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章　国家博物馆

　1.1　国家博物馆发展概况

　1.2　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复兴之路”

　　1.2.1　展览特色

　　1.2.2　展览结构和方案

　　1.2.3　总结

　1.3　展览的结构特征和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发展动向

第二章　故宫博物院

　2.1　故宫博物院概况

　2.2　故宫博物院的展览

　　2.2.1　历史原状陈列展览

　　2.2.2　以教育为导向的专题展览

　　2.2.3　以展出文物为导向的专题展览

　　2.2.4　以方案主题为导向的专题展览

　　2.2.5　总结

　2.3　展览的结构特征和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发展动向

第三章　首都博物馆

　3.1　首都博物馆发展概况

　3.2　首都博物馆的常设基本陈列：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

　　3.2.1　展览结构和方案

　　3.2.2　总结

　3.3　首都博物馆的临时展览：城市记忆——百姓之家

　　3.3.1　展览结构和方案

　　3.3.2　总结

　3.4　展览的结构特征和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发展走向

第四章　建川博物馆聚落

　4.1　建川博物馆聚落概况

　4.2　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各种类型展览

　　4.2.1　抗日战争主题系列展览结构和方案

　　4.2.2　总结

　　4.2.3　文革主题系列展览结构和方案

　　4.2.4　总结

　4.3　展览的结构特征和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发展动向

总结

导论　研究对象和研究命题

当前的博物馆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在其框架中的博物馆开始更多地被作为具有保存社会集体记忆和建构文化身份认同的文化机构来加以看待。可对照Bodo von Borries: Geschichtsdidaktik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Eine Bestandsaufnahme zu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Geschichtsunterricht und Geschichtspolitik, in: Hans-Jürgen Pandel: Gerhard Schneider (Ed.): Wie weiter Zur Zukunft des Geschichtsunterrichts, Schwalbach 2001, PP. 7-32.  与此同时，博物馆机构更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体来行使其相关职能的。Anja Wohlfromm: Museum als Medium-Neue Medien in Museen. überlegungen zu Strategien kultureller Reprsentation und ihre Beeinflussung durch digitale Medien, Kln 2002, P.40; Katharina Flügel: Einführung in die Museologie, Darmstadt 2005, P. 97. 当前的中国博物馆研究在媒体传播学和文化学的角度上显得相对缺乏科学研究方法，在另一个角度上当前中国的媒体传播学研究中，也很少将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来认真对待，这也就是本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价值所在，即尽可能地填补相关研究领域中的不足并且在某些学术研究空白处做出尝试性的突破，同时借助相关研究成果展现当代中国博物馆所事实承担的社会和文化职能现状。

首先应当加以明确定义的是本书的研究对象。理论上涵盖了所有国内单个博物馆机构的“中国博物馆”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个具有均质性的概念，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现有的博物馆机构多种多样，彼此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所以在本书框架中对它们全都加以考察和研究其实是不可能的。可参照 Krzysztof Pomian: Was macht ein Museum erfolgreich, in: Museumskunde, 72/2, 2007, P. 16.  因此出于现实操作性的考虑，就必须从一开始对真正着手的研究对象加以选择和限制。 

在本书作者看来，在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工作成果中，历史展示最适于直观传达特定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认同，并且将其加以建构和保存，因为“我们对历史这个词的理解就是，所有那些在时间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总和，只要在我们的知识能够到达的领域里面。”Gustav Droysen: Historik. Vorlesungen über Enzyklop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1958, P. 6. 按照这种理解，人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就是能够完美涵盖自身集体记忆的范围的。此外我们还可以确证，在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博物馆实践与塑造集体历史意识的紧密联系。可参照Jana Scholze: Medium Ausstellung-Lektüren musealer Gestaltung in Oxford, Leipzig, Amsterdam und Berlin, Bielefeld 2004, P. 35.  在加工和展示历史的过程中，将事件和物品纳入博物馆保存的进程本身也就成为了历史经验或者历史意识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过去的年代便通过对事物的收集和保存就“作为某种被回忆的物品转移到了当下”，而那些被收入博物馆的物品从而也就“接受了赋予身份认同的功能”。Katharina Flügel 2005, P. 24; 可对照Aleida Assmann: Das Gestern im Heute. Medien und soziales Gedchtnis, in: Klaus Merten, Siegfried J. Schmidt, Siegfried Weischenberg (Ed.): Die Wirklichkeit der Medien.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 Opladen 1994, PP. 114-140.  

