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从企业文化与经营理念的角度,结合企业海外经营的案例与实际国际经济发展环境,分析了新国际市场的特征、不同利益集团下企业生存的环境和手段,并通过对15个跨国企业成长的历程来分析国际经营中取胜的手段与方法。
作者简介
喻莎莎 女,1984年生,河南安阳人,中共党员,经营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产业经济、企业跨国经营等。曾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参与国家级课题2项,省部级项目5项,厅级项目10余项。
第一章国际形势
第一节全球经济融合
一、网状生产体系
二、技术发展的渗透
三、货币流通性加快
第二节中国的发展
一、GDP值的飞速增长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
三、企业的进步
第二章国家的立场
第一节发达国家
一、美国
二、欧盟
三、日本与韩国
第二节发展中国家
一、亚洲
二、拉丁美洲
三、非洲
第三章企业的力量
第一节品牌的力量
一、现代汽车的成长
二、奢侈品的市场
三、耐克的国际化
四、www.hostelworld.com
五、SK建设的文化攻略
六、惠普的技巧
第二节创新的力量
一、苹果的idea
二、好丽友的“派”
三、星巴克的“氛围”
四、Penwick
第三节竞争者的力量
一、宝洁与联合利华
二、三星与诺基亚
三、家乐福与沃尔玛
四、Wal-Mart第四章文化的价值
第一节文化与国家
第二节文化与企业
第三节文化与个人
第五章风险的防范
第一节政治风险
第二节金融风险
第三节社会风险
一、认知的差异
二、价值观的差异
三、宗教的差异
四、社会交往的差异
第一章
国际形势
世界经济经过百年历史发展至今,经历了经济危机、金融海啸、海湾战争等波折影响,到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还是低于预期,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组织还在不断下调世界经济增速预期,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发达国家经济一改前几年的经济低迷状态,复苏速度有所加快,但是经济体内部出现分化,美国经济表现出较强的韧性,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基本上陷入停滞状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则进一步放缓。过去几十年里,全球经济已经基本实现一体化,世界贸易壁垒和投资障碍在不断被瓦解,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风起云涌,海外市场扩张和争夺已经成为企业的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次革命中已经不再扮演单纯的外围资源提供角色,他们也意识到在这样的全球竞技舞台中自己的地位应该怎样改变。
西方学者喜欢用“自由市场”来形容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状态,我们能够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品,其采购、加工、分销和零售要经过一长串批发商和零售商,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口味。我们可以买到中国、印度、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工人生产的服装,有无数种面料和样式。我们可以购买多种型号的汽车,可以挑选多种品牌的DVD播放器和平板电视机,可以买到合意的个人电脑,可以和相互竞争的投资人、设计者、生产商和分销商组成一个团队。每个人可以为自己谋利的动机,与市场的运转机制协调起来,促使人们去投资、生产和销售各种各种的产品、服务和资产。然而“自由市场”中的所有主导力量却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跨国集团,跨国集团的超市代表——沃尔玛和家乐福,跨国集团的服装代表——H&M等欧洲标牌,碳酸饮料的选择似乎只存在于百事集团和可口可乐集团之间,乘坐飞机旅行时——不是波音就是空客,汽车品牌的选择范围永远都集中在那几大品牌之中,个人电脑的芯片基本被英特尔垄断,软件基本被微软囊括。由此可见,“自由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是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从事的均为劳动密集型的活动,这种经济一体化的格局意味着全球化的收益大部分会流向跨国集团所在的国家,只有一小部分会流向低收入国家,并且这些低收入国家会对跨国集团产生强烈的依赖性。
第一节全球经济融合
一、网状生产体系
国际分工已经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从19世纪末欧美国家工业革命开始的技术变革,使得生产力进一步得到释放,经济原动力的变化,各类资源开始流动,继而影响了全球的生产布局。传统的贸易理论把国际分工分为垂直型分工和水平型分工,前者模式是指发达国家利用价格差优势掠夺落后国家的初级材料资源。例如我们经常说的“剪刀差”,因为落后国家生产结构单一,严重依赖本国所盛产的低成本初级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出口,这类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价格变动区间非常大,在多数发展中国无计划大量供给情况下只能由市场的需求量来决定价格,所以只能被动接受唯一的进口方——发达国家的压制价格,更不要提如何获得双赢下的合理贸易福利。发展中国家这类生产模式被经济学家们称为“贫困化增长”,也就是在既定的进口量下,如果单方面扩大本国对应商品的出口数量,只会使得本国出口商品的相对价值量不断下降,也就是贸易条件指数不断恶化,单纯的出口量增长只能让出口购买力指数上升而不能使贸易条件优化。而贸易条件恶化情况下,一国的贸易福利会不断丧失,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只能处于被剥夺的角色。
水平分工模式传统意义上是指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某个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利用不同国家的地理位置或者技术优势,来将某个产业的各个部件分开生产,或者在同一产业之间进行不同品牌的生产,然后互相贸易享受更多样化选择的消费模式。例如我们所熟悉的空客飞机制造,就是由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四国共同完成的,法国航宇公司生产含驾驶舱的机头段,中机身下半部分和发动机挂架,英国航宇公司生产机翼主体,德国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生产机身其余部分和垂尾,西班牙航空公司生产客舱门、起落架舱门和平尾,最终由法国航宇公司完成整机的总装。然而,2009年我国六家航空工业企业也参与了空客飞机的生产,负责A320系列飞机的升降舵、方向舵和水平尾翼。这说明了水平分工模式在当前国际贸易格局中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方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融入了这一生产体系,我们称之为“混合式分工”。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新兴国家的崛起,以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为例,韩国已经从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升级到了投资、创新导向阶段,并且实现了海外生产的扩张。
