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第一章  潘岳的家世背景与生平仕历

    第一节  潘岳家世故里考订

    第二节  潘岳生平仕历考述

第二章  潘岳的品行人格及其思想风貌

    第一节  潘岳的性格特征剖析

    第二节  试论潘岳的人品与文品

    第三节  潘岳思想风貌与其文学创作之关系

第三章  潘岳与“二十四友”

    第一节  “二十四友”集团性质考辨

    第二节  “二十四友”成员地域分布与其入选之关系

    第三节  克振家声的宗族意识：从士族门第看潘、陆附势心态之异同

第四章  潘岳诗歌研究

    第一节  潘岳悼亡诗论

    第二节  潘岳诗风源流考

    第三节  潘岳的五言诗与汉乐府民歌关系考

    第四节  潘岳诗歌中的“南方”意象

    第五节  潘岳诗歌考辨

    第六节  潘岳诗歌风格论

第五章  潘岳辞赋研究

    第一节  纪行大赋的成熟

    第二节  抒情小赋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节  辞赋创作题材之拓展

    第四节  潘岳辞赋考辨

    第五节  潘岳辞赋的风格特征

第六章  潘岳哀诔文研究

    第一节  潘岳哀诔文的主题类型

    第二节  潘岳哀诔文的风格特征

    第三节  潘岳的诔文创作观

    第四节  潘岳哀诔文写作年考

    第五节  潘岳哀诔文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第七章  潘岳“美男子”形象的审美接受

    第一节  潘岳之美与西晋社会审美风尚

    第二节  潘岳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分析

    第三节  鼓角横吹曲《洛阳道》曲辞本事与潘岳之美关系考

第八章  潘岳诗文的审美接受

    第一节  有关潘岳作品的模拟

    第二节  有关潘岳作品的引用

    第三节  潘岳作品被《文选》收录情况统计与分析

    第四节  历代评论家对潘岳作品的批评与阐释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导言

一、选题来源、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西晋文学（主要是指太康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它上承建安、正始文学，下启东晋、南朝文学，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但它“不同于正始文学的隐奥遥深，也不同于东晋文学的淡乎寡味。太康文学向前隔代继承了建安文学欲丽、尚丽之精神，但缘于时代风会而日益遗落慷慨风骨，袭故求新，以绮靡工巧相尚……太康文学向后又隔代遗传了其崇尚绮靡工巧方面的基因”。姜剑云：《太康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97—298页。该时期，由于新生政权呈现出短暂的稳定统一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与激起了渴望进取士人的奋发向上精神；而此时盛行的“名教即自然”的玄学思潮，在理论上消除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肯定了现存社会秩序和人的内心欲求的合理性，因而为中朝士人在积极追求事功的同时而又宅心事外、不婴事务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上浮竞与奢靡之风弥漫。文人们生活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化的特殊风气之中，士人群体的心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文学创作方面远离了建安文学的慷慨任气和正始文学的深邃哲思，是为了迎合炫博逞才的需要，崇尚实用，且转向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形式技巧方面发展，遂形成了轻快而华美的文学风格。潘岳、陆机就是这种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在西晋文坛上，潘岳往往与陆机并称，作为西晋文学的代表作家。对该时期的文学创作概况及作家品评，兹摘取古代文论之片断，引述如下。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左、潘、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作为西晋的代表性文人，刘勰列举了张载、张协、张亢、左思、潘岳、潘尼、陆机、陆云，并认为此时诗风“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评价了西晋文人追求纤细柔弱之美的风尚。钟嵘《诗品序》云：“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俱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其认为太康年间，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作为诗人相继而出，继承了建安时期之盛，“风”、“雅”传统未失，迎来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中兴。沈约《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论》云：“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遗响，采南皮之高韵。”其认为至西晋的元康年间，潘岳、陆机特立而出，其丽辞美文，音声有异于班固、贾谊，体式有变于曹植、王粲，并标举了其文学“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特征。《世说新语·文学篇》“简文称许掾”条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云：“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其认为潘、陆文学创作虽有质、文之别，而主旨取向并无大差异。