这种在博物馆实践中多数情况下以历史展览形式存在的博物馆历史展示，展览是博物馆最常见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媒介传达方式。Katharina Flügel 2005, P. 105.  在中国博物馆中同样也数量和种类众多。相应地本书也就将自身的具体研究对象局限为一些精心挑选出的中国博物馆中的代表性历史展览，并将它们作为重点案例来加以聚焦和分析，而为此所选择的那些历史展览则都具有通过展示中国自身历史建构赋予身份认同的中国社会集体记忆的文化功能。 

那么通过针对这样的研究对象所展开的研究工作能够取得哪些新的认识和判断呢？为此就需要进一步确定本书的研究命题，同时也就有必要对一些必要的理论性概念加以清晰定义。

例如就像“历史”这样的拥有许多意义维度的基础概念一样，为了这里的研究工作就有必要加以确切定义。通常来说历史概念被应用在如下的理论研究领域里面：史实、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Michael Maurer: Bilder reprsentieren Geschichte. Reprsentieren Bilder Geschichte? Zur Funktion historischer Bildquellen in Wissenschaft und ffentlichkeit, in: Klaus Füβmann, Heinrich Theodor Grütter, Jrn Rüsen (Ed.): Historische Faszination. Geschichtskultur heute, Weimer, Kln, Wien 1994, P. 61f. 人类史实虽然能够像自然现象那样作为纯粹事件来加以认识和观照，但是在实践中史实的加工和传播从来都无法脱离人自身的意识和意图。可对照 Karl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Zürich 1949. 因此史实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不同的历史书写和叙事的形式存在的，而在其中也始终渗入着历史书写者的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性的观点。接下来这种历史书写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又经由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的活动加以证实或者质疑。本书作者在这里无意展开关于史实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对当下的人们来说无法去直接触及相关事物，而只能通过史料来源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来加以探寻，Michael Maurer 1994, P. 62.而这并非本书的研究框架所能涵盖的。相对而言，本书的研究兴趣点则着眼在历史编纂学成果的博物馆展示的相关特性。  

德国文化学和历史学学者约恩·吕森（Jrn Rüsen）在其著作中指出，历史文化主要是由三个维度所决定的：美学、政治和科学。Jrn Rüsen: Was ist Geschichtskultur? überlegungen zu einer neuen Art, über Geschichte nachzudenken, in: Klaus Füβmann, Heinrich Theodor Grütter, ders. (Ed.): Historische Faszination. Geschichtskultur heute, Weimer, Kln, Wien 1994, P. 11f.  美学在其中是“各种历史传播的前提条件”，Thomas Thiemey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Das Museum als Quelle, in: Baur 2010, P. 75. 因为历史只有以美学加工后的形式才能被受众加以认知。这类或多或少带有虚构和乌托邦特性的美学加工能将历史文化的真相原则变得相对化。同上; Jrn Rüsen: Für eine Didaktik historischer Museen, in: ders., Wolfgang Ernst, Heinrich Theodor Grütter (Ed.): Geschichte sehen. Beitrge zur sthetik historischer Museen, Pfaffenweiler 1988, P. 16.  同时历史文化也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事物。在这种理解下，任何的历史书写都总是依附于当时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并且为了稳固秩序和维护传统而服务。Thomas Thiemeyer 2010a, P. 75; 可参照Benedict Anderson: Die Erfindung der Nation-Zur Karriere eines folgenreichen Konzepts, Erweitere Neuausgabe, Frankfurt/M. 1996, P. 180; Wolfgang Kubin: Gedchtnis, aber keine Erinnerung-Zur Instrumentalisierung von Geschichte im modernen China, in: Orientierungen-Zeitschrift zur Kultur Asiens, Nr. 1, München 2011, P. 1.  从这种视角出发，历史记忆也就具有在历史意识和单个主体的历史身份认同中将政治权力加以合法化的功能。可参照 Aleida Assmann, Soziales und kollektives Gedchtnis. Vortrag zu,Kulturelles Gedchtnis. China zwischen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Internationale Konferenz zum künstlerischen und politischen Umgang mit der eigenen Geschichte in China im 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 Berlin, 24. bis 26. Mrz 2006, P. 2.  最后是科学生产出了历史并且通过调查史料赋予历史可信度，Thomas Thiemeyer 2010a, P. 75. 从而人们才能将历史作为可靠的“真相”来加以接受。当然因此也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也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历史叙事和景象到底能够有多么可靠和符合真相。 

