土理论资源更加弥足珍视。充分利用这些文话著作来对《左传》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

其三，研究《左传》的文学问题，当然离不开叙事、写人、辞令、修辞、文体等老问题，然而文学研究并不等于文学鉴赏。我们一方面要领略和介绍《左传》在这方面的成就和妙处，更加重要的是对其根源进行挖掘。比如《左传》叙事的断续问题，它的“隔传相接”确实很妙，但它的出现是与编年体的体例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情况在《国语》中就不可能出现。那么《左传》为什么会使用编年体，又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在写人方面，《左传》的一系列写人方法仍离不开体例的限制。《左传》的写人成就虽然很高，一些学者更是从春秋时期“人”的觉醒来探讨《左传》的写人特点，并认为《左传》是一部写人的文学。细究起来，这恐怕都是有问题的。《左传》是一部以“叙事”为中心的历史著作，写人并不是它的中心任务。写人是为了叙事服务的。在探讨《左传》的写人艺术时，如何认识它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与相互配合，这是重点所在，然而学界对此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左传》的外交辞令确实很妙，然而若把它们放在一起观照，其中模式化的倾向也很严重，这种模式化不仅表现在说理的套路上，更表现在遣词造句上。这虽然与春秋时期的文化习惯有关系，然而其中深层次的探讨也是必要的。然而目前学界对《左传》的辞令仍是一边倒的赞扬，还没有对此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只是传统的研究领域，更何况《左传》作为十八万字的皇皇巨著，其艺术成就远非上述这几个方面所能概括。比如《左传》叙述与春秋贵族的文化渊源，《左传》文风前后是否统一。《左传》收录了大量的人物的琐闻趣事，这些轶事一般篇幅短小，文字简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也可以暂且称之为春秋时期的“志人小品”。这些“志人小品”从形式、内容上看，都与六朝的“志人小说”特别是《世说新语》有很大相似之处，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二者进行渊源上的梳理和艺术上的比较也是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的。

正是由于目前的研究中还存在以上诸多问题，所以继续对《左传》文学作一些新的探究，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本文主要对上文中所提到的一些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作一些探讨，希望能对《左传》的文学研究稍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