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第一节　文学评论界与王小波热的文化现象

　第二节　从90年代文学看王小波小说的独特性

第一章　王小波的本土资源

　第一节　构建自我的精神家园

　第二节　王小波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

　第三节　王小波对中国当代资源的吸纳

第二章　王小波的西方资源

　第一节　王小波接受影响的主要途径

　第二节　王小波接受的西方思想资源

　第三节　王小波的文学观

　第四节　王小波接受的西方文学资源

第三章　王小波对中西资源的不同态度及其困境

　第一节　王小波对传统资源的否定和接受

　第二节　王小波对西方资源的接受及其困境

第四章　90年代与被改写的王小波

　第一节　激荡碰撞的交锋——90年代社会思想与王小波

　第二节　徘徊于市场与体制间——90年代文学与王小波

　第三节　夹缝中的生存状态——90年代媒体与王小波之死

　第四节　尚未进入的王小波时代

第五章　李银河之于王小波

　第一节　李银河对王小波创作的影响

　第二节　李银河与“王小波现象”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总  论

第一节　文学评论界与王小波热的文化现象

王小波（1952~1997）这位被称为“体制外作家”和“文坛外高手”的当代作家，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尚未有定论，但却以其独立于当代文坛之外、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充满想象力、机智幽默的文字，在当代文坛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的作品风靡一时，甚至出现“王小波热”的独特文化现象，研究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对王小波思想与作品进行了探讨，20世纪90年代末，王小波的自由立场和自由叙述姿态与时代潮流相契合，思想界对王小波的作品格外看重，对他随笔杂文的解读也较为深入，但随笔杂文并不是王小波的创作的全部，占其整个作品大部分的是小说，通过小说对人存在状况及其可能性的不断探索、在小说美学上不舍的挑战性尝试更是王小波天才创造，迄今为止，王小波的小说仍然等待人们去进一步深入解读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小波于中国当代文坛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其自由的精神立场和独特的文学风格上。王小波的自由思想来源比较复杂，既与其复杂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其接受西方思想资源有关，学者们对王小波自由主义思想从各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中，李慎之（1923~2003）、秦晖（1953~ ）、许纪霖（1957~ ）、艾晓明（1953~ ）、仵从巨（1951~ ）、崔卫平（1956~ ）、戴锦华（1959~ ）等人文学者对王小波的思想渊源、文学特点和价值等都有深刻的论述。

李慎之在《悼念王小波》王毅：《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一文中称赞了王小波对“文革”的深入批判以及对90年代以来借爱国主义之名泛滥的国家主义思潮的痛快淋漓的讽刺，体现了作家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认识和忧虑。当然，作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正如秦晖在《流水前波唤后波》王毅：《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中所讲，王小波并没有像亚当·斯密、萨缪尔逊等人建立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或洛克、李普塞特等人构筑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或边沁、罗尔斯等人构筑自由主义伦理学体系，但是他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实质性把握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路径是一以贯之的。由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土壤与时代背景，王小波独特的知识结构与人生经历，更由于他的天分与创作个性，使得他能够把文学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性眼光成功地结合。许纪霖分析了王小波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思想传统的承继性，从其思想脉络来看，他的自由思想与中国的传统自由主义一脉相承，但又不同于中国的传统自由主义，而是中国自由传统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相碰撞后的产物。王小波崇尚的理性主义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欧陆唯理性主义的，另一条是英美经验主义的，王小波选择的是英美的经验理性，是经验理性的自由主义，王小波继承了顾准以后的精神转向，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是特立独行的。朱学勤分析了王小波被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广泛接受的原因：其一，他有不同于中文系的知识结构，且站在英美自由主义理念上写作的“异数”，他的写作是“另一类写作”。其二，王小波的作品呈现了自由主义的韧性风格，低调进入，同时还能守住必要的精神底线。其三，独特的生存方式，自由主义不仅是学理意义上的，更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态度。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文章分两部分载于《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版》1999年1月5日。朱学勤的论述代表了思想界对“王小波热”作为一种现象的认识——王小波是自觉立足于自由主义立场的，无论其杂文还是小说，贯彻始终的是对极权主义、文化专制的拒斥和戏弄。他称得上当代自觉的自由主义思想者——他不是要构筑复杂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文学性的形象化思考，将哲学的叙述转变成小说的形象语言，用小说形象和情节来阐明自己的立场。