按照吕森的观点，在这三个维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紧张关系：美学想象和虚构能够影响到“政治的可行性”和科学的“经验的可信服性”；科学能被“变种为伪宗教”并且通过其教条化进而妨碍美学的自由和政治的行动力；最终政治则由于其专制特性而内在隐含有将科学和艺术降格为“其自我合法性的执行机构”的风险。Jrn Rüsen: Für eine Didaktik historischer Museen, in: Rüsen 1988, PP. 16-19; Jrn Rüsen 1994, PP. 12-26.   

吕森所描述的这种对历史文化的理解主要建立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原则上，他从而将美学和政治视为主观知识，而将科学视为客观知识，接下来他采用了传统的二分法本体论，并且尝试将“客观”科学与“主观”美学和政治截然区分开来。但是后现代哲学家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和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却对此观念持批评态度。拉图认为将自然与社会相割裂以及像吕森所认为的那种二元本体论都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他的观点是，将客观与主观、自然力量与政治力量以及科学和政治的割裂都是现代文化的专断建构。Bruno Latour: Wir sind nie modern gewesen-Versuch einer symmetrischen Anthropologie, Frankfurt/M. 2008, PP. 22ff., PP. 40f. 这些方面其实完全不是彼此鲜明区隔的，而是具有相同的来源，这也导致它们事实上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互相关联和重叠。为了能扬弃传统的二元论并且澄清这种具有混合特性的存在形式，拉图便借用了米歇尔·塞尔的所谓“似客体”（Quasi-Objekt）理论，这种似客体处于常规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并且能作为两者的混合体来理解。拉图将我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的一大部分——其中也包括现代科学的很大部分——都与这种似客体联系起来。Bruno Latour: Wir sind nie modern gewesen-Versuch einer symmetrischen Anthropologie, Frankfurt/M. 2008, P. 121; 可参照Michel Serres: Der Parasit, Frankfurt/M. 1987, P. 346.  从拉图的视角出发，按照吕森的提纲所呈现的科学、美学和政治的对峙就显得成问题了，因为按照“似客体性”的视角，这三个维度将无法避免地出现重叠和交集。 

为了避免出现由于成问题的概念系统所导致的迷惑，本书中便发展出了一套全新的分析提纲，以便更加确切地着眼当前的研究对象。从吕森的“美学—政治—科学”提纲出发，经过修正和充实之后，本书作者为这里的博物馆研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出来了“叙事—功能—真实”分析提纲。 

在后续的研究中，“叙事”指的是在展览中所应用的叙述建构方法和美学装饰，“功能”指的是在展览中所传播的政治和文化讯息，而“真实”则指的是在展览中所处理的历史过往事件。基本上来说，所有这三个维度都可以被视作和理解为“似客体”，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涉及自然事物和社会实践的混合体，因而这样的提纲就能够避免由二元本体论所可能导致的概念性问题。相应地也就可以进一步清晰界定对博物馆中的历史展示进行研究的根本目的，在本书中也就是对在所选出的历史展览中所表现的“叙事—功能—真实”维度间的确切关系进行观察和分析，进而去揭示其中所隐含的结构性文化特征。 