上述诸家评论都对西晋时代的文学特征作了概括性的总结，而这些评论是建立在以潘岳、陆机为首的西晋文人的文学创作基础之上的，这就涉及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准确把握。

潘岳的一生在西晋文人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荥阳潘氏自汉末建安以来就以文名著称。潘岳之妻杨氏，其门第更盛。潘、杨两家又与当时的阮（籍）、郑（袤）等家族有姻亲关系。阮籍乃当时的大名士，郑袤乃荥阳高门郑氏，社会地位很高。西晋时期是世家大族经济势力迅速发展的时期，门阀士族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晋书》卷五五《潘岳传》载：“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内史。”《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载：“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师所在，则曰尹。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可知潘岳父潘芘其职位虽为内史，而实际行太守之职。据《通典》卷三七所载《晋官品》，其时“郡国太守相内史”为五品杜佑撰：《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9页。；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定义世族为：“三代之中有二代居官五品以上者称为世族。”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又据汪征鲁先生《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三世以上为五品者，或父祖均为八公者，亦可划为高门。或父、或祖官位为六品以上二品以下者，均为低级士族亦即一般士族，简称士族。”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既然太守或内史为五品，就潘岳的父、祖所任职来看，可知潘岳出身于低级士族家庭（或称之为“小族”），陈寅恪先生在其著作中曾提到中古时期的“小族”，其《唐代政治史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其党派分野》云：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魏晋之际一般社会有巨族、小族之分，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则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惟一之标准也。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9—260页。

荥阳潘氏的家族状况符合陈先生所说的“小族”。潘岳的出身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使得他必须依附于当时的豪门贵戚，以求得在仕途上的发展和文学上的凭借。和其他大多的士人一样，潘岳在入仕之初就投身于当时权势极大的贾氏家族，先后任贾充司空掾、太尉掾等，贾充死后，又加入贾谧“二十四友”，他们随着贾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兴衰而与之共沉浮。当时几乎每一个文人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贵族、外戚、宗王纷繁而残酷的斗争中。这些斗争不仅对文人们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价值观失落的社会现实，他们要生存和繁衍下来，往往被迫作心口不一的表示，依违无间。他们作品中所表现的恬静、隐逸之思和追名逐利的躁竞心态往往同时存在，潘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通过对潘岳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的细致研究，可以窥探与潘岳有关的若干同时代人的事迹及西晋社会的具体状况。因此，对潘岳的研究，既具有文学价值又具有独特的社会学意义。此外，人们对潘岳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关“人品与文品”的争论一直贯穿潘岳研究中，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道德化倾向，加之西晋党争潘岳处在贾充一派，而今存的各种史料多是认同于反贾充派的观点，故不免对贾充及其党羽有丑化、诋毁之处，潘岳自然未能幸免。通过对潘岳生平事迹的详细考证和对其作品的细致解读，尽可能揭示一个比较完整而真实的潘岳。通过对历代诗话、赋话及相关著作中有关潘岳评价的梳理，可见六朝时期对潘岳的评价相当高，唐代基本上秉承六朝人的观点，总体上文选家很是欣赏潘岳的文采，评论家对潘岳也是赞誉多于诋毁；宋至明清时期对潘岳的评价开始出现逆转，批评之声始终不断，主要集中在人品与诗艺的不一致上，从对潘岳人品的否定进而否定其文学作品，总体来说是贬多于毁。对潘岳及其作品评价的差异，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因素又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因素，如不能全面考察，就会有失公允。本文针对潘岳的文学创作、生平仕历及其思想性格等问题，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补充薄弱环节，纠正一些偏见，力求通过全面考察西晋的社会政治、文人风气、士人心态对潘岳及其文学创作作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