作为作家的王小波，他的思想震动、启发和顿悟的还是来自于文学领域，实际上，从他的创作来看，其思想资源和创作养料更多的是从自己的中外同行身上获取的。王小波固然深受英美自由主义濡染，但他的文学渊源也有许多来自欧洲大陆，包括法国“新小说派”、“新寓言派”，如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图尼埃尔（Michel Tournier，1924~ ）、莫迪阿诺（Patrick Modiano，1945~ ）、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1903~1987）以及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 ）等二十世纪后半叶叱咤文坛的欧洲文学巨匠。当然，英美文学尤其是“黑色幽默”派对他的影响也同样深远。王小波在其杂文中曾承认自己师承的是50年代以来的汉语翻译文学，而这些翻译文学绝大部分都是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将王小波的文学资源进行了梳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溯流探源，如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1923~1999）等对王小波产生影响的作家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对于王小波的西方思想、文学资源进行系统探讨的学者是仵从巨教授。王小波的精神资源极为复杂，简单讨论一方面或几个思想家的影响始终难以阐释他思想形成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王小波而言，“家庭”、“学校教育”、“阅读”等都对其最终思想的形成发生作用。“家庭”给了王小波接触西方资源的宽松环境，“学校教育”培养了他科学理性的思维，而广泛的“阅读”则是王小波汲取精神营养的最主要途径，如此多种途径长时间、持续性、共时性地发生影响、产生作用并最终得以“整合”，形成他的自由思想和文学观。王小波拥有丰富的以欧美文学为主，兼及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在内的“西方资源”，他在“本土”以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身份、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意识，面对“本土”的素材与题材，书写具有当代性的“本土化小说”。仵从巨：《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载《文史哲》2005年第4期。

王小波的思想资源绝大部分来自于西方，因此他对某些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否定态度。王小波看到了自由平等的多元主义和科学理性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欠缺的，提倡“科学理性、民主自由”是他杂文的价值取向，他以“理性、科学”等西方视角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当然，仅以此为据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然而，否定仅仅是表面，实际上，王小波对于“本土的”传统文学和文化有着大量的借鉴和吸收，关于王小波的中国资源鲜有论者系统论述。虽然王小波对西方资源的吸收多于对传统的继承，但是身为成长于中国文化环境的本土作家，他不可能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王小波作为知识分子对当代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受到了人们的注意，不少论者认为王小波继承了鲁迅的批判传统。王小波与鲁迅所处的时代虽不相同，但却同样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继承与扬弃的矛盾，房伟认为鲁迅和王小波的文学有着诸多相似的特质，尤其是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王小波继承了鲁迅的批判精神，显示了中国文学内在的客观演变规律。房伟：《从强者的突围到顽童的想象——鲁迅与王小波之比较分析》，载《文艺争鸣》2003年第5期。有论者注意到王小波随笔杂文对传统文化的糟粕、民族心理劣根性的深刻批判，显示了强大的理性思考特色，这一点同鲁迅杂文有着相似之处。客观而言，王小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或继承了鲁迅杂文的批判性，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糟粕和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但无论在精神高度与批判的深刻性上都无法达到鲁迅的境界。