这一分析提纲也为研究博物馆的展示方案提供了有帮助的研究视角，例如在“功能”视角下就可以去探究，通过相应的历史展览传播了哪些政治和文化讯息，并且建构了哪些历史图景，与此同时也能相应去分析展览中的教导方法以及社会功能。而在“叙事”的视角下就可以去追问，这样的文化传播是如何通过特殊的美学和叙事策略推动和支持的。可参照Wolfgang Welsch: sthetik und Ansthetik, in: ders. sthetisches Denken. Stuttgart 1990, PP. 9-40. 最后“真实”的视角就可以展现出，所建构出的博物馆历史图景是如何与历史事实相区别的，以及这种区别体现出何种文化意义和社会秩序。 

在此基础上便得出了本书的核心研究命题：当前的中国博物馆历史展示中的结构性特征是怎样的？如何借助“叙事—功能—真实”分析提纲对其加以有效揭示？研究命题的第一部分不仅包括那些在所涉及的案例中被实际应用到的博物馆历史展览，而且包括那些在相应的博物馆中所传播的内在讯息。此外还涉及在所有这里所展示的案例中所呈现的是怎样的历史真相，以及这种展示是否符合真实的历史事实。 

重要理论依据

本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呈现所涉及案例的事实状态，而是进一步去探究其深层次的内在形成机制以及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相关研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的同时，保证该研究具有相应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本书作者为这里的研究工作挑选并引用了下列的理论依据，并且将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些专业理论展开后续章节中的分析和探讨。 

I.集体记忆理论

这种研究方向基于如下看法，即作为文化和教育机构的博物馆的文化职能在于保存特定的社会群体的所谓“集体记忆”并且维护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按照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观点，集体记忆指的是某群社会成员的共同记忆。这种集体记忆能被理解为该群体成员的共同生活的文化框架，它建造了单个个体之间的具有群体特色的行为和关系的社会基础，使得他们塑造文化共同性成为可能，并且能够将过往文化的共同知识加以传承。在哈布瓦赫那里，集体记忆从而表现为社会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及其结果。Maurice Halbwachs: Das kollektive Gedchtnis, Frankfurt/M. 1991; Maurice Halbwachs: Das Gedchtnis und seine sozialen Bedingungen, Frankfurt/M. 1985, P. 121. 德国东方学学者简·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集体记忆具有 “传播记忆”和“文化记忆”两种形式，前者主要是依靠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途径保持记忆内容的存续，后者则主要是以文字、符号以及物品作为介质来加以保存。阿斯曼围绕埃及古代文化对后者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的集体记忆的机构性结构形态是塑造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而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影剧院这类文化设施则是建构和传播集体记忆的重要公共机构。这两种记忆形式并不是彼此独立的系统，而是同一刻度尺上面的两个极端，其间存在着流动的过渡地带。Jan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ünchen 1997, P. 55; Jan Assmann, Aleida Assmann: Kollektives Gedchtnis und kulturelle Identitt, in: Jan Assmann, Tonio Hlscher (Ed.): Kultur und Gedchtnis, Frankfurt/M. 1988, P. 15. 以文化为条件的“集体记忆”的机构化的形态是赋予个体身份认同的手段，“每个想将自身巩固为那样的群体，都在为自己努力创造和确保那些不仅充当他们的互动形式的舞台，而且充当他们的身份认同的象征物以及他们的记忆的固着点的地点。”Jan Assmann 1997, P. 39. 博物馆就是这样一种地点，它是一种“代表地点和身份认同地点”，同时也是这种集体记忆的“文化客体化”Katrin Pieper: Resonanzrume: Das Museum im Forschungsfeld Erinnerungskultur, in: Baur 2010, PP. 194f. 在博物馆中总是有特定的文化产物被挑选出来，为了进行公开的保存和展示，并最终传承到后世。那些被公开展示的物品关系到特定的文化身份认同，而这些文化身份认同是受到社会的或者政治的承认以及支持的，与此同时，另外一些文化身份认同却无法得到支持和推动，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受到排除。其最终结果经常出现一种霸权性的优势性支配局面，并导致建构出一种主导型的文化身份认同，与此同时，那些居于相对劣势地位的社会少数派群体往往无力去参与和取得这样的文化身份认同。可参照Ivan Karp, Steven D. Lavine (Ed.):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1991; Ivan Karp, Christine Mullen Kraemer, Steven D. Lavine (Ed.):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1992.  