1980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崛起,海外投资的扩张规模逐渐渗透至全球每个地区和国家,当前的国际分工模式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现代生产分工已经不是在国家层次上的综合分工,而是深化到部门层次和企业层次的专业化分工。这种分工在国家间进行,形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以波音波音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制造商,也是美国主要的出口产品生产公司。波音747目前大部分已经停产,只有747-8还在投入生产。747型号的飞机为例,它有400万个零部件,由分布在65个国家1500个大企业和15000多家中、小企业参加协作生产,然后回到美国总部进行组装生产再向外出售。德国拜耳公司德国拜耳,世界500强企业之一,公司产品种类超过万种,德国最大的产业集团,包括生物技术、材料科技、医疗保健等。1992年入驻中国,目前在中国有23个子公司。也与35000多家国内外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拜耳公司向它们提供各类型的中间产品,由这些公司加工生产成各种最终产品。例如上海很多小公司都是做德国拜耳聚碳酸酯板的加工业务,从拜耳进口这些聚碳酸酯板,然后生产出各种工业器件提供给其他产业。iPhone高端手机,Dior眼镜,某些国际一流品牌的商品其零部件先从欧洲市场出口到中国,然后再从中国南部、东部加工作坊走向世界。种种现象体现了每件商品的生产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工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而是出现在世界各地,不同企业之间的协作生产。这种企业层次的国际化,使未来在一个企业内部进行的设计、研制零部件的加工或购入、组装和总装等一系列的活动环节分布到国外进行,即企业的不同部门、工厂、车间,甚至工段、工序等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组织,从而也形成了生产组织的国际化。
国际分工的发展也推动了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间的流动,各国根据自己的优势参与到国际分工当中,使得产品的生产更加精细化、专业化,同时可以让全球资源配置进一步实现生产成本的最小化,使各国都能互惠互利,取得各自的福利。并且,参与分工的要素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力、资本等,而是将技术、信息、知识、营销方式都变成一种生产要素。除此之外,各国的资源环境也成为国际分工协作的一个影响力量。过去的产业间贸易比例也在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产业内贸易的兴起,各个国家在生产制造中不再追求单纯的规模经济生产效应,产品的差异化、非替代化、不同层次的满足是新型生产模式的追求方向,也是提升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当前的国际分工形式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垂直或是水平关系来描述,这样的网状体系使得每个国家的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都有合作的产业连接,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更加紧密与复杂。
二、技术发展的渗透
随着生产分工的日益细致化,各国的国民生产总额中进出口生产所占的比重也随之大大提高,直接表现为现代国际贸易总额成比例增加,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企业都以这种、那种的方式卷入了国际商品交换过程。当前的国际贸易总额已占到世界总生产额的1/3以上,并且还在保持稳定的速率增长。国际贸易的商品范围也在迅速扩大,从一般商品到高科技产品,从有形商品到无形服务等几乎无所不包。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服务商品贸易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一股主流,通过文化传媒的方式影响消费者的主观意识,虽然再进行相关产业的渗透。现在在国内中小城市到处都可以吃“肯德基”快餐,喝“可口可乐”饮料,看“SONY”电视机,坐“福特”汽车,使用“三星”手机等等,各个国家的技术与文化已经和我国的消费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首先,从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来看,由于技术对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国际化自然会带动国际技术贸易的不断增长。根据资料表明:1965年世界各国技术贸易总额为30亿美元,1970年增长到110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初为160亿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猛增到400亿~500亿美元。其次,从研究与开发的情况来看,一方面由于各国在科技发展水平上的不平衡,有些企业为了获得先进的科技成果,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招揽人才资本,因而各国间竞相设立研究与开发据点便成了一种趋势,以至于许多企业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研究与开发网络,从而促进了研究与开发组织体系的国际化。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科技发展以高科技开发为中心,而高科技研究开发投入高,风险大,使很多企业感到力不从心,所以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间的联合开发,这是现代技术开发活动国际化的又一显著特征。例如,1990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西门子公司结成了共同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战略联盟,1992年初日本东芝电气公司也加入这一联盟,三家联手开发256兆位超微芯片,2012年10月,苹果也宣布了与HTC共享技术应用开发。
合资企业的产生也促进了技术的传播与发展,合资企业使得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进入发展中国家,也带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投入与资本的流通,并且刺激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消费力,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是一项互惠互利的政策。以中国为例,现在在国内随处可见的汽车大多都是“北京现代”、“东风日产”、“一汽大众”等品牌,国内含量条件是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国内新兴产业对发展中国设置的贸易障碍形式之一,要求进出口产品中必须国内的资源达到一定的比例才可以允许贸易。已经成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产品进入市场的一项主要贸易政策之一,通过要求产品的国内要素含量比例可以迫使跨国企业必须选择在本土进行生产出售,这样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得到技术渗透的影响力,可以促使本土民营企业通过模仿学习技术得到创新进而得到优势占领市场;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带动本国上下游供给产业的流动以及提高地区就业率,有利于解决社会平衡问题。