小说占有王小波作品最大的部分，也是最独具特色的部分，王小波小说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其富有个性特点的叙事艺术。在王小波的相关研究中，关于王小波小说叙事艺术的论文最多，主要集中于对小说形式的探讨上，分别从叙事学、狂欢化、黑色幽默、新历史主义叙事、元小说特征、后现代性等理论视角对王小波小说进行研究。王小波的小说无论是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情节，还是叙事语体、叙事笔调，都带给读者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从小说的叙事视角来看，王小波小说的叙事视角多变，他善于运用一种“儿童视角”进行叙事，这种叙述模式实质是一种“拟儿童”的叙述姿态，用儿童般的口吻来讲述成年世界，它巧妙地将儿童眼光所具有的好奇、自由、开放，同经验理性的冷静、宽容结合起来，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叙述方式。张懿红在《王小波小说艺术的渊源与创化》张懿红：《王小波小说艺术的渊源与创化》，载《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一文中，对王小波小说西方源流作了详细探讨，并对王小波小说的复杂结构进行了归纳，其小说结构具有诸如“多维叙事时空”、“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古今共时的结构”、“对话体叙述方式”等特征，这些提法均表明了王小波小说繁复的叙事结构具有后现代文本的特征。戴锦华在《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一文中认为王小波以若干不同角色和身份，在多个层面，以多重线索、多个视角构造了复杂且立体开放的叙事空间。关于叙事语言，我们不能不提到王小波所独有的“黑色幽默”语体，他的黑色幽默深受西方传统讽刺幽默文学，特别是受到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的幽默风格的影响，另外五六十年代风行欧美的“黑色幽默”文学对其产生的影响也不可低估。王小波的黑色幽默具有自己的特色，充满生活气息，以具有“京味”风格的口语、嬉戏游戏的笔墨、超常规的奇异想象构筑自己的叙述话语。也有论者从后现代主义角度来谈王小波小说的叙事方式，李娜指出王小波的多重叙事方式具有一些后结构主义的特征，这种复式的叙事结构与所谓的狂欢化小说的结构原则是一脉相通的。还有论者认为王小波吸收了西方后现代小说技巧，元小说特征是王小波小说叙事艺术独创之一，叙述者在文本中实施一种“自白式”的叙述，或讨论或虚构，甚至公然讨论各种叙述技巧，这都显示了元小说最显著的外部特征。韩彦斌：《论王小波创作的元小说特征》，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一些研究者还从巴赫金“狂欢”理论在王小波创作中的体现来探讨其创作实践。崔卫平的《狂欢诅咒再生——关于〈黄金时代〉的文体》王毅：《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6版，第197页。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从多个方面来分析王小波小说的文体特色，显示了其小说典型的狂欢化叙事特征。李娜借助狂欢化理论解读小说《青铜时代》，指出其从内容、形式、人物、情节、语言等方面均具有狂欢化文学特色。李娜：《狂欢化的历史传奇小说——王小波〈青铜时代〉研读》，载《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在《缘何奇葩放于斯——王小波狂欢化小说的背景和特征》李娜：《缘何奇葩放于斯——王小波狂欢化小说的背景和特征》，载《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一文中，她又从社会因素、个人因素和传统文化角度,对王小波式狂欢小说的背景及其特征进行分析,揭示了王小波狂欢文学产生于当今文坛的必然性及其中国特色。纵观王小波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其在早期小说中已有了怪诞的想象、夸张、变形（如《绿毛怪兽》、《变形记》、《这是真的》等）、顽童式的恶作剧（《地久天长》）等狂欢特征，但一直到《黄金时代》的完成才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狂欢式文体。作为成长于本土文化，同时又吸取了异域文化的思想者，显然，他的小说体现了东西方狂欢化文学特征的融和，在经过其个性化的创作,最终形成了既不雷同于欧洲狂欢化文学，同时又对中国传统文学局限性有所突破的独特的狂欢化小说。