需要强调的是，像“集体记忆”或者“文化身份认同”这样的概念并不是可以加以度量的客观实体或者通过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能够可靠把握的客体。在本研究中它们更多是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历史事实情况或者客体性的话语性展示来加以理解和应用的，也就是说是被作为一种始终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进程中的“似客体”和一种“想象的文化实体”来加以看待的。 

II.福柯的话语理论和权力理论

在博物馆执行上述的建构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认同的职能过程中，其中的展览就是完成这种职能的基本手段。而在组织和设计展览的时候，总是有特定的博物馆收藏品优先受到展示和传播，同时其他的收藏品却会受到冷遇。从收藏库存中进行选择是博物馆日常工作中的组成部分，而把这种选择过程理解为随机产物将是非常幼稚的想法。策展人在组织每一次展览的时候都面临着同样的任务，一方面通过选择特定的展品来传达特定的信息，并且将这些信息置入集体记忆中去；另一方面则将那些“相对不重要的”信息加以忽略或者排除。而在这里的关于什么更加重要什么不重要的判断则经常是和政治和文化的价值观体系联系在一起的。通过选择那些优先考虑的展览形式和展览内容以及更为重视的目标受众群体，在展览的传播过程中就为建构文化身份认同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提供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按照福柯的理论博物馆机构也能被作为社会“排除系统”的一种变体来看待，Michel Foucault: Die Ordnung des Diskurses, Frankfurt/M. 2003, PP. 11-16.  即使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因为在每所博物馆里面都能见到典型的排除性现象，而且是在始终存在着的对维护“物品的禁忌”Ibid., P. 11. 的努力过程中。在不同的文化圈里面总有特定物品或者行为是由于特定的原因被当作禁忌来处理，并且被排除在公开的展示之外的。因此博物馆也属于产生福柯所说的那些社会排除系统的机构性基础，这些社会排除系统由“首先诸如教育、书籍、出版社、图书馆、学者社团以及实验室”这些由实践或者机构所组成的网络所加强和不断更新。博物馆也像这些机构一样对此施加着重要的影响，即如何“将知识投入一个社会，并且将知识加以评价、分类、分配和指派”。Ibid., P. 15. 

按照福柯的看法，这些社会实践都是为了控制和限制社会话语而服务的，因为“它们在话语与权力和渴求的相互作用中触碰到了话语。”Ibid., P. 17. 按照福柯的见解博物馆也被作为权力工具来加以使用了，并且通过文化来为确保统治服务。这里在博物馆机构中传播的知识在其习得、理解和使用中就被作为“内在的政治”来加以看待了。Sharon Macdonald: Museen erforschen. Für eine Museumswissenschaft in der Erweiterung, in: Baur 2010, P. 52. 根据福柯对于行政性的研究，博物馆的历史发展进程就具有一种两面性：一方面大众在民主化进程中通过开设博物馆能够进入和接触到新的社会领域；另一方面博物馆作为现代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纪律机构也参与到社会文明开化的进程中，在建构知识规范的同时也要求特定的行为方式，并且对那些偏离有约束力的良好行为社会准则进行制裁。Joachim Baur: Was ist ein Museum? Vier Umkreisungen eines widerspenstigen Gegenstands, in: Baur 2010, PP. 2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