积极进行产业升级,重视发展高新技术,把发展高薪技术与劳动力资源优势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结构升级的关键,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迅速,知识产权保护也成为各个国家或地区关注的重点问题,知识产权虽然名义上可以保护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但是不利于技术的传播以及广泛应用,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还没有积极处理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存在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而知识产权的使用是有国别限制的,因此对于跨国市场的保护目前还无法得到实现。
三、货币流通性加快
当前社会的发展历程已经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走进了金融经济时代。目前金融工具已经逐渐多样化,不仅仅局限于货币形式的流通,还有股票、债券、期货、外汇等等。但是最主要的工具还是货币,因此,当前企业的经营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如何提高生产产量,而是要能够灵活运用裂变重组的资本对市场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而随着货币的作用增强以及利息率的提高,也产生了很多投资者,使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更加复杂。
1998年金融海啸,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使得人们意识到货币虽然是不同国家的银行对其进行管制,但是随着国际商品与服务交换的推动,使得货币也产生了同步的流通贸易,特别是国际投资生产使得国家间资金流动频繁,大大促进了投资金融的国际化。为适应国际化的潮流,也为了刺激本国的经济增长,各国放宽了对投资金融的管制,甚至采取诸多措施鼓励本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的货币流通数量日益增长。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例,从1991年到1993年,国际直接投资总存量的增长速度相当于世界商品和进出口的两倍,1995年国际直接投资总存量达25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资本的输出输入更加自由,金融资本严重地与商品资本相分离,脱离生产发展而迅速膨胀。
美国经济学者Kleter & Bardhan(1987)分析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的融资功能。他们认为信贷限制较低的国家会倾向于使用专业化外部融资的产业,而信贷市场限制较高的国家要么面临更高的外部融资成本,要么面临信贷配给,因此要将专业化于不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也有很多学者强调了金融市场也会是比较优势的来源,而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经济更容易分散需求冲击的风险,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非常低的国家,外部融资成本也非常高。目前,世界金融交易量已远远超过了世界贸易量。而世界大银行致力于在世界各国广设办事处、代表处和分行,建立海外附属银行以及附属金融机构,并与其他银行组成合资银行或国际银行集团。有资料表明,至1992年2月底全球至少有40家银行的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保持在25%以上。金融投资的国际化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和产品的国际化。
资本的流动如何影响国际贸易,一般在出现泡沫危机的前期,外国投资者会担心未来市场的风险增加,将会去银行提前挤提他们的资金,并且会影响到未来其他投资者对这个地区的投资,继而产生资本的断裂,并影响进出口贸易数额。随着总投资数量的持续降低,对外国商品的投资需求也会随之减少,因而产生一种很长的滞后性,所以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将会是长期的。
但是当前各个国家为了提高生产总值与社会福利,还是会大力引进外资,或者大量海外投资,促进货币的快速流动,金融国际化还是无法避免的选择,进而会使国家之间的债务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通过对欧洲国家贷款来振兴欧洲经济并且取得了成功,但是随着生产全球化的发展,本身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条件,贸易条件一直恶化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出口之下只能让进口的商品价值变得越来越贵,长期处于货币的逆差状态。例如2002年阿根廷因为债务过重,当时背负了大概1500亿美元的外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所提供的低息贷款,这些贷款压制着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使得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每年仅用于偿还公共服务和政府担保的外债就达到了160亿美元,占阿根廷出口总额的44%,GDP的10%。不仅仅是阿根廷,非洲各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都面对着同样的负债问题,为了避免出现债务危机影响国家安全问题,很多国家不得不大力减少政府的开支,包括对教育和医疗的投资,使得这些国家的整体环境变得更加恶劣,经济增长更加困难。因此,货币的流通与金融体系的融合会让这些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钱”产生更严重的依赖性,包括这些资本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例如利率上涨、汇率大跌等等。因此,债务危机已经成为全球的一个热门话题,究竟谁应该承担这些风险?债务国,还是债权国?事实上,是双方共同承担的一个过程,所以资本作为当前国际贸易的一个核心,应该需要一个良好的资本运营体系来操作,只有存在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综合上述的几点,当前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命运似乎都绑在了一条线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衰退,会影响到一系列国家的经济增长速率。如同凯恩斯的乘数效应理论,进出口贸易的减少或增加,都会对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减少与增长带来成倍的影响力。而正是因为国家之间的体制不同,政策不同,利益代表不同,很难形成一个完全自由化,没有障碍的国际市场。我们不能用过度保护的政策来影响自身的经济发展,也不能用完全开放的市场使自己的市场失去优势,丧失竞争力,因此在进退维谷的经济全球化形势中,每个国家都在寻求一种“互济互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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