性描写在王小波小说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性”是个人隐藏最为深刻的部分，透过性可以看到人以及社会的本质。长久以来，性被作为社会禁忌，人们羞于提及，但在王小波看来，性就是性，是人的自然欲求，无须遮遮掩掩。王小波小说的性描写不同于“遮蔽式”书写模式，而采取大胆的、自然呈现的叙述方式。时至今日,“性”已然成为理论界研究王小波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艾晓明是较早发现王小波的研究者，后来也成为作家的好友，她曾写过多篇评论文章，热情洋溢地赞誉王小波的创作，尤其是小说中性描写的价值，为人们接受、理解王小波起了重要的作用。李银河也对王小波文中的性作过较为深刻的分析，她认为王小波直率地描写性，其眼中的性，也如同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这样坦坦荡荡的性爱观让那些习惯于将性爱视为隐秘乃至猥琐之事的群体一时间无法接受和认同。李银河：《王小波笔下的性》，见王毅编《不再沉默》，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大多数的论者都指出王小波笔下的性描写超越了性本身，赋予了性一种更广阔的社会属性。同时，研究者们把目光聚焦于“文革”这样的宏观背景，在那样非理性的狂热年代，性被视为最为深刻的禁忌，王小波的主人公则以性爱为反抗的武器，肆意张扬生命的活力，对扭曲的意识形态进行嘲笑。还有论者从西方资源来寻找王小波小说性思想的起源，戴锦华从王小波西方经历出发，认为其受到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的影响，福柯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话语和权力的问题，并通过性关系来隐喻权力关系，这与王小波的小说颇为神似。此外，研究者们还关注到了王小波作品中虐恋的描写，李银河的性社会学，特别是关于虐恋的研究对王小波小说的虐恋描写影响颇大，李银河从社会学的专业角度来研究性反常现象，王小波作为研究的合作者，在此基础上创作虐恋小说自然而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价值。她的著作《虐恋亚文化》成为解读王小波虐恋小说的一把钥匙。由于虐恋是一种在统治与屈从的基础上运作的文化现象，因此虐恋中的受虐和施虐是对权力本质关系的隐喻，王小波借助虐恋这一具有西方文化特征的意象来揭示权力运作的秘密，王小波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明这样的心理机制：“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王小波：《弗洛伊德与受虐狂》，载《王小波全集》第一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15页。他用荒诞的受虐场景的展示来揭示权力运作的本质，达到对权力的讽刺与消解的目的。王福湘在《复调小说——王小波的一种解读》王福湘：《复调小说——王小波的一种解读》，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中归纳出其笔下虐恋的隐喻关系：发生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前者表达的是社会受虐倾向，而后者表达的则是性受虐倾向，虽然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虐恋，但是前者的社会批判意义更甚。王小波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能把人物受虐的场面写得极富创造性，这样的描写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

反“乌托邦”是王小波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王小波后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深刻批判。秦晖在《流水前波唤后波》中说：“中国文学的发展特点在于：由于‘反乌托邦文学’晚生，它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间应有的时间差被压缩到几近于无。于是在人家那里从扎米西京到索尔仁尼琴的不同角色，在某种程序上重叠到了小波一人身上。”王毅：《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作为知识分子小说家，王小波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极权主义。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极权主义早已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要撼动它也绝非易事。王小波选择了小说作为批判的武器，进行自我表达，例如，在谈到关于“乌托邦”的抒情梦想时，他认为“乌托邦”制度的荒诞之处：“首先，它总是一种极端国家主义的制度，压制个人；其次，它僵化，没有生命力；最后，并非最不重要，它规定了一种呆板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生活一定乏味得要死。”王小波：《〈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载《王小波全集》第一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他引用罗素的名言“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来阐明自己的立场，他认为若被规定了一切则根本无幸福可言，他从极权主义的另一面来寻找突破：“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王小波：《怀疑三部曲》序，载《王小波全集》第二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王小波后期的创作都是关于专制与极权主义的寓言式作品，他从中国历史、从专制主义传统中发现了极权主义的基础——那些隐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受虐与施虐、控制与屈服的文化基因，正如戴锦华所说：“如果可以说王小波成就了某种‘历史’写作，那么它不仅关乎于文革的历史，或中国历史，而且关乎于历史本身。一个学院式的说法便是：王小波的作品所指涉的是‘元历史’”。戴锦华：《智者戏谑》，见王毅编《不再沉默》，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这个历史循环不断重演，成为朝代更替周期的根本原因。对此，崔卫平也有精粹的评价：“王小波对于思想专制的批判，是一个长期以来存在的并仍将长期的任务，这个问题被有些人轻易地忽视了，好像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的大好时光。王小波的立场中，也包含后现代的成分，但他对于前现代的批判仍然是最令人瞩目的一部分。就这一部分而言已经构成当代思想文化的宝贵财富。”陶东风、崔卫平、雷颐：《语境与立场——关于王小波的对话》，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第41页。的确，近30年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许多知识分子忙于名利，昏然忘却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还有许多领域尚处于前现代社会阶段的事实，更多的知识分子得益于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对于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与问题缺乏必要的反省批判，难以发出知识者应发出的声音，王小波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对中国社会极权主义历史及其当代变异的清醒认识和绝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在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是对极权主义的鞭挞、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社会黑暗、社会不公的无声呐喊，相比于同时代的众多作品显示出强大的穿透力。

王小波去世后，身前寂寞的他瞬间“红”了起来，在学者、网络青年、大众、文学爱好者、媒体、李银河等的共同推动下，出现了所谓“王小波现象”的复杂文化现象。王小波对网络青年和“70后”、“80后”作家的影响较大，一些论者着重强调王小波对“70后”、“80后”作家，尤其是对“80后”作家的巨大影响。李静的《王小波：这一代的精神兄长》李静：《王小波：这一代的精神兄长》，载《南风窗》2004年第8期。分析了王小波被年轻人热捧的原因在于当下文化中的犬儒主义，缺少精神启蒙者，而王小波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空白，被青年推为精神导师。李凤亮、卢欣的《谁影响了这一代人的青春——80后文学出场分析》李凤亮、卢欣：《谁影响了这一代人的青春——80后文学出场分析》，载《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分析了王小波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有论者从媒体对王小波的文化偶像的塑造，从大众文化角度以及接受美学角度来分析“王小波热”的文化现象，李美皆在文章《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中表达对李银河给予王小波的解读的不认同，房伟的《十年：一个神话的诞生》房伟：《十年:一个神话的诞生——王小波形象接受境遇考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第年9期。和张慧敏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张慧敏：《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王小波死后的追念和活着的作品》，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则道出了王小波在媒体与大众的“共谋”下成为一个“神话”，媒体持有话语权，与网络青年一同塑造了王小波神话。然而我们看到，时至今日，“王小波热”虽然已经降温，但“王小波现象”到现在依然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这表明，王小波留下的文学遗产并没有过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展现出新的价值。

第二节　从90年代文学看王小波小说的独特性

王小波的小说被广泛接受并受到热烈追捧是从90年代末开始的，王小波被称为“特立独行”，首先源于他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一篇散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文章赞扬了一只与众不同、“追求”自由的猪，这当然表达了作家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联系到作家当时的处境“特立独行的猪”颇有意味，当时的王小波不仅没有加入任何文学团体和单位，有着当时少有的“自由撰稿人”的特殊身份，而他的作品更是与整个90年代的文坛底色不甚相同，凸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从叙事学角度来看，相比于90年代的文坛普遍的叙事风格，王小波的小说从题材到叙事结构、叙事话语等诸多方面都体现出他与众不同的独特性。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急遽的转型，社会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开始真正活跃起来。市场经济观念不断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深入人们的头脑，文学从80年代的社会文化主流逐渐边缘化。在80年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五四”的启蒙传统，在理论和话语领域探索和创新，整个知识界显示出蓬勃的朝气，几乎每一次新的理论和探索都会激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和精英意识逐渐淡漠，作家们放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个人化的叙事立场，整个文学潮流呈现出多元并存、多种价值取向并存的状态，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导致了文学创作的多样化。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如果说80年代初的“知青小说”、“伤痕小说”和“文化反思小说”还是在思考社会和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关系的话，那么80年代末之后，文学则逐渐进入市场，成为大众消费品。在市场经济的众声喧哗中，“个人化”、“市场化”写作占据了文坛主流，作家们纷纷放弃共同的启蒙立场，按照各自对文学的理解来创作，有的甚至转入极端个人化的“私人写作”。相比于这一阶段市场化的消费和文学精英意识的丧失，王小波的小说可以说是一次对文学自由精神的回归，重新找回到自由理性的立场。然而他并没有采用80年代文学的一般方式，将文学视为神圣事业，站在高高的文学祭坛上，以神圣的口吻向大众布道，而是降低姿态，回归到普通写作者的视角，采用冷静幽默的笔触来揭示历史和现实生活背后的真实。他的小说没有知青小说的那种控诉和愤怒，而是表现为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讽刺，他的批判不是“金刚怒目”式的，而是用嬉笑怒骂来揭露那个年代的悖谬和可笑之处，用黑色幽默的“轻”来化解现实的“重”，消解权力的虚伪野蛮，显示出自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